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感知何以影响政治信任——国家认同的中介作用和威权人格的调节作用

腐败感知不仅能直接影响政治信任,也能通过国家认同的中介作用对政治信任产生影响。此外,威权人格不仅抑制了腐败感知对国家认同的负面影响,也缓和了腐败感知通过国家认同的中介作用对政治信任的负面影响。本研究揭示了腐败感知影响政治信任的内在作用机制,为坚持反腐败斗争不动摇、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和巩固执政基础提供了实证依据。     

维吾尔族大学生媒介接触水平与文化认同实证研究

通过对维吾尔族大学生的媒介接触水平与文化认同情况进行实证研究得出,其汉语媒介接触水平高于本民族语言媒介接触水平。维吾尔族大学生的汉语媒介接触水平对本民族文化认同,对汉语认同、汉族历史的认知、汉族习俗和思维的认知与情感有显著影响;其本民族语言媒介接触水平对本民族文化认同,对汉族历史认知、汉语认知、汉语情感等有显著影响。为了促进其对汉族文化的认同,建议提高维吾尔族大学生接触汉语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电影等媒介的水平,提高其接触各类媒介的娱乐节目(内容)的水平,并促进其多接触此类媒介。     

北京大学生村官媒介使用状况及对策研究——北京顺义某镇为个案

大学生村官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基于对北京顺义某镇大学生村官的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本文发现北京大学生村官在媒介应用方面具有优势,即技术应用先进,文化诉求较高,能够有效服务工作与生活.问题在于,群体受到外来文化影响颇深,中国传统文化认同、国家认同、城市认同和农村认同感还有待提升.本文认为,从新农村建设角度,大学生村官要在政策帮扶下主动打通并拓展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媒介通道,丰富乡村传播内容;从村官管理角度,为保障大学生村官可持续、高质量服务农村建设,需进一步提升村官媒介素养.     

阶层认同在媒介使用与公共服务满意度间的双重角色——基于CGSS2015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旨在研究中国大陆居民的媒介使用对政府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并探究居民的阶层认同在二者关系中的作用。本文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15),对9619份问卷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阶层认同在大众媒介使用和政府公共服务满意度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而在互动媒介使用与政府公共服务满意度间发挥遮掩作用;大众媒介使用、互动媒介使用与阶层认同皆呈正相关;阶层认同与公共服务满意度呈正相关。该研究说明不同类型的媒介使用都会提升居民的阶层认同感,即我国的媒介环境在塑造居民整体较高的阶层认同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信任研究——以厦门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分析为例

本文利用厦门市农民工调查数据研究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信任。文章基于因子分析将社会信任分为亲密信任、熟人信任和一般信任三个不同的维度,通过分别建立多元回归模型的方法考察了农民工的社会交往、心理认同、公共事务关注程度以及城市适应等因素对社会信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对其社会信任具有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越高,他们的社会信任度也越高。     

微空间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及其防范体系构建

微空间是指以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等新媒体为媒介的信息交流平台。作为用信息符号展现现实世界的媒介空间及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微空间在提高国家意识形态认同、增强国家意识形态辐射力等方面为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巨大机遇,同时微空间的治理缺位也给国家意识形态建设带来了严峻挑战。为此,我们要正确评估微空间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双重影响,探讨微传播背景下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方式、机制与现实路径。     

论国家电视文化安全的一体两面

国家电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国内和国际两个向度。对国内而言，电视所营造的拟态环境不仅促进了人的社会化，也导致了各种偏见的形成，并进而影响到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对国际来讲，电视是展示本国的窗口，既塑造了国家形象，也可能强化了刻板印象。当前媒介帝国主义更是直接威胁到国家的文化版图和文化主权，因此应把电视文化安全提高到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来认识。     

时政亲和、媒介使用与网络青年的政治信任

基于2232份青年的网络调查的数据分析,对青年政治信任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发现:第一,青年政治信任水平处于一般水平.对中央的信任度要高于基层信任的,这一结论符合“央强地弱”的政府信任结构.第二,部分时政亲和因素对青年的政治信任有积极作用,部分时政亲和变量对青年的政治信任有消极作用.第三,青年越多地使用官方媒介来获得时政信息,政治信任就越高,越多使用不正式渠道来获取时政信任,政治信任就越低.第四,时政亲和对青年对中央机构的信任和基层机构的信任的影响存在差异.警惕网络媒体中过多的不良信息对青年政治社会化的影响,要充分发挥官方网络媒体的平台积极传播正能量,提高青年的政治信任,为青年的政治社会化提供更好的网络平台和社会环境.     

大学生的政府信任度及其结构模型初探——基于上海市五所高校的问卷调查

文章基于对上海市五所高校的问卷调查,对大学生的政府信任度进行了测评,并探索了大学生政府信任度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结构模型。研究发现,大部分大学生“基本信任”上海市政府;与大学生的政府信任程度显著相关的因素有：年级、媒介信息量、媒介评价、绩效满意度、勤政廉政满意度、政府言论可信度评价、政府管理民主化满意度。这些因素或强或弱,或直接或间接,或作为自变量或作为因变量,与政府信任度之间发生着关联,形成独特的结构方程模型。     

社会经济地位、民主观念与政治信任——以上海为例

对政治信任的研究主要有理性主义和文化主义两种理论取向。基于上海市的实证调查数据,通过因果模型检验了社会经济地位和民主观念在解释政治信任来源中的作用,研究发现民主观念对政治信任的直接作用和中介作用在不同的年龄群体中有较为明显的差别。具体来说,上海居民的政治信任主要取决于对民主观念的认同程度和对社会冲突的认知状况,民主观念在政治信任和社会经济地位两个因子之间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青年群体的政治信任更多地受到社会冲突认知和民主观念的影响,而社会经济地位更能够改变中老年群体的政治信任。这反映出文化主义在青年群体中对政治信任的解释力更强。     

宗族认同、政治信任与公共参与——宗族政治视阈下的农民政治信任

宗族规模的大小不仅影响族群认同及族人之间的信任感,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民政治信任。在对高层政府的信任方面,大姓和小姓家族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而对于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小姓家族却表现出较高的信任度。从根本上讲,农民政治信任的宗族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对宗族的排斥态度所导致。因此,增强农民对政府的信任感,亟需在国家(政府)与宗族之间形成较稳定的沟通和协商机制,从而构建体制性力量与社会性力量之间的和谐局面。     

提升公安高校大学生媒介素养问题的思考

公安高校应重视大众传播媒介对学员的负面影响,开展形式多样的媒介素养教育,引导学员认清大众传播媒介的双面作用,树立正确的媒介观念,能够正确利用媒介提高自身素质。     

跨境民族地区大学生国家认同实证研究——基于五省高校的问卷调查

采用自编问卷对我国跨境民族地区五省高校的720名在校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总体情况及其影响因素做了系统调查,发现跨境民族地区大学生国家认同度普遍较低,在影响大学生国家认同的因素中,家庭、学校和社会三方面的因素与国家认同呈正相关,且相关度较大,其中学校因素影响非常显著,其次是家庭因素,最后是社会因素。国家认同教育是强化国家认同、国家建构的核心力量,欲消弭跨境民族地区大学生的国家认同危机,有效提高其国家认同度,就需处理好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关系,构建家庭、学校、社会三维一体的教育网络体系,以实现跨境民族长治久安、和谐共生。     

中国公民眼中的国家治理:能力与绩效评估——基于2002年和2011年两次全国性调查数据

从前后十年间两波全国性问卷数据的分析表明,在多数民众眼里,国家治理的能力与绩效危机并未显现。民众对于国家治理能力的评价普遍较高,但"央地差"明显;而对社会治安、公共服务、经济形势、民众生活保障等四个方面的治理绩效,民众的评价也总体良好。回归分析表明,政治情感和政治认同对我国公民评价国家治理均有显著影响。不过,公民的政治情感对于政府信任和官员信任之间存在着"区隔",政治认同在制度认同和制度能力认同之间也存在着"区隔",前一"区隔"反映了当下中国"官民对立"的现实以及中国政治传统中"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文化传统,后一"区隔"则反映了民众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矛盾心理。     

青年网络信任现状与发生机制

网络信任是指网民对网络空间的人、事、物、组织、制度等可靠性的预期。青年是网民的主要构成群体,研究青年网络信任可窥全貌。基于网络问卷调查,结果发现:总体而言,青年的网络信任处于较低水平。具体而言,网络人际信任存在"差序格局";网络社区信任存在"结构特征";网络制度信任存在"水平滞后"。网络人际信任的发生机制是现实人际关系的维系和强化,网络言行的持续互动,受信者对施信者的情感认同。网络社区信任的发生机制是第三方专业信息和知识的传递,网络有序参与程度和频率的提高,使用网络时间和经验的累积。网络制度信任的发生机制是网络空间规制更加规范,网络失范行为受到威慑,网络媒介素养不断提高。     

腐败治理对民众政治信任的影响分析——一个准自然实验

基于党的十八大后反腐败斗争在各省份取得的效果差异构造准自然实验设计，为理解宏观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下个体社会政治价值感知的变动逻辑提供了窗口。使用2012年和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两期平衡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DID）进行政策效应评估，实证考察腐败治理对民众政治信任的影响及其群体性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腐败治理显著提升了民众的政治信任，反腐败力度越大，对民众政治信任的促增效用越强；（2）群体差异性检验发现，腐败治理显著提高了低收入群体的政治信任，但对高收入群体的影响微弱。上述研究发现表明，腐败治理对政治心理产生了积极效应，夯实了国家治理的民众政治信任基础。而且，腐败治理不仅能够在整体层面提高民众的政治信任，还可以缩小低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间的政治信任差距。因此，实务工作层面，应着力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关注腐败治理过程中低收入群体的利益。     

西部落后地区农民政治信任影响因素分析——以贵州A、B两村调研为资料来源

通过在贵州A、B两村设计问卷进行抽样调查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贵州农民政治信任状况总体不错,但农民普遍存在差序政治信任,对高层政府的信任比基层政府要高;政府执政水平对农民政治信任有一定作用,政府的经济绩效提升了农民政治信任,但政府工作能力、为民服务精神、工作作风都还有待提高;农村传统文化对农民政治信任有一定促进作用,但农民对不同传统文化的认同程度有显著差异,农民的国家和集体意识比较强烈,封建文化意识明显削弱;农民政治效能感能促进政治信任的形成,农民的政治效能感与农民对经济收入的公平感之间存在一定的线性关系;农民参与公共事务可以促成政治信任提高,农民更积极参与同自身利益相关的公共事务。     

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兴起根源初探

民族主义既是一种思潮,也是一场运动。冷战结束后,此起彼伏的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席卷全球,成为影响当今国际形势安全与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兴起的原因,从国际体系层次来看,是冷战格局的解体和不合理的国际经济体系的负面影响;从国家层次来看,是有关国家民族政策的失误、历史遗留问题的后遗症和外部势力介入造成的不良后果;个人层次的原因是以个人认同为基础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发生了不利于国家稳定的变化。     

政治信任、社会资本和善治——全球视野下国家善治集聚现象的探索性空间分析

善治是衡量一国和地区绩效的重要指标。笔者以2002年至2009年间全球53个国家和地区为研究对象,首先对政治信任、社会资本与善治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然后对政治信任、社会资本与善治的空间自相关性和空间相关性展开探索性空间分析。本文将善治分布的空间集聚因素纳入到善治分析理论,证实了政治地理学者对空间因素在比较政治研究中的重要性判断。研究发现上述国家和地区的善治空间自相关性逐渐增大且趋向稳定;基期的政治信任、社会资本与邻近国家和地区现期的善治水平具有跨期影响。这一结果强调了协同绩效是缩小区域绩效差异和提高善治水平的重要手段。最后,文章从区域绩效的目标、合作、预警和协同提出政策建议。     

政府信任媒介的信任建构逻辑及其获得机制建设——基于乡镇政府的考察

政府信任媒介主要包括日常话语、接触、民众参与和文化符号.它们分别通过代表正向效应的“街谈巷议”和代表负向效应的“流言蜚语”两种方式,旁观-过渡-决策三种类型、认知-情感-态度-评价四种政治文化,来建构和影响村民与乡镇政府之间的信任.为了使政府信任媒介能够对政府信任发挥正能量的作用,我们的制度系统应该建立三种信任获得机制:一是乡镇政府信任的压力机制；二是乡镇政府信任的动力机制,三是乡镇政府信任的评价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