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域理论视角下的社区治安建设

社区治安建设具有"整体化""混合化"和"模糊化"等特点,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对于社区治安多专注于社区或治安之上,存在研究视角不够开阔和对社区治安重要价值认识不足等问题。运用"场域"这一社会学理论工具,可以深入分析社区治安参与和内部亚场域,构建出社区治安权力场域、信息场域和舆论媒介场域。社区治安场域概念的提出为今后的社区治安研究提供了新的社会学研究视角和分析工具,社区治安内部亚场域的构建为当前实践问题提供了相应对策,为实践建设提供了理论参考。     

互联网时代的公安舆论引导

互联网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公共话语空间和重要舆论策源地,成为包容＂体制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的巨大场域。一些在＂体制舆论场＂中不能传播的信息有可能在互联网中传播,并迅速形成舆论。互联网时代的公安舆论引导要树立现代传播理念,用更加开放的理念理解新闻、对待媒体,以诚信的姿态应对负面报道,以更加平民化的视点和时尚化的感觉关注网络与引导舆论。     

新一轮改革“舆论场”形成探析

当下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如何凝聚共识深化改革是社会舆论的热点。中央领导有改革的决心、政府部门强有力的推动、社会大众的广泛参与是中国新一轮改革"舆论场"的形成背景。主流官方媒体自上而下宣传改革,抢占舆论制高点;"民间舆论场"自下而上进行改革诉求,网络围观倒逼改革;"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高度融合凝聚改革共识,创造了有利于"改革舆论场"的传播环境。"改革舆论场"具有鲜明的特点:新媒体深刻改变舆论传播格局;政府牢牢掌控舆论导向;双向互动畅通社情民意。     

南侗"嘎老"传承的当代变迁及其文化意义

本文讨论的是一种南侗民间的重要歌种--嘎老--在当代语境中呈现出的传承变迁现象.文章以"乡间"、"学校"及"舞台"这三种场域来概括当代嘎老传承的主要方式,并试图解释民间歌唱传承方式变迁中所蕴涵的音乐与文化意义.     

警惕微信舆论场中的“舆论暗潮”

微信舆论场的引导面临着引导主体不明确、信息源的不确定性、信息繁杂等方面的困境。要有效引导微信舆论场,政府和主流媒体应积极建立微信平台,占领微信舆论场高地;必须明确引导主体,健全微信舆论场信息监管机制;必须注重发挥微信"意见领袖"的作用。     

从围观到失序 “吃瓜”舆论场的“次生舆情”形成与演化

网络中的"吃瓜"舆论场已经成为公共议题讨论、公民社会参与、网络集体行动的一道社会景观。社会情感传播和信息级联效是推动"吃瓜"舆论场形成与演化的两个底层因素;"吃瓜者"的围观行为衍生出社会参与、社会动员、内容生产及话题迁移、网络暴力和舆论审判等一系列次生影响,使舆论场变得更加具有不确定性;治理舆论危机应着眼三个层面:通过知识传播弥合参与者主体的"知识沟",通过构建主体之间的对话机制达成多元共识,通过构建网络公共秩序的底层生态打造协同共生、有序参与的舆论空间。     

“公共空间”形成的社会条件及价值意蕴——基于我国民国早期历史为中心的分析

作为国家和社会关系结构中"公共空间"理论,实质在于揭示政府与民众的政治生活,即社会通过公开的讨论与批判而形成公共舆论,从而强化国家活动的民主色彩,它反映了国家与社会力量变化状况及国家政治制度民主性,并赋予公民充分的政治参与权利及保障。中国历史上的民国时期最早进行了民主的政治实践,那么那段历史时期围绕公共事务的治理,是否具备了多主体参与政治和批判的公共场域?本文力图根据公共空间理论,剖析民国早期不同政治势力的历史活动,及有利于公共空间形成的政治条件,得出民国时期的"公共空间"雏形已经初步形成的结论,并揭示它对于民主政治发展的意义。     

场域-惯习理论:青少年犯罪成因的新视角

布迪厄场域-惯习理论围绕场域、惯习、资本三者的互构关系形成理论建构,青少年犯罪也是青少年所处场域、惯习型塑、资本积累三者共变中行动者偏差策略选择的结果,因此布迪厄场域-惯习理论与青少年犯罪存有深刻的逻辑契合。基于布迪厄场域理论视角,着眼于青少年所处的多重关系构型,通过对"云南大学马加爵案""湖南邵东少年杀师事件""黑龙江肇东少女弑母案件""药家鑫案"的逻辑分析,深刻阐释青少年所处的学校场域、家庭场域、社区场域及这些场域联动下的青少年犯罪成因机制,最终发现场域与资本的互动构成了场域的竞争机制和场域参与者的权力大小、位置高低等差别。这种场域中层级化的区分必定会给场域之中的青少年以竞争压力,位置低的青少年受到倾轧,位置高的则会面对自己权威被侵犯的境况,两者造成的压力在长期的积累和得不到疏解的情况下,场域与惯习的互构会引导着青少年主动选择极端手段进行发泄,青少年犯罪便由此产生。     

突发事件中的舆论博弈机制研究

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突发事件呈多发趋势。重大突发事件普遍伴随着高强度的舆论交锋,媒体舆论甚至影响突发事件的进程和走向。从博弈视角对重大突发事件的舆论博弈机制进行研究发现,中国突发事件的舆论走向是多方力量博弈的结果,包括传统媒体内部的舆论博弈、新媒体内部的舆论博弈、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舆论之间的博弈及国内媒体与国外媒体间的博弈。当参与舆论博弈各方的力量处于相对均衡状态,舆论场域整体稳定,舆论博弈处于安全区域;当参与舆论博弈各方的力量对比失衡时,就会发生舆论危机。未来突发事件的舆论博弈将愈加激烈,应加强关于突发事件舆论演化规律的理论研究和关于突发事件舆情监测信息系统软件的研发。     

公共参与的历史流变:国家与社会关系视界的论证

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结构在某种程度上预制着公共参与的历史实践。考察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张力,大体循着国家与社会的"高度重合→相对分离与对立→国家向社会回归"的逻辑嬗变,与之相伴,分别呈现出总体性社会、个体化社会和社会再组织化的社会结构状态,公共参与亦呈现出异化虚妄型、内爆私域型和有机互动型的历史流变。     

网络谣言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危害及其治理

全媒体时代的网络谣言与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具有内在的相关性。在网络舆论场域，网络谣言呈现出谣言传播强效化、谣言目标普世化、谣言界定多元化、谣言内容政治化等新特质。全媒体时代网络谣言对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建构带来严峻挑战：与主流意识形态功能的“分离”，离散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使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消隐。为了守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我们应从技术、道德和制度三个向度强化工作，从根本上守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     

场域理论与新时期文艺学知识生产问题的反思性研究

当前,关于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反思性研究正不断深入,其"问题群"的核心指向新时期文艺学学科的知识生产问题。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作为一种凸显实践性的社会学考察分析范式,为文艺学学科的反思性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野。解析和应用场域理论,可以启示我们从文艺学场域的社会-历史分析、内部结构功能分析等入手,从反思社会学的学理逻辑上梳理、分析文艺学学科知识生产状况和"场域化"过程,为重审本学科的合法性、确立今后的发展走向等提供参照。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流动人口社区治理——基于对治理场域之社会资本培育的分析

本文将城市社区治理视为一个场域,研究如何对城市化带来的流动人口进行有效的社区治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极大地阻断流动人口与其户籍地有关的人际交往和社会支持的同时,在流入地的社区生活层面,又未能形成吸纳流动人口、鼓励其社会参与的开放机制和环境,削弱了本已稀薄的社会资本,使"弱社会"更弱。要实现合作共赢的治理目标,离不开一个具备深厚社会资本存量的社会,故而,流动人口社区治理问题的关键在于培育社会资本,改变社区"弱社会"的状态。基于对流动人口社区治理场域中政党、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这五大主体的场域位置和关系构型的分析,本文探讨了中国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并据此得出结论:以国家和社会的双向互动为基础,改变"强政府,弱社会"的基层格局,重塑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结构,才能有效地实现社区的共同治理。     

什么样的舆论场利于社会治理现代化

在社会化媒体与网络技术不断发展与相互渗透的背景下,舆论场空间结构与舆情内容发生了较大程度的转变。健康理性的舆论生态是新时代社会治理的重要保证,舆论场重构的基本框架体系应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高度一致,并做到他律与自律统一、德治与法治统一、整体与部分统一、线上与线下统一、常态与动态统一、治标与治本统一等"六个统一"。     

中国发展的国外舆论新动向及其评析

国外舆论围绕中国发展现状和未来走势,提出了"中国责任论"、"G2论"、"中美国论"、"发达国家论"、"中国不确定论"、"中国时代论"、"国家资本主义论"等新论调。囿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国外舆论对中国国情缺乏实质性的了解,加之"西方中心主义"研究立场的固化,以致无法摆脱西方范式的窠臼,导致在认知上存在较大偏差。为了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话语权,中国要把握当前国外舆论新动向,以积极的态度进行全面审视,以正确的立场展开评析,善于宣传中国,消除"误读"或"误解",积极主动与国外舆论及其学者展开对话交流,扩大这一领域的话语权,正确引导国内外舆论。     

自媒体时代网络舆论失范的挑战与政府应对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以自媒体为主要传播平台的网络舆论成为政府和社会日益关注的焦点。当前,受网络技术、网络主体、社会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网络舆论呈现出舆论信息虚假和失序、舆论情绪化和非理性化、舆论暴力、舆论娱乐庸俗化等失范现象,冲击着社会公序良俗和道德底线,给政府治理和能力建设带来了严峻挑战。在这种背景下,政府应该转变思路,根据网络传播和舆论演变规律,主动出击,避免"破窗效应";及时回应,避免"鸵鸟政策";协同应对,避免"单兵作战";德法结合,避免"顾此失彼"。唯有如此,才能提升政府能力,增强其公信力。     

大历史观:新时代对唯物史观的运用与发展

大历史观立足唯物史观,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具体时空场域,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全球背景场域,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为奋斗目标场域.大历史观突出了"整体性"的意涵,从历史视野、科学方法、价值指向三个层面内蕴了立体框架下的"大逻辑".立时代之基,答时代之问,新时代唯有树立大历史观,才能直面和解答...     

风险社会语境下微博舆论伦理失范现象研究

伴随着微博的盛行,微博舆论中的各种伦理失范现象也随处可见。微博所呈现出的种种舆论失范既是"技术自反性"的表现,同时也在另一个层次上构筑着风险。重提微博舆论的伦理限度,倡导微博舆论主体的伦理意识,无疑是降低社会浅层风险的有效手段。     

面对城市与农村的两难抉择——对河北翟城村分离的核心家庭的考察

本文以中国的社会变迁、家庭变革为背景,通过对河北翟城村的实际考察,揭示出一种特殊的家庭结构形式--分离的核心家庭.它符合人类家庭发展的基本趋势,但受中国这一特殊场域的制约,具体地说是受到中国的制度结构及农民自身理性选择的影响,又呈现出自身的特点.本文试图对这一家庭结构的形成、及它对家庭和社会的影响做一分析和探讨.     

权力场域视阈下的国际反恐与大众传媒

"场域"是布尔迪厄社会学中一个关键的空间隐喻。对反恐政府机构和军事力量而言,应当突破视媒体为"工具"和"武器"的惯性思维,首先将大众传媒理解为一个彼此争夺的"权力场域",面对恐怖主义的媒介化生存和反恐战场的拟态化存在,交手和占领媒体场域;而后认同大众传媒作为一支理性智慧的"反恐力量"所发挥的作用,从媒体权力构成,即依附性权力、生产性权力和资源性权力中发现、鼓励和倚借传媒施力,最终让大众传媒在防恐大业和反恐行动中发挥积极正向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