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人视野中的违法侦查法律制裁

违法侦查作为一种程序性违法行为,不仅可能侵犯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而且可能造成被害人权利的损害。不同违法侦查行为对被害人权利造成损害不同。为了更好地保护被害人权利,必须对违法侦查行为进行法律制裁,包括实体性制裁和程序性制裁。违法侦查法律制裁的种类应当随违法侦查表现形式不同而不同。     

侦查违法行为的性质及其制约措施

侦查违法行为与侦查合法行为相对，属于广义上的侦查行为，是指侦查主体违反侦查程序，侵犯犯罪嫌疑人权利的非法侦查行为。侦查违法行为的性质具有双重属性，一种是司法程序违法性质，一种是行政侵权性质。根据其性质，应从司法制约、制裁和行政诉讼、行政制裁两种思路去规制侦查违法行为。     

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性制裁问题探讨

程序性制裁是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 ,对侦查、起诉、审判人员等实施程序性违法行为所应承担的程序上的不利法律后果。程序性违法行为必须要加以制裁 ,否则实践中屡屡出现的刑讯逼供、超期羁押、侵犯被追诉者合法权利等违反程序法律的现象就无法遏制。程序性制裁不同于实体性制裁 ,对我国现有的程序性制裁加以反思并加以重构 ,是刑事诉讼法的一个创新 ,对研究诉讼程序的独立价值指出了法律保障机制     

公安机关刑事执法程序性制裁研究

公安机关刑事执法程序性制裁是指法院对公安机关及其侦查人员在刑事执法过程中违反法定诉讼程序而承担程序上的不利后果。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对公安机关程序性违法行为进行制裁,有利于强化诉讼结果的权威性与公信力,树立公安机关的良好形象;有利于在刑事诉讼的侦查阶段实现控辩双方力量的平衡：有利于保障程序正义的实现。但我国当前关于公安机关刑事执法的程序性制裁的立法中制裁范围过于狭小,制裁方式过于单一,权利救济性质不明显,配套制度缺位。为此,应扩大程序性制裁的范围,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要借鉴国外立法,增加程序性制裁的方式;另外,还要建立程序性制裁的配套制度。     

侦查监督之程序性制裁可行性探析

检察权理论强调扩权与限权并重,扩权即扩大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尤指扩大、强化侦查监督权.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侦查监督的效果差强人意,这有来自各方面的原因,如监督范围不周延、监督内容片面,多为事后监督、实体性监督等.《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新《刑事诉讼法》将检察机关作为排除非法证据的主体之一,而非法证据排除是程序性制裁的典型代表,这给了我们一个新思路,即从程序性制裁的视角来强化侦查监督,通过宣告侦查机关违法侦查行为的无效来震慑侦查机关的违法侦查行为.     

论侦查阶段的程序性辩护——以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为视角

程序性辩护是辩护方行使诉权的一种重要方式,其直接目的是促使法庭宣告警察、检察官或法官的程序性违法行为无效,从而使违法者遭受某种程度的惩罚和制裁,使被侵害的权利获得司法救济。我国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地位和作用不容乐观,我国当前刑事诉讼侦查阶段存在被追诉人程序性辩护权缺失的现实,构建和完善刑事诉讼侦查阶段被追诉人程序性辩护权大有可为。     

我国侦查程序中律师辩护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侦查程序中律师辩护的存在有利于实现控辩平等对抗，弥补犯罪嫌疑人自我辩护的不足和更加有效地监督、制约侦查机关。但是目前．律师作为辩护人介入侦查程序的情形比较少．侦查程序中相关权利得不到保障，程序性辩护比较薄弱。究其原因在于．辩护律师的角色定位不合理．我国侦查程序过于封闭且行政色彩比较浓厚，过于追求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而不注重对人权的保障．缺乏有效的对侵犯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权利的救济手段。为此，需要对辩护律师进行正确的角色定位．对我国的侦查程序进行诉讼化改造，并构建程序性制裁机制以保障律师在侦查程序中的相关权利．     

程序性制裁解构 --以刑事程序为范例

随着实体正义到程序正义的流变,程序正义逐步占据了话语主导权,但程序正义却在实践中失范,其中程序性制裁的缺失是重要原因.程序性制裁建构了违反程序的责任后果,维系了程序正义,实现权利的救济.应当在分析程序性制裁的构成要件的基础上,以比较法的视角,对我国本土的程序性制裁制度建构进行解析.     

现代侦查权力的规制原则与我国侦查程序改革

现代侦查权力本质上是一种宪法权力,宪政的基本原理决定了宪法权力是一种受宪法和权利规制的权力。因此,现代法治国家均要求侦查权力依循宪法权力的内在理路而具有规范化、程序化、可救济性等特点。规范化要求强制侦查措施贯彻法定主义和令状主义;程序化追求控辩平等与独立的程序价值,体现为比例原则和辩护原则;可救济性要求侦查权力的程序性违法行为得到相应的实体性和程序性制裁。     

不规范侦查讯问行为危害程度及程序性处置方法调查

通过访谈和问卷方式对侦查讯问程序中不规范行为危害程度的调查结果显示,实践中危害性较大的讯问违法行为多出现在侵犯人身权利、讯问方式以及对程序性规则的违反等方面。由于法律的不完备和现实利益驱动等原因,实践中往往对这些违法讯问行为采用放然态度,并且处置方式表现出明显的趋同性,这样的情况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违法的状况,更不用说对权利加以救济。     

论刑事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

刑事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原则涉及犯罪控制和人权保障、实体公正与程序正义价值尖锐冲突.从两大法系主要国家立法及实践考察来看,结合我国立法现状及国情,我国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原则应当是非明文不排除.     

浅谈非法证据的排除

非法证据的排除涉及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关系问题。各国理论界对非法证据排除的观点因各自的价值取向不同而不可避免地带有各自的片面性。我国应当建立非法言词证据绝对排除规则,对非法采集物证的排除应赋予法官排除非法获得的物证的自由裁量权。     

合同诈骗罪之“非法占有目的”探索

＂非法占有目的＂是合同诈骗罪构成要素之一,对其准确理解、把握是正确定罪量刑的基础。刑法上的＂非法占有＂不等同于民法上的＂非法占有＂,也不能简单理解为＂非法所有＂或者＂非法占用＂。其成立既需要排除权利者意思,也要有利用处分意思。司法实践中对＂非法占有目的＂的探寻应当立足于案件证据,采用司法推定方式,排除合理怀疑。     

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美国警察搜查权的调控——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演变为视角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被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广泛使用,成为保护人民自由权利、限制警察非法搜查的尚方宝剑。但随着恐怖主义、毒品犯罪等的增多,加强警察执法权力,适当限制人民自由,成为联邦最高法院主导性理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随之产生了松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美国警察搜查权的影响历程,反映了联邦最高法院在保持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自由与秩序之间的平衡做出的不懈努力。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更名的必要性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概念本身存在一定的瑕疵,严重影响了对该证据规则的基础理论研究。本文就该证据规则的词语概念和历史发展进行分析,阐述并论证了对其进行更改名称为"非法取证排除规则"的必要性。     

非法储存爆炸物罪的刑法理论分析

理论界和实践部门对认定非法储存爆炸物罪存在不同观点,文章认为问题的产生与非法储存爆炸物罪的刑法理论研究不足有直接关系。刑法的价值与使命决定,刑法绝不能对不断发生的由于储存爆炸物发生的爆炸事故造成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的情形熟视无睹,而要准确理解非法储存爆炸物罪,必须探析设立本罪的基本价值取向和主要功能诉求。     

组织、领导传销罪的认定及与其他罪名的区别

我国《刑法修正案（七）》新增加了“组织、领导传销罪”,对“非法传销”明确入罪,使“组织、领导传销罪”成为独立罪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摆脱以往对非法传销行为定罪难的困境。也加大了对该行为刑事制裁的范围。加强了打击力度,能够更好地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但是,《刑法修正案（七）》的规定不够具体明确。使得罪与罚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把握。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时。除准确区分直销与传销外。应注意三点：一是单位不能成为组织、领导传销罪的主体;二是组织、领导传销罪是一种行为犯：三是组织、领导传销罪与其他罪可数罪并罚。     

对打击非法广播电视台的几点思考

一个时期以来,非法广播电视台的涌现,严重干扰了广播电视正常播出秩序。如何加大打击非法广播电视台的管理工作,是目前一项重要的任务。非法广播电视案件存在着发现难、定位难、取证难、查处难问题。打击非法广播电视台应从建立长效工作机制、落实责任、坚持"属地监管"、发挥技术监测监管等方面着手,加快制定我国《广播电视法》、加大打击非法广播电视台违法行为的宣传、加强对打击非法广播电视台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对非法广播电视台设置规律特点的研究。     

宁夏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矫正现状与改革思路

在社会管理创新的时代背景下,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矫正问题进一步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在对宁夏违法未成年人矫正状况调查的基础上,提出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规定更多形式的处分措施,限制监禁刑,特别是发展以社区为基础的处分措施,这对于违法未成年人的社会化、减少刑事处分措施的适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与工会利益密切相关的美国不当劳动行为

美国法律意义上的不当劳动行为,主要是指企业干涉工会招徕会员等活动、言论含有威胁或陈述不实、控制企业内部劳动组织、歧视工会会员、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等行为。法律规定,由劳动关系委员会负责处理上述不当劳动行为,其救济形式一般为复职、清算积欠工资、发布临时禁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