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骚扰防治对策探析

性骚扰危害受害人的身心健康，影响婚姻关系的建立与稳定，影响职业发展、造成经济损失，扰乱社会秩序。我国现行法律在不同的立法层面上明确了反对性骚扰的法律原则，妇女权益保障法又将性骚扰纳入了法律范畴，但没有关于性骚扰的专门立法；现行法律规定过于原则、笼统、空泛，缺乏可操作性；法律规定不周全、不延续。应加强立法，填补法律空白，并在刑法典中增设“性骚扰罪”的有关规定；建立起性骚扰的社会预防和防治机制。     

试论性骚扰

在中国,性骚扰的说法大约是20世纪90年代后才被传入和被公众认知的,并因2001年西安童女士首次提起性骚扰诉讼而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从而在法律上真正拉开了中国妇女反击性骚扰的序幕,成为我国法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规性骚扰的专门立法,对性骚扰概念的界定也尚未达成共识,致使法院审理此类侵权案件时无法进行规范性操作,不能很好地保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因此合理地对性骚扰的进行界定,并以此为基础对性骚扰问题进行更加全面和有效的法律规制显得尤为重要。     

91位工人的维权之路

“如果改个称谓，称作‘借工’．‘劳务输出’、‘劳务引进’、‘劳务借用’等。就能规避相关法律，这样的后果最终将架空我国的劳动法律。背离立法本意，有失社会公正。”     

性骚扰地方立法刍议

性骚扰现象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目前在我国性骚扰还不是一个严格的法律概念，更没有一部专门针对性骚扰行为的立法，法学界对性骚扰的概念也无统一界定。在国家法律尚不能对性骚扰作出统一立法的前提下，地方性立法机构可以根据本地实际，寻找性骚扰问题在上位法与下位法、国家立法与地方立法之间的结合点，制定出相应的地方性法规。广东省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和排头兵，更应该加紧性骚扰防治的地方立法。     

名牌泛滥之惑：傍名牌者该收敛了

“‘卡丹’到处有．‘狐狸’满山走：‘老爷’被偷车，‘鳄鱼’全国游：‘金利来’．愁!愁!愁!”这首打油诗形象地描绘出了当前知名品牌被“傍”的现状。许多鼎鼎大名的“国际品牌”正在被廉价地贱卖。     

性骚扰的法律要素和认定标准

一、问题由来 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修正案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这一规定说明：性骚扰在我国仅是作为男性对妇女权益侵害的一种违法行为,其立法基础是性别歧视。随着同性性骚扰行为在司法实践中被认定为侵权行为被追究民事责任的案例出现,这一法律规则被我国的司法实践所突破。同时,由于对性骚扰的认定标准、证据适用规则、处罚措施等方面规范的欠缺,使得该规定的效力和可操作性受到公众和法律界人士的质疑,     

“法律忽悠”：观念与现实的断裂

一年前修正的《妇女权益保障法》，首次增加了“禁止对妇女进行性骚扰”的条款，曾被乐观地认为是保护妇女权益的“护身符”。然而，修正案实施一年来，全国进入诉讼程序的性骚扰案不足10起。     

从医学伦理、法律与性别观点谈“生育自主权”

<正>一、前言自2005年2月5日立法院三读通过‘性骚扰防治法’,并自公布一年后实施,继之2007年卫生署公告毕业后一般医学训练计划,明定基本课程中的‘伦理与法律’的课程至少需要2小时的‘性别相关议题’以来,性别议题成为社会共同关心的议题。     

香港如何面对“性骚扰”

内地应对性骚扰的困境 自从2001年全国首例性骚扰案在西安曝光，2003年第一起有关“性骚扰”的胜诉案件出现在武汉，“性骚扰”在国人的视野中，已经从一个陌生的词汇和隐秘的现象，演变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但在媒体对为数不多的性骚扰案件的报道中，     

“对传统文化多一份尊重”

孙悟空跟白骨精谈恋爱，武松爱上潘金莲，就连我们的“诗圣”杜甫也曾成为被恶搞的对象，这种“无厘头”的“创作”失去了基本的道德判断和是非观念，正邪不分，真假难辨，粗俗不堪，无聊至极。“当‘搞’的对象被不乐意地丑化或被传统道德不接受的时候，‘搞笑’就成了‘恶搞’。”当恶搞的对象是历史传统文化，还“风靡一时”，受人“追捧”的时候，就危险了。     

论侵犯知识产权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

“知识产权侵权认定时应归入‘过错责任’还是‘无过错责任’这是一个已经由司法实践摆在我们面前不能不回答的问题”。对此，我们相关立法不甚明确，本文拟从对民事责任归责原则的法理分析入手，结合知识产权自身特点，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关于对抗制移植的反思

我们所要移植的对抗制已经不是英美国家所独有的审判模式，而是一种被世界各国广泛采用或借鉴的有效方式。这为我们在中国移植对抗制提供了更大的选择空间和更多的技术参考方案，只要对之进行符合国情的改造，扬其长处，补其短处，完全可以在中国移植成功。中国修订刑事诉讼法、改革庭审方式的立法与实践，无论其成功或失败之处，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借鉴和吸收对抗制的合理成份，改良中国的审判方式实际上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诸如“先走后审”、“判者不审”。‘”审者不判”、‘“上批下判”。‘’控审不分”、’‘辩护职能低弱…     

绩溪县：培养乡村“法律明白人”

笔者近日在绩溪县实验小学采访时，校长洪明祥讲了这样一个小故事：一位小学生因课间不遵守纪律，被老师关在门外，没想到他找到老师“理论”，认为这是一种违法行为。“这是我们将‘农户法律明白人’活动延伸到学校，在青少年中培养‘法律明白人’的一个缩影。”绩溪县司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刘志华:好色副市长沦为男版璩美凤

2006年12月12日,中纪委、监察部披露,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因严重违纪,受到开除党籍、行政开除处分,对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查处。对于刘志华落马,新华社的报道称:“刘志华因‘生活腐化堕落’被免去职务,政府已掌握‘确凿’证据。”那么,究竟刘志华生活腐化堕落到怎样的地步?     

“首例性骚扰判刑案”曝盲区

在警方内部和检方内部都各有分歧的一起性骚扰案件，最终被提起公诉，29岁的人事经理因此被判“拘役5个月”。这就是曾被多家媒体报道的“全国首例性骚扰判刑案”。     

民法典中的“性骚扰”

民法典在第四编人格权篇第一千零一十条第一款新设了关于“性骚扰”的规定,强调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这一规定距“性骚扰”的概念最初被美国著名女权主义法学家凯瑟琳·麦金农在1974年提出的时间相隔45年;距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时间相隔24年;距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在2005年修订中第一次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的时间相隔了14年。     

工作场所性骚扰的法律思考

一、问题的提出:工作场所性骚扰在中国浮出水面“性骚扰”一词于20世纪60年代首先出现在美国,但一直因被认为是良家妇女外出工作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而未受到重视。1991年10月,性骚扰才突然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被提名为联邦最高法院候选人的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Thomas)被指控在任职时曾对女性同事希尔(AnitaHills)加以性骚扰。由于该指控成为1991年夏天参议院小组听证会的主题,该问题迅速公开化。同年,美国海军在赌城拉斯维加斯希尔顿旅馆举办年会时,又爆发飞行员集体性骚乱女性同僚的丑闻,导致海军部长及几位高级将领为此丢官。…     

让行贿者"颗粒无收"

“要让行贿者付出惨重代价，或者至少要‘颗粒无收’。”这是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徐安立法议案的主题，他建议在刑法中增设“追缴行贿犯罪所得”条款。3月13日，徐安接受本刊记者专访，就此议案详细谈了自己的立法思想．     

妻子色相诱客 丈夫伺机偷盗

“山东惊现‘80后’厅官!”“史上最牛公务员!”“同为‘80后’，差距咋就这么大!”今年年初，一名1980年出生的青年被任命为共青团山东省委副书记，一时间，这名叫张辉的年轻厅官成了网络论坛焦点。（《时代信报》4月12日）     

对"法不容情"的人性诘问

人们关注法律事件，往往是因为它触及了内心深处隐秘的情感。因‘枪帽子”等行为被剖以“流氓罪”的牛玉强，近日得到众多媒体的关注。从“严打”时期到废除“流氓罪”的二十年司法演进之路，似乎在一个瞬间集中呈现：中国最后一个“流氓犯’，这一称呼承载着多少难以言喻的慨双与辛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