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估农村治理的制度绩效

80年代末以来,我国农村实行的村民自治制度促进了农村治理结构的转型与发展。本文试图从制度绩效的理论视角,对我国村民自治制度进行初步的绩效评估,所选取的评估标准包括:经济增长与分配;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供给能力与效率;政治文化与公共参与;社会秩序与行为规范。     

我国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范式与路径选择

村民自治制度作为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支撑,打破了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取得良好的实践效果。但随着农村社会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条件的不断变化,原有的村民自治制度固有的不足也越来越明显。文章剖析村民自治制度产生的历史文化基础,总结各个历史阶段的实践历程。同时反思村民自治制度存在问题,探讨新形势下完善村民自治制度的路径选择。     

试论我国农村新型治理结构的重构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所发生的经济、社会变迁推动着我国乡村治理结构的转型,也催生了村民自治这一新型的基层民主制度。在村民自治这一制度架构下,一种基于治理理念的新型农村社会治理模式成为可能,即以村民委员会民主选举制度为核心,以村务公开为制度保障,通过培育具有自主治理性质的乡村社团组织,发掘传统乡村社会的文化资源,将制度创新与本土资源的发掘结合起来。     

村民自治内含冲突关系研究

村民自治制度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产物,是基层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客观要求,实践证明这一制度对广大农村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政治制度的完善产生积极的效果.而在现实的乡村治理过程中,乡镇政权和村委会间存在许多矛盾冲突,理念创新、优化自治组织和完善法律制度是解决乡村冲突的关键.     

村民自治内含冲突关系研究

村民自治制度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产物,是基层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客观要求,实践证明这一制度对广大农村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政治制度的完善产生积极的效果。而在现实的乡村治理过程中,乡镇政权和村委会间存在许多矛盾冲突,理念创新、优化自治组织和完善法律制度是解决乡村冲突的关键。     

选举传播对乡村政治文化的正向建构——乡村公共领域的初步形成与契约意识的强化

中国古代社会具有强国家、弱社会的特征,国家对乡村社会拥有无所不在的统治权。从1980年代推行的村民选举制度,通过国家法律的确认和村民选举的实践,逐渐实现了农民的有限自治。村民选举作为一种制度创新成果,它在乡村社会的传播,促进了乡村公共领域的形成,增强了农民的契约意识,提高了农民的民主精神,进而使乡村政治文化在结构上做出新的调整。在新的乡村政治环境下,民意成为乡村政治的精神基础,协商成为乡村治理的工作机制,诚信成为乡村发展的动力源泉。     

村民自治中我国村级民主监督制度建设若干问题探析

村级民主监督作为维护村民民主权利和经济利益的重要方式,是我国基层民主和村民自治进一步发展完善的新生长点。但由于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和当前城镇化、农村空心化等一些现实因素的影响,我国村级民主监督发展并不理想,也制约了村民自治工作的有序开展和乡村治理水平的有效提升。通过对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和村级民主监督制度建设面临的问题与对策建议等几个方面的探讨,对于深化农村基层民主、维护农村和谐稳定、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推动乡村振兴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开放乡村的现代化治理面向及其实现

农村人口流动与城乡关系互动,在实践层面中展示出我国农村由乡土社会到开放乡村的景象变迁。十八大以来,农村改革强化了制度层面的调整,对开放乡村的实践经验形成确认与引领。基于开放乡村的社会特征,强化治理的有效性是现代化乡村治理的既定面向;基于乡村治理经验,确保乡村治理的合法性是实现有效治理的必然要求。村民自治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实践与宪法安排,开放乡村的现代化治理需在村民自治与多元共治的协同中实现。     

法国农村税费与乡村治理研究

国家和政府对社会进行有效治理的财力来源,主要是依赖于政府所征收的税费。农村税费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它直接影响着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本文从法国农村基本税费的介绍切入,揭示了其乡村治理的财政基础,并对法国农村税费与乡村治理的制度绩效、主要问题和现实动向进行了尝试性的探讨。     

走向乡村善治:改善我国乡村治理之多维理论考察

乡村治理的完善程度对中国农村乃至整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和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都有深刻意义,从多理论维度对乡村治理进行考察表明,加强村民自治建设是回应时代要求和保障农民直接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必然选择;通过国家正式制度和乡土制度①的博弈为乡村治理的良性运行提供一个乡村制度框架保障;通过改造和升华传统乡村社会资本、大力培育现代乡村社会资本,为我国乡村治理的发展提供扎实的现代社会基础;通过多中心治理体制促使同时满足乡村公共利益和农民个人利益最大化要求善治体系的形成。     

红水河流域文化艺术遗产保护及其衍生载体的建设

至今仍然传承在黔桂两省区交界处的壮、瑶等民族的铜鼓艺术、蛙神崇拜以及民间歌咏习俗,具有重要的作为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的保护价值,很有必要将其中的一些文化元素融入体现区域族群生存智慧和文化理想的现代生活空间的建构之中,让千百年来生生不息的民族文化艺术资源在新的衍生载体中焕发生机活力。     

试论中国警政史的研究内容与范围

警政是对有关警察的国家和政府事务的统称。中国警政史的研究内容是:以治安问题为起点,以警察职能为核心,具体考察中国历史上各种警政思想、警政机构、警政措施的发展演变过程,分析警察职能的行使和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相互关系,揭示中国警政制度的产生、发展规律。从时间上看,中国警政史的研究范围包括中国警政萌芽、发展的全过程;从空间上看,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中国警政史,应该以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版图作为标准。在学科性质上,中国警政史属于史学的专史范畴。但在中国警政史学内部,也可区分出中国警政通史、断代警政史和专门警政史。     

在铁路跨越式发展的实践中增强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铁路跨越式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赋予铁路各级党组织的历史使命,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必然选择。太原局在推进铁路跨越式发展中担负着重大责任,必须把党的先进性建设与铁路跨越式发展的实际紧密联系,切实从增强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上下功夫,在铁路跨越式发展的伟大实践中保持党的先进性。一、把握铁路跨越式发展的战略思想,切实增强党组织的创造力各级党组织始终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切实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迎战新的挑战、破解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难题。这是党组织在铁路跨越式发展中保持先进性和增强创…     

民族主义与第二次国共合作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充分利用民族主义为政府提供合法性基础的重要功能,中国共产党则强调对民众的开放和吸引,并以此作为追求民族主义目标的重要动力。中国共产党依靠发动民众的全面抗战路线,使民族主义由于融入了大众性的内容而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充分发挥了民族主义对民众政治参与意识的促进功能。这虽与当政者要求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主张不一致,但却反映了广大民众的普遍价值取向,造成了当政者在民众面前的被动,也由此影响到战后中国政局的走向。     

东西差距问题与政府政策供给

本文旨在研究我国转型时期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差距问题,并力图揭示区际经济发展与政府政策供给之间的关系。论文主要分析了东西差距的表现、成因和影响,并提出了缩小东西差距的具体策略。     

试论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发展创新及历史经验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议理论是不断创新、与时俱进的科学。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总是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一脉相承;总是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为基础;总是与时代的发展相呼应。“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执政党历史任务和自身建设的科学认识,是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的丰富的发展。     

论主流意识形态作为价值理想的信仰和规范功能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社会信仰与社会规范缺失的问题亦不断突出。对此,有学者提出发挥主流意识形态作为价值理想的信仰和规范功能。从理论上说,主流意识形态作为价值观念和价值规范体系的本质为其发挥信仰和规范功能提供了可能性;从现实上说,主流意识形态要发挥信仰和规范功能需要满足四个方面的条件。具体来说,主流意识形态主要通过如下方式发挥其作为价值理想的信仰和规范功能:它能够为社会成员提供一套可以信仰的价值或意义系统;能够凝聚社会成员的力量,使其共同推进社会的进步;能够调整和规范社会成员的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使其趋于稳定化和和谐化;能够优化社会发展目标,降低社会发展"成本"。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要实现其作为价值理想的信仰和规范功能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入手来加以调适、发展和内化。     

论捕诉合一改革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捕诉合一与捕诉分离的问题,对我国检察制度和刑事诉讼制度有重大影响。"捕诉合一"由来已久,随着捕诉合一试点的推进,"批捕权"的滥用、犯罪嫌疑人和辩护人的辩护空间被压缩、检察机关监督地位的弱化等问题逐渐暴露出来。针对这些问题首先应从完善内部制约监督机制入手,同时建立对逮捕决定的听证程序,并将审判权引入审前程序以平衡捕诉关系。     

论党和政府对公平正义价值观的践行

文章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东西方哲学的视角分析了公平正义的内涵和特点;文章用大量事实和材料说明了自党的十三大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对公平正义价值观认识的深化与践行;文章还对党和政府践行公平正义价值观之意义,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讨.     

武汉市人才资源开发利用的现状与对策

本文基于对武汉市五种类型人才的基本状况的定量调查,指出了武汉市人才资源开发利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人才资源分布、人才年龄性别构成、人才素质结构以及人才流动比例方面的不合理.进而提出了相应对策:制定一个战略、转变两种倾向、建构三大机制、实施四大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