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制约视角下的村官腐败治理机制

十八大提出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既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也为健全和完善我国反腐败权力制约机制提供了改革的方向。在对我国村官腐败的现状及原因进行深入思考的基础上,提出治理村官腐败应以权力制约为视角,构建村级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机制,从而真正形成以权力制约为核心的反腐败权力制约机制,健全基层治理结构。     

完善农村基层治理机制的思考

为加快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着力破解“三农”问题,成都市在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同时,大胆探索新型农村基层治理机制。村级自治架构改革的核心和方向应该是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分离、相互制衡。在村级组织中,村（居）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拥有最高决策权和监督权;村（居）民代表会议是日常决策机构,其他的村级组织都应该在这个框架内进行自治权力的分割和制衡。     

行政化与村民自治能否兼容？——一个基于“内部人控制”理论的分析框架

利用内部人控制理论对村级组织进行的分析表明，从形式上看，村庄内部不缺乏监督制度，但从实际效果上看，村庄治理结构中存在内部监督失效的可能性。近年来，经济发达地区把村干部作为政府官员来管理了：在再造村干部激励系统的同时，还重新设计了监督约束机制，包括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和巡查制度在内的反腐制度开始向基层延伸，村干部退出机制也在探索中。在传统农村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中，村民自治“当地人治理当地人”的模式所依存的经济、社会基础正在成为历史。发达地区“有限村治”的尝试表明，乡村治理结构改革应超越行政化与自治化对立的思维。     

国家治理中的权力法治：张力与调适——基于功能性分权的视角

权力法治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核心逻辑与底层架构，其根本要义是实现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和监督。权力法治化的过程嵌入在国家治理之中并与国家治理的多重逻辑产生着张力，由此形成了权力法治的实践困境。这些张力体现在四个方面：依法行政与指令式治理之间的张力，纵向制约监督与组织联盟之间的张力，横向制约监督与组织依附之间的张力，制约监督机制的稳定性与政治统合逻辑之间的张力。破解这些张力，需要着眼于国家治理的体制特征和内在逻辑，建立和完善以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为对象的功能性分权体系。     

村务管理需要“阳光”

九湾村探索运用“五权”模式管理村务，切实改进农村工作领导方式，创新基层工作方法，全力打造村务管理“阳光工程”。“五权”模式即强化村党支部的领导权，规范村民会议的决策权，落实村委会的执行权，     

村级组织生产服务功能：产业发展与村庄治理

实现乡村振兴中的“产业兴旺”目标需要建立在村级组织与小农户深度联动的基础上。本文通过一个农业型村庄茶产业发展的案例，探究村级组织在村庄产业发展中的经营逻辑及其产生的治理效果。研究发现，村级组织在规划和调整农民茶叶种植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生产服务功能”成为描述其组织角色的集中式概括。在发挥生产服务功能的基础上，村庄产业形成了一定的经营效益，也实现了村级治理的良性运行。村民主体性、村级组织的权威和动员能力、村级治理能力得到了增强。在乡村振兴中积极发挥村级组织的生产服务功能，是重建乡村社会利益关联机制、调整农业生产方式的重要方向和可行路径。     

村级组织生产服务功能：产业发展与村庄治理

实现乡村振兴中的“产业兴旺”目标需要建立在村级组织与小农户深度联动的基础上。本文通过一个农业型村庄茶产业发展的案例，探究村级组织在村庄产业发展中的经营逻辑及其产生的治理效果。研究发现，村级组织在规划和调整农民茶叶种植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生产服务功能”成为描述其组织角色的集中式概括。在发挥生产服务功能的基础上，村庄产业形成了一定的经营效益，也实现了村级治理的良性运行。村民主体性、村级组织的权威和动员能力、村级治理能力得到了增强。在乡村振兴中积极发挥村级组织的生产服务功能，是重建乡村社会利益关联机制、调整农业生产方式的重要方向和可行路径。     

我国政治与行政关系探析--兼论古德诺的政治与行政二分理论

古德诺认为政治与行政二分既是必须的，又是相对的，二者相互协调，目前我国尚不具备政治与行政二分的现实条件，用“一分为三”的哲学命题能够正确解读我国政治与行政二者关系，寻求二者的整合是弥补政治与行政浑然一体格局的有效途径。     

地方治理兴起的动力体系研究——中西方的比较

“地方治理”是西方政治社会长期孕育、发展的结果，是建立在一定的根基之上的，其直接的动力是全球化、分权化、信息化的发展，而最终是由地方政府具体启动的。“根基”、“动力”与“启动”组成了地方治理兴起的动力体系。     

深圳：“行政三分”再造政府——政改试管：深圳市府细节曝光

以经济发展、城市发展、社会发展三大体系为基础，设立最少三个决策局；成员以政府外围专家为主，下设不同的执行局；与此相配套，建立三至五个公共行政管理系统，监察局和审计局作为监督部门直属市长管辖：“行政三分制”的核心在于“决策权在决策局，执行权、审批权在执行局。”     

从制度嵌入到制度内生——村民自治背景下党的基层组织功能转换的实证研究

继包产到户、乡镇企业之后，在体制结构最末端、政府介入最薄弱的节点上，群众的意愿与基层的智慧催生出了“村民自治”。在稳健改革背景下，中国共产党迅速跟进，设计、领导了农村新的政治发展，村级自治的轮廓逐渐明晰。其间，党组织在农村治理中所起的核心作用毋庸置疑。但依赖制度安排、依赖行政权力的痼疾，仍然困扰着村级自治中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行政决策分散化:行政分权下的中国政府决策——基于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政府决策权的考察

建国后至今,为了适应经济体制的发展所进行的政府分权改革,对我国政府决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国政府纵向分权导致了行政决策权的"下移",而政府横向分权导致了行政决策权的不同分配。由于政府分权扩大了行政决策主体的范围,形成了行政决策主体的社会化趋势。这种决策的分散化使得政府决策更具有灵活性和高效性。作为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必然选择,行政决策分散化符合现代行政决策的发展要求。     

乡风文明建设中的村级治理结构及其效能——基于宜都市罗村“人情风”整治的历时性考察

行政与自治是开展乡风文明建设的两种基本工具，其不同组合方式生成了行政支配型、自治主导型、行政适配自治型三种村级治理结构。基于罗村“人情风”整治实践考察发现，行政适配自治型治理结构因基于村民同意的内生性公共规则能够获得权威基础，“共识+强制”规则嵌入能够获得普遍约束力，村民间的弥散化问责能够最小化治理成本，从而实现治理效能最大化。实践表明，治理人情异化现象并不必然以国家在场作为前提条件，乡村自主生产的公共规则可以部分约束人情内卷化困境，而行政力量适时嵌入则可以进一步提供规制权。在实践中，要通过处理好村民公共性与行政嵌入的关系，找回乡村主体性。通过行政与自治力量在乡村场域中的有效互动，形成行政适配自治的善治局面，从而最大化基层乡风文明建设效能。     

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制度建设与基层民主治理秩序重构——基于浙江经验的考察

后税费时期，在国家权力退场和乡村社会规则弱化的背景下，作为基层民主实践的富人治村带来了村庄政治排斥和村级治理公共性弱化的后果。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制度建设和规则供给的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路径，塑造了村级民主选举的规范化、村级权力运行的标准化、村级民主监督的制度化，重构了富人治村模式下村级治理的规范性和公共性，促进了乡村治理体系完善和治理能力提升，增进了基层民主。在乡村社会分化和治理转型过程中，国家对基层民主治理的制度体系建设和规则供给能力的增强，制度建设和规则下乡为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的互动提供了有效的路径保障，为推进基层民主建设和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路径借鉴。     

乡村治理中的“包干责任制”及其影响

伴随国家治理重心下移,基层治理任务增多,"包干责任制"成为村级组织化解治理压力的重要机制。村级组织内部通过关系型包干、参与式督办、积分制考核与多重化激励等机制保证了治理任务的落实和治理压力的纾解。"包干责任制"实践也带来行政任务社会化和社会事务行政化的乡村治理结构性矛盾,需要乡村治理的技术性与社会性平衡。在理论层面,"包干责任制"是对乡村治理机制研究的丰富,有助于研究者透过此窗口进一步洞悉村级组织运作的内在机制。"包干责任制"虽有行政包干制和目标管理责任制的痕迹,但其表现出的主体间非契约性关系、权力相对集中、关系型包干、过程干预和多重激励等特点,说明其并非是行政包干制和目标管理责任制在乡村治理场域的简单复制,而是具有乡土特色的治理创新。     

党内权力的功能定位与科学配置初探

党内权力按照功能定位可以划分为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科学配置党内权力是根据不同权力的功能定位合理配置，通过分权、制衡和协调三原则以实现权力的正确有序运行。当前，党内权力在功能定位与科学配置中存在着党代会权力被虚化、党委会权力被强化和纪检委权力被弱化等“三化”现象，要推进党的廉政建设必须从落实党代会的最高职权、明确党委会的权限和强化纪检委的相对独立性等方面加以改革和完善。     

村庄“中位达标”治理的逻辑及影响

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是制度化建设，对制度构建下的村治样态分析，可以在村庄事务的制度化治理视角下展开，考察制度规范对村级组织和村干部治理行动的影响。受制度建构负外部性成本与责任“硬约束”等因素的影响，村治实践多呈现“中位达标”治理样态，而非已有研究提出的“竞标”治理或“底线”治理。村庄“中位达标”治理追求的是不冒进、不落后、不过度负累的中间位置排名，具体表现为常规且无量化要求事务的规范对标、常规且有数量要求事务的量化平衡，以及中心工作与重点工作的差异化作为等，遵循的是一种分类达标策略。“中位达标”治理既可能带来村庄治理的“工具主义”问题，又在一定程度上形塑着其向“实体化”治理转型。为保证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平稳有序以及弥补“工具主义”治理缺陷，需要推动制度的价值理性、工具理性与基层治理实践的有机融合。在理论层面，“中位达标”治理为当前村治实践提供了新的经验参照，也为学界思考技术治理、政社关系等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政治与行政双重视野下的行政自由裁量权

分析政治与行政二分理论的基本内容，以及在该理论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影响，即政治视野下的过度规制，行政视野下的过度滥用，可以提出：应该在政治与行政双重视野下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在避免过度规制的同时加强行政伦理建设。     

大部制改革需要把握的几个问题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明确指出，大部制改革要“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要求，紧紧围绕职能转变和理顺职责关系，进一步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规范机构设置，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完善行政运行机制”。笔者认为，大部制改革是政府改革的重头戏，必须稳妥推进，处理好改革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分权制衡原则的历史演变及当代启示

分权与制衡原则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它源于古代西方政治思想,直至近代才作为重要的政治原则得以确立和完善。美国在政治实践中贯彻“双重分权”和“立体制衡”的模式,成为推行分权制衡原则的典范。在当代中国,不仅政府组织可以批判性地借鉴分权制衡理论成果,而且在执政党党外监督方面同样可以吸纳其思想精髓,关键在于要正确处理行政效率与分权制衡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