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有组织犯罪形态及特征

黑社会犯罪(有组织犯罪的高级形态)在近代时期异常猖獗，而至新中国成立不久，镇压反革命运动结束后，便销声匿迹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际，旧社会遗留哪些形态有组织犯罪?其有何特点?新生政权又怎样迅速有效地将其铲除?这一惩治实践对于我们当代治理死灰复燃的有组织犯罪有何启示?对这一系列问题，目前我国犯罪学学界则较少涉及。在本文中，笔者试钩沉拾遗补阙，分析建国初期有组织犯罪的形态与特征，以期抛砖引玉，引起学界同仁对这一“课题”关注与探讨。     

全球化形势下的犯罪国际化及其发展新动向

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的开放性有利于犯罪的国际化，各国法律、政策的差异性刺激了犯罪的国际化，现代技术的广泛应用为犯罪的国际化提供了技术保障，全球化引起的“失范状态”加剧了犯罪国际化的倾向。全球化形势下犯罪国际化是以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为其主要手段、以有组织犯罪为其主要形态、以毒品犯罪和洗钱犯罪为其典型犯罪类型并以黑社会性质的犯罪为其主要发展趋势的。     

当前我国未成年人涉黑涉恶犯罪特征与模式研究

未成年人涉黑犯罪数量不大，但涉恶犯罪问题较为突出。“边缘少年”和“问题少年”是涉黑涉恶犯罪的高危人群，涉黑恶犯罪有向中小学校园渗透的趋势。城乡结合部、新兴城镇和治安秩序差的农村地区是未成年人涉黑恶犯罪易发的区域。黑社会亚文化、网络文化和同龄群交往对未成年人涉黑涉恶犯罪的影响较大。未成年人涉黑涉恶犯罪有“自立犯罪帮伙”、“主动加入犯罪帮伙”和“被动加入犯罪帮伙”三种模式。根据未成年人涉黑涉恶犯罪的特征和模式分析，应采取针对性的社会管理、教育方式、警务改革、完善法律制度等措施，以防控未成年人涉黑涉恶犯罪的发展。     

从控制理论看转型期青少年犯罪的原因

青少年一直是最为引入注目的社会角色和群体，青少年犯罪问题也成为了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当前对转型期青少年犯罪原因的研究大多缺乏广泛性、全面性和系统性；控制理论历来是解释青少年犯罪原因的重要范式，现代控制理论的产生与发展是与青少年犯罪原因研究相伴而生的，是随着对青少年犯罪原因研究的逐渐深入而展开、发展、完善起来的；从西方控制理论出发，可以发现我国社会转型期还存在引发青少年犯罪的三个主要特殊变量，包括腐朽思想文化、社会转型与教育教学改革；笔者尝试“移植”和“整合”控制理论，建构“三层面八因素”犯罪变量模型，并把它作为我国转型期青少年犯罪原因研究的一种“范式”。     

谁来挽救这个已到了犯罪边缘的少年团伙

最近发现江津几江地区有个已到犯罪边缘的20多人的少年团伙。说“犯罪边缘”是因他们都是十来岁最多十二、三岁的少年，还够不上犯罪。他们或摸扒、或撬门人室盗窃、或趁机抢劫。这不仅仅给这些少年（还有个别儿童）及其家庭造成不堪设想的灾难性后果，而且是社会一个极强的不和谐音符，值得特别关注。     

国家犯罪辩证观

国家犯罪的学术研究方兴未艾，如何定义国家犯罪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毫无疑问，国家犯罪包涵了国家机构的组织性越轨行为及侵犯人权行为两个重叠的现象。经过多年的研究，“整合理论”模型和“服从型犯罪”模型已成为两种最为人称道的解释国家犯罪的理论方法。长久以来，国家犯罪虽然被试图掩盖，但仍有学者在不倦地寻找研究出路，并创造了多种有效的资料搜集途径。     

完善未成年人保护制度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已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未成年人犯罪构成的日益复杂化、犯罪性质的日益暴力化、犯罪手段的日益成人化，这个问题尤为突出。有报道指出，美国是世界上发生少年犯罪案件最多的国家，“每年有200万以上不到18岁的少年因犯罪而被捕”。     

从控制理论看转型期我国青少年犯罪的原因

青少年一直是最为引人注目的社会角色和群体,青少年犯罪问题也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当前对转型期青少年犯罪原因的研究大多缺乏广泛性、全面性和系统性。控制理论历来是解释青少年犯罪原因的重要范式,现代控制理论的产生与发展是与青少年犯罪原因研究相伴而生的,是随着对青少年犯罪原因研究的逐渐深入而展开、发展、完善起来的。从西方控制理论出发,可以发现我国社会转型期还存在引发青少年犯罪的三个主要特殊变量,包括腐朽思想文化、社会转型与教育教学改革;本文尝试 “移植”和“整合”控制理论,建构“三层面八因素”犯罪变量模型,并把它作为我国转型期青少年犯罪原因研究的一种“范式”。     

宁夏自治区未成年人犯罪形势分析

近几年以来，宁夏地区的青少年犯罪问题一具比较严峻，在青少年中尤其是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突出。本文作者通过深入调研、选取了近年宁夏回族自治区10个未成年人犯罪典型案，从未成年犯罪的六个主要原因进行剖析，同时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五点治理对策和建议。     

应对“富二代”犯罪关键还要靠教育

在我看来，所谓“富二代”，即富家子弟。这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穷二代”。因此，我以为“富二代”犯罪可以和“穷二代”犯罪一起研究并加以解决。在此我从教育学的角度和大家交流三点想法。     

两盗、两抢犯罪规律分析

近年来，“两盗”(入室盗窃、盗窃机动车)犯罪和“两抢”(抢劫、抢夺)犯罪发案频繁，对人民群众的安全感造成很大冲击，成为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形式，对此，各地公安机关非常重视，均展开专项斗争予以治理。本文立足天津犯罪调查，对两盗、两抢的犯罪规律进行初步探讨。     

美国有组织犯罪概念的历史、类型及启示

从组织结构来看，美国有组织犯罪大致经历了从传统黑手党科层型向现代企业型和网络型演进的历程。从有组织犯罪本质认识来看，美国有组织犯罪经历了有组织犯罪民族论——经济论——再到“犯罪”与“组织”结合论三大阶段。美国有组织犯罪类型的流变与概念的演化对我国有组织犯罪治理进入“后打黑时代”有着诸多的借鉴和启示，其中最为迫切的是：对我国本土有组织犯罪的现状应坚持全景式认识，采取“治安秩序”与“经济秩序”并重的分类治理的执法策略，调整打击锋芒；在在刑法学中引入有组织犯罪概念，建构刑法有组织犯罪二元结构模式，进一步完善立法、严密法网；与此同时，进一步缓减在我国威权体制下有组织犯罪治理有效性与法治原则的张力。     

青少年帮派犯罪之预防与矫正

青少年帮派是指由25岁以下青少年参与的，三人以上固定成员、有组织和活动规则的从事犯罪与非行的青少年犯罪团伙。青少年帮派犯罪不同于成年人的有组织犯罪，其犯罪人具有特殊性，而且所谓的“帮派”也是与成人的犯罪组织有明显的区别。但是，青少年帮派也有可能为成人犯罪组织所利用甚至发展成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因此，有必要针对青少年帮派的特征和形成因素进行探讨，进而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预防和矫正的措施。最终保护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维护社会的有序和稳定。     

当前青少年犯罪的特点、成因及应对措施

当前青少年犯罪中最值得关注的问题并不是数量、比例的问题，而是犯罪性质的问题。从犯罪性质来看，现在青少年犯罪比过去严重很多。要解决青少年“暴力崇拜”，传统的批评处罚、送工读管教远远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需要了。为此，要想有效的遏制住当前青少年犯罪率的上升势头，这不仅需要学校、家庭的“单线作战”，还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注意青少年犯罪前的“信号”

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青少年学生失足犯罪也是一样，也有一个发生的“信号”。所谓犯罪“信号”，是指他们在实施违法犯罪之前在行为、心理和思想等方面表现出的异常反应。古人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开展青少年学生失足犯罪前异常行为表现的研究，有利于有的放矢地制订帮教措施，加强青少年学生违法犯罪的预防工作。对此，笔者在研究的同时，与众多教师进行了探讨，归纳起来，青少年失足犯罪的“信号”至少有如下表现：一、纪律散漫，学习成绩下降。除个别因激情而导致偶发性违法犯罪外，不少青少年学生在实施违法行…     

重视对当代犯罪中观、微观规律的实证研究

认识犯罪规律是发展犯罪学理论和实施犯罪预防的前提。实证研究对于正确认识犯罪规律、特别是认识犯罪的中观、微观规律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作者立足长期、系统的犯罪调查，对犯罪成员变化规律、犯罪目的和类型变化规律、犯罪时空规律、犯罪手段规律等进行了实证研究。     

城市农民工犯罪团伙的形态特征及分析

在城市农民工犯罪中，以乡缘关系为纽带结成的团伙犯罪较为严重。农民工犯罪团伙与城市居民的犯罪团伙在形态上有诸多不同，成员的年龄上主要以青年为主，以“同乡”关系结成的犯罪团伙占了七成以上，犯罪团伙的稳定性要弱于城市居民的犯罪团伙，组织程度上大多呈现松散的和不规范的状态。     

人工智能犯罪的知识解构与刑法应对

人工智能为当代刑法体系孕育了一场知识蜕变的大变革时代。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应受刑罚处罚性等犯罪的基本特征相继发生变动，犯罪构成要件要素体系的量变也在发酵，旋即策动当代刑法体系的演变态势。但有待澄清与厘定人工智能犯罪这一前提问题，以明确当代刑法应对的逻辑基准。人工智能与传统犯罪的交互与碰撞不止，加速呈现这类新型犯罪的规范面貌与轮廓。对于“工具型”“对象型”人工智能犯罪，要兼顾传统罪名、特别是计算机犯罪与纯正网络犯罪的关联性与“扩张适用”潜能，分别确立“嵌入式”“特定式”应对逻辑。对于“独立型”人工智能犯罪，宜倡导“建构式”的理论应对机制，防止因刑法规范供给不足引发刑事风险的外溢；特别是立法完善不宜搁置不前。     

本刊征稿启事——欢迎电子稿件

2001年12月16日，宁波市团市委、华东政法学院在宁波召开了关于“低龄犯罪问题”理论研讨会。就当前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对预防未成年人犯罪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原因及其预防对策

世界各国都受到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严重困扰，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犯罪年龄的提前和犯罪性质的不断恶化，这个问题尤为突出。许多国家将未成年入犯罪问题称为社会的“癌症”与“瘟疫”，是可能导致城市与社会毁灭的危险因素。（注：本文采用的统计数字主要来源于三条途径：北京市、湖南省、浙江省等省市未成年管教所对712名未成年犯进行的问卷调查，有关报刊杂志上的统计资料以及某些省市监狱学会提供的统计数据。有些数据是根据未成年犯对调查问卷的回答统计出来的，不排除受其主观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