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黑社会性质犯罪

黑社会犯罪是有组织犯罪发展的高级阶段，黑社会性质犯罪就是黑社会犯罪，它不过是黑社会犯罪的初级形态和初级发展阶段。我国刑法中明确了“黑社会性质犯罪”这个概念，是根据我国现阶段黑社会犯罪的特点确定的。目前我国存在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主要通过七种基本方式形成。如今黑社会性质犯罪呈现出几大发展趋势正向黑社会的高级形态发展；加速向经济、政治领域渗透以及国际化趋势。     

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特征

随着我国学界理论以及司法实践的不断深入,目前我国学界对黑社会组织犯罪的特征还未形成一致意见,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特征的认定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刑法目的的实现和刑法功能的发挥;而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特征的认定,就有必要对对概念以及相关概念进行比较,对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相关立法进行研究,才能得出较为准确的结论。     

黑社会性质犯罪成因及控制体系研究

黑社会性质犯罪 ,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一个严峻社会问题。近年来 ,黑社会性质犯罪在我国呈现出日趋泛滥的态势 ,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秩序和生产生活秩序。作为一种有组织犯罪 ,黑社会性质犯罪不仅具有独特的行为特征 ,其防范对策和控制方略与其他一般团伙犯罪也有较大区别。     

涉黑涉恶罪犯的改造与监控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一种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有组织犯罪。近年来,各国和国际上有组织犯罪活动不断加剧,涉黑涉恶罪犯数量相应呈递增态势,这也引起了我国实务界和学界的关切和思考。本着＂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立足于对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实证考察,通过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社会原因的全面分析,概括出经济不均衡、犯罪亚文化、刑事控制力的弱化构成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并对实践中检察机关对于涉黑涉恶罪犯的改造与监控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分析讨论,提出了初步建议。     

黑社会性质组织特征研究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作为我国集团犯罪的主要代表，自从1997年刑法修订案以具体罪名确立于刑法以来，一直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目前为止，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并没有一个合适的标准，导致在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一般组织犯罪时出现争议，影响了共同犯罪研究的发展与司法审判的公正。由此可见，明确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性质，严格区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其他组织犯罪，不仅是我国罪刑法定刑法原则的要求，更是保障共同犯罪领域罪犯人权益的起点和基础。     

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特征及对策

黑社会组织犯罪是集团犯罪的最高组织形态。近二十年来,我国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这种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只是黑社会组织的初始阶段,具有黑社会的一些组织特征和行为特征,处于普通犯罪集团向黑社会组织演化过渡的中间状态。本文仅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特征进行分析,并进一步提出防治对策。     

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判刑罪犯的心理矫治

有组织犯罪是当前学界探讨的热点问题之一，刑法学、犯罪学、刑事诉讼法学等学科对此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使之成为了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本文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含义、特征和类型，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成因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心理矫治对策。分析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产生的社会、经济、历史和文化原因，认为社会控制弱化和腐败，社会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以及历史和文化的影响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产生的主要原因。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打击必须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的方针，在严打的高压下，要通过进一步加强心理矫治工作，对那些初陷泥潭、涉恶未深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分子进行帮教，引导他们重回社会，是预防犯罪的有效手段。     

试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证据特征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证据一般具有分散性、滞留性、言词性和共证性等特征,这些特征主要缘于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其犯罪的构成特征.     

关于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理性思考

非法控制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最大特征。黑势力与黑社会性质组织有性质上的区别。在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时,首先应建构一种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确认程序。     

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特征及打防对策

研究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特征 ,不能仅仅依据新刑法第 2 94条 ,而应该把视野放得更宽一些。黑社会性质犯罪具有组织上的严密性 ,经济上的贪婪性 ,政治上的对抗性 ,文化上的腐朽性 ,手段上的兼备性五个特征。从大量情况看 ,我国黑社会性质犯罪正在向更完备的形态发展 ,因此 ,必须对其采取有效的打防对策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岳宁涉黑案的特点、成因及类似犯罪的防控对策研究

岳宁涉黑案既具有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一般性特点,也有其个别性特点。一般性特点使本案成立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个别性特点使该案的犯罪组织具有人员构成多样性、组织控制的特殊性以及组织形态的中级性。本案的成因主要源于社会转型的影响、个别腐败官员的庇护和纵容、社会亚文化的侵蚀,以及社会失范及个体成员社会化等问题所导致的组织成员形成的不良人格缺陷等因素。为防控类似违法犯罪的滋生和成长,应针对这些因素采取相应对策。     

我国有组织犯罪企业化的路径及其表现分析

分析有组织犯罪企业化的过程和发展阶段,可以归纳出我国有组织犯罪企业化的两种基本路径,即有组织犯罪的企业化和企业的有组织犯罪化。有组织犯罪的企业化主要经历了暴力敛财积累原始资本、垄断非法行业形成稳定收入、设立企业向合法经济领域渗透和依托企业形成区域或行业垄断四个发展阶段。企业的有组织犯罪化主要有外在结合型和内生发展型两种类型,也要经历逐渐演变的渐变过程,即企业触黑化阶段、企业涉黑化阶段和企业纯黑化阶段。而在实现了企业化发展之后,有组织犯罪在组织管理、行为方式以及文化认同等方面皆呈现出明显的企业化特征:改变了对暴力手段的过分依赖,借鉴现代企业制度建立了分工明确、协调配合的组织结构,并根据需要设置了相应的职位、部门,呈现出企业化的组织管理模式;在运营机制、经营管理等方面表面与一般企业、公司无异,体现出明显的企业化特征和运作模式;以传统帮会文化和暴力文化为内在本质,以企业文化为外在表现,实现了帮会文化与企业文化相结合。     

“杨天庆涉黑案”的特点、成因与防控类似违法犯罪的对策

“杨天庆涉黑案”是重庆2009年“打黑大审判”第一案。该案既有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一般特点,也有其个别化特点,前者使本案成立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后者使该犯罪具有残暴性、隐蔽性和迷惑性。该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滋生和形成,主要源于溺爱型的家庭教育、基层行政执法不力、重庆的“袍哥文化”、刑满释放人员等的社会化不足问题等因素。为防控类似违法犯罪的滋生和蔓延,应针对这些因素采取相应对策。     

青少年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特点与成因分析——以重庆万州区张波、张涛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为视角

青少年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除了具备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一般特征外，在犯罪主体、组织形式、犯罪行为方式、非法控制程度、经济实力等方面都有其特殊性。青少年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成因，除了犯罪主体的个人原因外，主要是由于在社会转型期，留守儿童存在社会化障碍，社会闲散人员的文化生活匮乏，弱势群体的广泛存在、利益主体的多层次性导致价值观多元化；同时，国家机关公信力下降，社会管理出现局部缺失，这些现象刺激了青少年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产生和发展。     

垄断黑金与暴力魅影——王兴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评析

公安部挂牌督办的王兴强黑社会性质组织为追逐非法利润,以合法企业为外衣,暴力垄断市场;该黑社会性质组织结构严密,并拉拢国家工作人员包庇、纵容犯罪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应加强市场监管,严厉整治社会秩序;制定专门法规,准确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强化司法部门的特殊打击能力,有力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严厉打击国家工作人员涉黑职务犯罪,彻底消除“保护伞”的庇护;加大对洗钱行为的预防、监控和打击力度。     

影像中的有组织犯罪亚文化——以香港黑社会题材电影为例

文化是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但它的表现形式十分具体。研究跨国有组织犯罪的角度可以有很多，其中黑社会组织犯罪的文化形式可以是其一。作为一种传播广泛的媒体形式，电影与文化生活的互动频繁。以黑社会为题材的电影是华语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属香港涉黑题材电影最为典型。电影投射出的黑社会组织犯罪有许多符号，较为突出的包括神秘、“义”、身份认同、崇尚暴力和拜金。而这些只是现实中的香港黑社会组织犯罪亚文化的抽象与简化。尽管如此，研究涉黑题材的香港电影还是能从一个侧面了解现实中的黑社会组织犯罪，回答为什么黑社会摆明了是有组犯罪的姿态却仍然让有些人加入而深陷其中的问题。     

论香港打击黑社会有组织犯罪的立法与实践

香港《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为打击香港地区有组织犯罪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香港地区在实施加重刑罚、打击洗黑钱犯罪及要求披露犯罪财富等方面的司法实践亦已趋于灵活,并在防止、侦查和打击有组织犯罪的各环节上都已渐见成效。但香港打击黑社会有组织犯罪的立法仍有值得改进的空间,主要是应当提高立法的预防性、前瞻性、完备性和针对性。具体而言,可以从打击黑社会主要犯罪、增设黑社会犯罪新罪名、修改刑法中对黑社会的定义以及考虑充公黑社会财富的特别立法等方面予以完善。     

CRIMINAL GROUP EMBEDDEDNESS AND THE ADVERSE EFFECTS OF ARRESTING A GANG'S LEADER: A COMPARATIVE CASE STUDY

Although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arrest criminal group leaders to dismantle organized crime, few studies have assessed whether such interventions produce adverse effects. Through a mixed‐method comparative case study of the Latin Kings and 22 Boys street gangs in Chicago,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consequences of arresting a gang's leader. Using violent crime data, I show that a spike in violent crime took place in the first month after the arrest of the 22 Boys gang leader. In contrast, the arrest of the Latin Kings gang leader produced no change in violent crime. Using several qualitative data sources, I show that the arrest of the 22 Boys gang leader temporarily led to the gang's withdrawal from its territory, which spurred violent aggression from rival gangs in adjacent territories. In contrast, the Latin Kings gang continued its operations because the gang's prison leaders quickly appointed new leadership.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criminal group embeddedness (or the social relations between criminal groups) can contribute to adverse effects in interventions targeting gang or other criminal group leaders.     

有组织犯罪侦查主体比较研究

至上世纪90年代,我国的有组织犯罪侦查工作也基本上能适应我国有组织犯罪的发展。然而,随着我国有组织犯罪的发案数量、社会破坏性的迅速增加,以及跨国有组织犯罪对我国的影响和渗透逐步扩大,现有的侦查主体之设置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我国有组织犯罪的发展。应分析西方主要国家有组织犯罪侦查主体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打击有组织犯罪的实际情况,提出改革我国有组织犯罪侦查主体的建议。     

Corporate crime and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capacity: Government response to financial institution fraud

References to gang initiation rites are common in contemporary discourse about crime. Contemporary legends claim that gangs require initiates to commit horrific crime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ers depict initiations as brief tests of character, and newspaper accounts use initiation rites to explain unsolved crimes. The motif of gang initiation resembles claims about other deviant conspiracies. Its use illustrates how existing cultural resources serve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proble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