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快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提案

<正>新生代农民工一般是指年龄较轻(如80后等)进城务工的农村青年。这些农民工正在逐渐成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城市农民工的主要部分。他们的社会融合问题已引起政府重视,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随着农民工队伍的代际转换"将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促进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生活"已经成为我国政府的重要工作内容,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有着深远的影     

中国社会政策演进、焦点与建构

中国社会政策体系尚属发育中未成形的阶段。中国社会政策发育的环境,是由基本国情和社会发展的新迹象培育的。尽管迄今社会政策在社会保障与就业、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住房、教育、社会福利与老年人服务、反贫困等领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存在着城乡就业结构性失衡、阶层结构畸形、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和社会公共资源分配结构不公等结构性社会问题。2005年间民众围绕重大问题的自发争论,反映了人们对于政府分配资源方式的不满和对政府调整权力、承担责任的期待。争论的焦点在于社会政策价值观的缺失。它带来的社会代价广泛而深远,其渊源一是迷信市场,二是迷信政府。建构中国的社会政策,需要高度重视社会政策对社会发展的制衡作用,充分认识政府在社会政策中的主导作用;进行社会政策战略性框架设计,建构社会政策的元政策;加强政府自身的社会政策能力建设,组织和支持社会力量进行创新研究,同时,也需要公众自觉地为追求社会公平承担社会责任。     

整体性治理与农民工子女的社会融入

农民工随迁子女实际上是城市第二代移民,他们能否融入城市社会是公共管理的重大议题,但当前政府应对这一问题的举措过于碎片化。本文系统地分析了农民工子女融入城市社会的主要障碍,并基于整体性治理的思路,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首先,必须建立跨部门合作的机制和平台;其次,帮助农民工子女克服升学和就业瓶颈;再次,要积极鼓励社会组织参与合作治理,为农民工子女提供教育和社会服务;第四,少先队、共青团组织应当加强对农民工子女的关怀和吸纳;最后,以社区和学校为主要平台促进农民工子女社会融合。     

社会资本对农民工信任流入地政府的影响研究

农民工已然成为我国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但由于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他们无法得到城市、农村两地政府的有效服务和管理,导致他们对政府的信任感偏低。本文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2008年12月在陕西省X市LH区对农民工进行实地调查所获得的数据,以政府信任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对西部农民工信任流入地政府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结果发现,高素质、年轻一代的农民工对流入地政府的信任感低;社会资本越丰富的农民工越信任流入地政府;政治活动参与意愿越强、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农民工则越不信任流入地政府。     

“间架性社会保障权”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

新生代农民工主观上愿意融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客观上却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捆绑,在既有的二元社会保障权基础之上,形成了"间架性社会保障权",在形成路径、表征和制度支持方面与二元社会保障权差异明显。从生存到精神再到社会认同等社会保障权方面,没有出现新生代农民工想要的、将他们纳入城市社会保障权的社会政策;而将新生代农民工纳入农村社会保障权的社会政策,并未得到他们积极回应。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和农村社会融合出现裂痕。     

发展社会力量办医

在我国,社会力量办医主要是举办营利性医疗机构,这对满足社会多元化就医需求,特别是满足社会高端特需服务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坚持公立医疗机构为主导,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办医,是我国医改的基本原则和方向。早在1997年国务院即明文提出,其他社会力量和个人可以兴办医疗机构,作为政府办医的重要补充。近年来,很多地方对社会办医开启"绿灯",倾力扶持,多个省市相继推出了鼓励     

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动嵌入研究——基于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考量

在全球治道变革的背景下,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是我国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与政府职能转变的应有之义,是弥补政府与市场双重失灵的理性选择。然而在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实践过程中,作为制度实践主体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彼此相互嵌入。在功能替代、合法性空间拓展、关键性资源获取的逻辑驱动下,官办社会组织通过"趋同"与"模仿"的方式回应政府购买服务的制度需求,对地方政府实施制度性嵌入;民办社会组织则通过主动构建与强势政府的良好关系,对地方政府进行关系型嵌入。而地方政府则由于社会稳定目标的追求,科层控制的行为惯性以及信任土壤的严重缺失,力图通过关系型嵌入与结构性嵌入的方式对社会组织实施反向嵌入。两者间的互动嵌入行为必然导致购买场域的固化,社会组织自主性弱化和社会服务内卷化等一系列消极影响。为此,应促使政府对社会组织由单向行政控制向双方合作治理转变,积极培育双方的互信机制,增强政府合同制治理能力,健全第三方评估制度。     

公益创投: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新载体——以湖北省公益创投实践为例

随着服务型政府的创建和公共服务社会化的推进,公益创投作为一种创新模式正在各地政府的主导下大力推行。公益创投是以项目为中心,将政府-市场-社区居民三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社区各群体提供"微服务",这种服务模式已经成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新形式,对政府提高服务水平、社区、社工、社会组织"三社联动"以及增加社区社会资本,具有重要作用。     

运用社会治理理念 推进政府购买服务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用"国家治理"一词,将"社会治理"与"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并列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围绕"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对社会组织的改革发展进行了专章部署;同时,明确提出推广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当前,就推行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来说,如何运用社会治理理念系统推进?笔者从积极构建新型政社关系和社会格局的视角,进行了思考。     

我国农民工社会地位与社会资本

农民工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们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社会尊重。之所以处于弱势社会地位是与他们的弱势社会资本密切相关的。因此必须全面改革户籍制度为农民工社会资本提升提供制度保障;加强农民工制度内正式组织建设,为农民工社会资本提升提供组织保障;加强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提高其整体素质,为农民工社会资本提升提供内在源泉。     

调适社会权利与社会政策张力系统: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权利研究

通过实证调研,由于社会政策实施的差异,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和城市市民在工作权、社会保障权和公共设施获取权等社会权利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差异的存在是由于社会权利与社会政策不同作用机制间形成的张力系统所致:一方面,在社会政策的作用下,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意识、社会认同和文化认同方面已经形成了特征近似的社会群体,进而获得边界鲜明的社会权利;另一方面,从学理上和社会权利内在属性而言,社会权利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社会权利固属于全体公民,当社会政策不断地削弱或消解社会权利的时候,作为社会群体固有属性,新生代农民工通过不断抗争要求重新得到归属自己的社会权利.因此,在改善社会权利的时候,需要调适已经错位的张力系统.     

参与式社会治理的温州三重奏——基于社会组织的视角

<正>在温州基层现代组织治理体系中,在政府、市场、社会三元路径构建中,政府依旧是强势主体,市场的力量的基石依旧发挥作用,社会组织依旧在扮演参与式治理的角色。温州基层现代治理体系依旧在维持"市民社会"固有的平衡:政府、市场、社会一直比较融洽;政府官员、民营企业家、民间人士一直比较平等。民营经济、民间组织、民间资本既是温州永不褪色的温州模式,也是温州现代社会治理的精髓。温州基层社会治理的道路是若干年     

主动瘦身 开门放权——南京市民政局全方位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

<正>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是理顺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关系的重要举措。为此,南京市着重购买服务制度框架、购买服务项目"清单"等顶层设计,推出了一系列举措。作为负责社会组织发展的职能部门,南京市民政局率先启动,迅速出台《南京市民政局购买服务实施办法》,自我革命、主动"瘦身",吸引社会组织参与,推进政府职能转移。一是向自己开刀。局党委班子转变观念、统一思想,以社会视角看民政职能,着力改变过去"大包大揽"的行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党的十八大强调，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新一届国务院对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善公共服务作出重大部署，明确要求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多利用社会力量，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经国务院同意，现就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提出以下指导意见。一、充分认识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重要性     

福建省“四模式”培育扶持社会力量促就业

社会力量促进就业是就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2010年,在一系列鼓励社会力量开展就业服务活动的政策措施刺激下,福建省社会力量举办的就业服务机构呈现相对快速的发展势头,一些地区和机构在发挥社会力量作用开展就业服务方面走出了具有地方鲜明特色的就业模式。     

社会组织有力承接政府服务事项

<正>放开公共服务市场准入,到2017年,全省基本建立起比较完善的政府购买服务制度。养老服务、法律援助、社会救助等领域的一些基本公共服务和非基本公共服务事项,将更多地通过政府购买方式交由社会力量承担。这是9月2日云南省政府发布的《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实施意见》中作出的规定,这也意味着省政府如何向社会购买服务终于有了标准。云南将放开公共服务市场准入,"十二五"时期除初步形成统一有效的购买服务平台、工作机制和监督评审机制外,购买服务范围要覆盖到大部分适合向社会力量购买的基本公共     

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和依托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尽管仅仅是一字之变,但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亮点之一。社会治理更多强调的是多元参与,在党和政府领导下,还要动员和运用人民团体、社会组织、自治组织,还应该以市场的力量、公民个人的力量积极参与,用法制的手段来推进社会服务、社会管理,既保持活力,又促进和谐稳定。由"治理"取代"管理",成为新时期深化改革的执政理念和治国方略。     

充分整合社会资源 切实提高公安机关社会管理水平

当前,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公安机关在社会管理和服务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和困惑,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坚持在党委、政府领导下,有效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安行政管理体制,实现"社会的事社会办"。具体要落实六个方面工作:强化社会意识,形成管理合力;强化法治意识,促进依法管理;强化信息意识,夯实管理机制;强化市场意识,改进管理方式;强化服务意识,提高管理效率;强化人本意识,完善管理机制。     

社会治理新常态下的地方政府角色转型北大核心CSSCI

地方政府作为社会治理中的核心力量,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本文在系统梳理已有理论中对政府角色经典演绎的基础上,分析了社会治理新常态下所呈现出的诸多特征,进而提出地方政府角色历时性变革的时代命题。详细阐述地方政府在依法治国、政府与市场关系、国家治理现代化和集体行动网络等一系列具有现代性意义的战略举措中重新审视自身角色的理性逻辑。并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推进存量改革、完善制度安排和加快社会培育等方面寻求角色转型的现实路径,以建立更具现代化的地方政府。     

社会网络对农民工职业类别影响机制及多元Logistic验证

社会网络作为政府、市场以外的第三种力量影响着农民工的职业选择。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教育经历、村干部经历、名义强度、实际强度、地区异质对外出劳动力的合同签订有影响显著;性别、婚姻、教育经历、村干部经历、实际强度、区域差异对农民工成为雇主有影响显著。政府可以通过相关公共政策引导,鼓励和支持各种非政府组织对迁移网络进行指导,加强相邻区域地理距离互动和文化相通互动产生的宏观社会网络建设,发挥其信息传递、权益保护的作用,进而形成农民工更广泛沟通的社会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