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和谐社会、环境友好社会的法学理论——调整论

介绍调整论的主要内容,阐明法律应不应该、能不能够以及如何调整人与自然关系这三个层次的问题,概括了调整论对主流法理学补充的四个要点,以及对主流法理学进行反思与挑战的四个基本理论领域.认为法律人是作为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总和的人;每个人只能通过自身与其他人的关系和自身与自然(环境资源)的关系求生存、求发展、求利益、求幸福;个人通过其行为建立和变革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法律既可以规定人对人的行为,也可以规定人对自然物的行为,因而法律既能够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也能够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环境资源法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是指环境资源法根据社会经济规律和自然生态规律,根据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类型、特点和社会需要,设立相应的权利、义务、规则和制度去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环境资源法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是一个渐进的、不断发展的过程,应该与时俱进.环境资源法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机制包括其他法律部门的相关调整机制和环境资源专门法所特有的调整机制即生态化调整机制.     

环境法律关系新论——法理视角的分析

本文通过对国外的和中国的、传统的和主流的法律关系理论的追根求源和分析,提出了“要区别法定关系与法律关系、现实关系与想象关系、原始关系与侵权关系”的观点,主张法律关系向法定关系靠拢、想象关系与现实关系脱钩、侵权关系与原始关系分开。提出了狭义的法律关系和广义的法律关系的概念。主张环境资源法律关系是指由法律行为(包括行为状态等各种行为)形成的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即环境资源法律关系既包括主体之间的人与人之关系或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又包括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这种环境资源法律关系是一种广义的法律关系,环境资源法所调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环境资源法规定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即法定关系。     

论环境资源法的调整对象

环境资源法作为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在人类生存环境日益恶化的背景下,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而对于其调整对象是否应当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目前学界仍存在颇多的争议。本文将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视角,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划分成广义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和狭义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并支持狭义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应当作为环境资源法的调整对象。     

基于熵的环境法调整对象刍议简

环境法的调整对象是环境法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但环境法究竟是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是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直以来都存在着很大争议.学者们出于侧重人类中心主义或生态中心主义的环境观的不同,在环境法是否能够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持有不同的观点.本文基于熵的理论研究方法,兼采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系统论等科学研究成果认为,环境法调整的是人类影响自然环境的稳定状态的活动与自然环境的自身运动之间的协调关系,简而言之,即人与自然的关系.     

环境保护法不能直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

对于环境保护法的调整对象,存在着两种观点,即环境保护法调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还是不通过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就可以直接调整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认为环境保护法直接调整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观点,有三点不妥:第一,违背了法学的基本原理,混淆了法律规范与技术规范的界限;第二,否认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第三,把人之子系统与生态大系统对立起来。     

论构建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立法对策

传统的诉讼法侧重于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环境公益诉讼着重调整的是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并且将原告资格由须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扩大为可不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这是现代社会保护环境的一种重要司法救济制度,是诉讼法发展到新阶段的产物。但是我国立法却没有明文规定其地位,导致环境公益诉讼处于一种尴尬的局面。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破坏、生态危机,只有在立法上对环境公益诉讼加以规范,才能有效遏制环境的持续性恶化,切实保护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资源。     

环境法理念探微

环境法的理念是合乎自然生态规律、社会经济规律和环境规律的理念,环境法的伦理基础是在传统伦理道德观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生态中心主义”思想,环境法的法理基础是法律既能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也能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基本立场。据此,环境法的理念主要有环境可持续理念、环境协调理念、环境公平理念、环境安全理念和环境和谐理念。     

环境保护法能够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兼与李爱年教授商榷

本文以李爱年教授发表于《法学评论》2 0 0 2年第三期的《环境保护法不能直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文为商榷对象 ,探讨环境保护法能否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论证了环境法能够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     

试论当代民法的环境伦理观

环境伦理学是关于自然与人类关系的哲学。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观把人看成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主宰者。受此影响，人类对自然采取了无节制的征服与掠夺。在对这一伦理观反思的基础上，兴起了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观，其可促使人类反思和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但不具可行性。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观立足于人与自然全面关系来看待自然界的价值，是当代民法的最佳选择。     

论人与自然关系的法律化

当代人与自然关系存在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趋势,不符合社会正义原则,违背了国家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必须承担的国家契约义务;第三次法律革命的直接结果就是人与自然关系成为法律调整的对象。在此基础上,本文论证了法律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自然界是对象性的人——对人与自然之间伦理关系的再思考

在目前的生态伦理学研究中,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围绕着“人与自然之间是否存在伦理关系”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的一个误区是无不将自然理解为自然物,结果造成了生态伦理的形而上学危机。自然或自然界并不仅仅是自然物,它还是对象性的人,是人本身。据此,人与自然之间必然存在直接的伦理关系。此伦理关系表现为:人自身的异化必然导致人对自然恶和自然对人恶;扬弃自我异化,人与自然界完成本质统一,自然界便成为人的自然界,人亦成为自然界的守护神。     

环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中国环境法的成就、问题和展望

本文阐明了中国环境法60年的发展概况、所取得的成就、所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今後的发展方向。主张在环境立法内容方面,加强有关环境治理、环境善治、公民环境权、环境民主、公秉参与、环境知情权、环境公益诉讼、政府环境责任及政府环境责任问责制方面的立法：在环境法学研究方面提出：促进研究范式从“主、客二分”到“主、客一体”的转变;促进环境法上的人的模式从经济人模式、主体人模式向生态人模式转变。认为环境法治理建设应该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生态文明为方向,以环境法治为灵魂,以维护环境正义公平为宗旨,以环境安全为前提,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核心,以环境民主为手段,以追求环境效益和环境效率为激励机制,以健全综合生态系统管理和环境“善治”机制为导向,充分发挥环境法律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作用,使其成为建设环境友好社会、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生态文明社会的法律保障。环境法学应该研究生态化方法和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理论,促进环境法向生态法转变,促进环境法律制度的生态化．     

野生动物资源的刑法保护及立法完善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发展"生态文明",必须保持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生物多样性.野生动物既是重要的生物物种和环境因素,又是人类不可缺少的自然资源,对于维持生态平衡具有重要意义.国外和我国刑法针对动物资源犯罪均做出了相关规定.针对当前动物资源犯罪日益猖獗的严峻形势,我国应积极应对,加强国际合作,修订相关法律,增设有关罪名,以便取得良好成效.     

论生态文明建设法治化

在环境资源问题较严峻的今天,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尤其要高度重视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着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法治化就是要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法治的轨道,使生态文明建设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用法律规范人们行为的同时对破坏生态文明建设的行为予以法律制裁,强化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律保护,确保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论我国环境资源法体系及健全环境资源立法

作者认为 ,环境资源法体系由三部分组成 ,一是对环境和自然资源综合调整法 ,二是自然资源法 ,三是环境保护法 ,并提出了相应的立法建议     

The impact of medical technology on the pregnant woman's right to privacy

It has been suggested that the advan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West has changed both the relationship of man to nature and of man to man. With regard to human reproduc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medicine may certainly change the relationship of man to nature and of man to man, but also the concept of what it means to be human. Efforts must be taken to guarantee the rights of all humans. The author explores developing reproductive medical technology to consider how it may change our concept of humanness and how that change may be accommodated, encouraged, or impeded b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its pregnant citizens as defined by the US Constitution and the right to privacy. Sections discuss the Constitu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life; sterilization and the right to procreate; contraception, abortion, and the right not to procreate; and surrogacy. The author also discusses constitutional issues when the interests of a pregnant woman conflict with those of the fetus in terms of fetal surgery, forced cesarean-section cases, and the fetal abuse case of Pamela Monson Stewart.     

论司马迁的文化使命与《史记》的着力点

记言、记事是中国史学的传统,为改变旧的史学秩序,司马谈提出了新的史学思想。在此基础上,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撰写《史记》提出了新的文化使命。司马迁爱奇的文化品质与其家学相关。汉文化的胜利是楚文化的胜利,楚人的浪漫气质既铸造了汉人的灵魂,同时也铸造了司马迁的浪漫情怀。社会经济的繁荣不但增强了汉王朝的国力,而且还助长了向外求索的豪气,给司马迁以深刻的影响。三次壮游为司马迁关注奇人奇事提供了依据,奇人奇事成为司马迁探讨兴衰之理的重要内容。秦汉人物是司马迁关心的重点对象,《史记》重点叙述这些人物的事迹,是为了更好地承担和阐释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的思想。     

环境资源法调整对象的论战——第二届福州大学“东南法学论坛”综述

为推动具有时代特征的环境法学理论创新,促进环境法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发展,福州大学法学院举办了第二届“东南法学论坛”,我国著名的法理学和环境法专家与福州大学法学院百余名教师和研究生,就环境法能否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能否对主流法理学提出挑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和深入的探讨。此文陈述了本届论坛双方的精彩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