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视野下的中华法系

当前，对中华法系的研究方兴未艾，越来越多的问题值得去探索与研究。其中，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视角进行审视可以发现，中华法系在世界五大法系中，具有唯一的一个古代世俗法系的地位、唯一的一个用非强制力途径形成的古代世俗法系的特征和中华法系的开放性有力证明了中国传统法律是开放法律的作用。这些问题都是中华法系研究中的重要问题。正确认识这些问题，有助于全面理解中华法系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对其深入研究，为复兴中华法系与传承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传统添砖加瓦。目前，除了面面俱到地论述，也需要通过拾遗补缺，深化对中华法系的研究。     

简论中华法系

"法系"是学术界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但并不是一个严谨的法律术语,而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学术概念。中华法系就是指以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为母法,在东南亚早期封建国家之间形成的一个影响广泛的法系。中华法系的母法,就是经数千年积累而成的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中华法系的子法系统,主要由封建时期的日本、朝鲜、越南等仿效中国古代法而建立起来的法律体系。     

中华法系解体下的日本因素

清朝末年,延续了4000多年的中华法系法律制度在沈家本主持的变法修律运动后完全解体了,中国开始了法律现代化的进程。总的来说,中国的法律现代化即从仿效日本,继受日本法律文化开始的。因此,日本对中华法系解体的影响尤为深远。本文主要简单概述中华法系的解体,论述中国从日本大规模移植法律的原因和途径,最后得出法律移植的实践价值和借鉴意义。     

中华法系的立法思想

中华法系是法制史上的概念,是中国封建社会法律和亚洲一些仿效这种法律的国家法律的总称。中华法系与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伊斯兰法系、印度法系一起总称世界五大法系。其中印度法系和中国法系已经解体。中华法系开始形成于秦朝(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6年),到隋唐时期(公元581年～公元618年)成熟。到清朝末年,在修律的过程中中华法系宣告解体,同时建立了中国近代法制的雏形。中华法系的立法思想是中国古代立法者及法律思想家对立法实践进行总结升华的结晶,同时又反过来指导影响中国自秦到清的立法实践。本文仅从中华法系的立法思想展开论述。     

中华法系的百年历史叙事

回顾中国现代法学的世纪历程,中华法系的历史叙事主要在进化论、民族论和法治论三种语境中展开。不同语境中的法史学者,通过将中华法系与其他法系相比较,揭示出了彼此有别的中华法系之历史面貌。在进化论语境中,中华法系因其古.老而落后,丧失了型构现实生活秩序的生命力,需整体性地予以批判和否定。在民族论语境中,中华法系因其系统性、连续性和民族性而独具特色,整理、发掘、重述其历史谱系,既有助于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力,也为重建“新中华法系”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前提。在法治论语境中,中华法系以其“治乱之道”和“良法善治”的血缘伦理身份内涵表明,在前现代社会中法律不可能获得型构社会生活秩序的权威地位。法制现代化是不同语境下中华法系之历史叙事的共同追求,中华法系研究的百年学术史,实质上是一部追求法治文明的中国现代精神史。     

儒学正义论与中华法系

"仁义—中道"结构的儒家仁学正义论是中国传统正义学说,其特点是家族本位的血缘伦理正义,主导着中华法系的法律正义。中华法系是一个"礼法"法系,"仁义"居于内,"中节"发于外,构建起"正当"和"适宜"的法律正义,在关于统治的合法性、科举取士、"中平"立法、"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定罪量刑原则、刑罚制度、"调处息讼"等方面都有正面的表现。传统正义学说和中华法系都处于根本性的转型期,应当也可以吸纳西方正义论的基本自由、平等、权利原则,其固有的正面价值是实现转型的积极资源。     

中华法系中“礼”“律”关系之辨正——质疑中国法律史研究中的某些“定论”

"中华法系"是在近代比较法研究中出现的概念,这个法系的核心价值观与根本制度是礼。但长期以来,学界在研究中将律作为中华法系的主干,而将礼束之高阁。有关礼的论述笼统而缺乏细致与具体,对礼在中华法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严重不足。正是这种几乎将礼摒弃在法研究领域之外的做法,使我们对中华法系产生了一系列误解。比如将"重刑轻民"、"以刑为主"归纳为中华法系的特点等等。在中华法系的制度构成中,律只是各种法律中的"一端",其地位与作用都远远不能与礼相提并论。但律在中华法系中确实又有其特殊性,这就是在礼的指导下,"律义"经历了一个由法而儒的演变过程。但这个过程恰恰证明了,在中华法系中占据主导与主流地位的是礼,而不是律。     

从法文化视角看中华法系的形成与影响

中华法系源远流长,泽被东西。中华法系的形成首先依赖于中华文化圈的形成,中华文化圈的形成和封建法典儒家化的完成都是在唐代。中华法系的基本精神乃是礼法结合,在重视法律的基础上,重视道德的作用,终极目的乃是致力于建立“无讼”的和谐社会。所以中华法系的精神和法律文化值得现代世界各国探究和借鉴。     

新中华法系的诞生?--从三大法系到东亚共同体法

中华法系曾以其独特性屹立于世界法系之林,虽然它在清末就基本解体了,但它数千年积淀下来的法律传统和观念,对东亚诸国的影响仍是深刻的.近年来,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既反映西方法律传统,又符合东亚诸国利益及其历史文化传统的东亚共同体法开始形成.新世纪的东亚共同体法是一种全新的法律体系,不能将其简单地看作中华法系的复兴,它是中华法系死亡之后,在更高层面上的一种再生,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其称为新中华法系.     

从另一角度审视中华法系:法家法律文化的传承及其评判

法家法律文化是中华法系的法律文化基础,从战国时期直至清末,借助中央集权的官僚制与秦汉律令学得以在中华法系中传承。可分为优性、劣性、中性遗产三种类型,区别对待。在依法治国的今天,不能割断历史的联系,应该客观地审视、批判地继承法家法律文化,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文化。     

当代中国法律体系的反思与重构

鉴于当代中国法律体系理论和内容存在着众多的不足和缺陷,联系市场经济和法律全球化的现实需要,有必要重新构建一种具有现实解释力和时代活力的新的法律体系理论。并以此为基础,以法域为标准,以私法、公法、社会法、国际法为基本元素重塑我国当代的部门法体系。     

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经济法制

和谐社会是人类奋斗的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离不开法制建设,其中经济法制通过协调私人与社会、市场与政府、效益与公平的矛盾,通过促进和维护市场公平自由竞争,通过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秩序,有效地促进、建设和实现着和谐社会的目标。     

平安中国的法治保障——以防灾减灾的法体系、法规制及法衔接为视角

我国属于自然灾害及安全生产事故频发的国家,而近年来我国为了有效预防以及应对自然灾害及安全生产事故订立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规范的订立为政府及相关部门有效的预防及控制灾害提供了法律依据及法律手段。作为防灾减灾的法规范需要依托一个有效的法律体系来相互支撑,形成基准法和特别法之间的配合,法体系构建中需要注重法的有效规制功能,以及法体系之间的配合与衔接。     

法治系统工程20年(上)

本文展现了２０年来法治系统工程在中国发生和发展的概貌,它向读者传递了这样的信息：作为一种现代思维方式,法治系统工程正日渐影响着中国的法学研究;而作为一种现代化的组织管理技术,法治系统工程正日益广泛地融入中国的法治实践。     

反思中国法律发展的方法论立场

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研究立场只有回归到中国的法律实践中来,只有在准确认识法律实践的基础上并深度结合法律制度的理论与结构,才能提炼出有关中国法律发展的理想图景;这样,有关中国法制现代化问题的研究,才能够建立起符合中国实际的法律发展理论并进而为中国法律的发展选择一条合适的道路;并且,中国法制的现代性才能够体现中国法律发展的主体性并自如地参与到世界法律发展的运动中去。当然,也正是因为此,中国较之于西方,才能够由依附关系转换为自主关系,而与此同时,西方较之于中国,才会由强制性的支配关系,迈向互相尊重、互惠共存的平等关系。     

美国行政执行法律制度

美国的行政执行制度有着迥异于其他国家尤其是大陆法系国家的理解而具有更为宽泛的内涵。该制度的有效实施决定了美国行政机构两大行政职能———制定规则和行政裁决的充分实现。     

完善我国现代物流法律制度的理论思考

我国现代物流处于起步阶段,物流法律制度的弊端成为制约现代物流发展的瓶颈。物流的国际化、现代性、系统化和规范化均要求完善我国的现代物流法律制度。要按照现代化和适当超前性的原则,出台现代物流发展的全国性产业规划和物流标准体系,整合、废除、修改和补充现有的法律法规,构建合理的物流法律制度。     

论农村法律援助制度的构建

法律援助制度是保障人权、维护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手段。建立健全农村法律援助制度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要条件,我国非常有必要建立农村法律援助制度,而且在当前形势下有很大的可行性;尽快构建农村法律援助制度是目前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当务之急。     

我国经济法治系统工程研究的世纪走向

在 15年以后的今日 ,回顾和思考当年的研究成果 ,试图使 2 0世纪 80年末诞生并曾热过的新事物 ,在 2 1世纪得以弘扬 ,走向成功 ,这是本文写作的初衷。本文论述了经济法治系统工程研究的巨大意义 ,探索其研究的可能性与可行性。研究思路与方法分为三个层次 :法律法规的检索系统、法律专家系统、建立整个法治系统工程     

法治是反腐倡廉之本

本文提出反腐败是个法律问题,并从腐败的特点和规律、我党发展的历史经验,以及从我国国家和法的性质上阐明了法治是反腐倡廉之本。所以说:腐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反腐败的方法是否正确,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态度,用正确的方法,腐败问题就一定能够解决。既然反腐败是个法律问题,我们就应当用法律手段来解决,也就是要依靠法治反腐败。因“法治”能从根本上预防、限止和杜绝权力的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