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第一案”与公法“私法化”

对中国“宪法第一案”的讨论集中于宪法司法化而少有注意宪法的私法化问题。宪法第一案中反映出的宪法私法化倾向因为“有权利必有救济”而正当化了。实际上,在坚持公法／私法的区分的基础上也可以给宪法第一案当事人的权利提供必要的救济。应当区分两种不同的公法私法化,宪法第一案所代表的公法私法化背后隐藏着令公私法混淆的危险。     

论中国宪法的实施机制

从行政公法与刑事公法形成的历史动因来看,公法与私法的区分并非基于某种抽象的学说,而是基于特定的司法裁判程序设置以后审判实践之需要,法律程序在相当程度上形塑了法律规范的内容。宪法规范的调整范围涵括了公法与私法两大领域。代议机关的“立法程序”、行政机关的“肯定性行动”、特定机构的“宪法审查”等公法程序,构成了宪法实施的“公法机制”类型。“物权法”相关条款承接与转换宪法上的“国家所有权”条款,构成了宪法的私法实施条款。此外,司法机关在民事案件审理中的“合宪性推定”、“合宪性解释”,亦得构成宪法实施的另外一种“私法机制”。不过,宪法条款经由公权部门之适用介入私权领域和私法体系时,在侵权案件中还需遵循“私法规范优先适用”原则,在公权介入时还需遵循“比例原则”与“辅助性原则”。     

宪法二元化属性之思考

宪法是公法 ,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另一方面 ,宪法又具有私法属性。宪法是公法与私法二者矛盾的对立统一体 ,即具有二元化属性     

理论前沿

宪法是高于公法和私法的根本法吕世伦、任岳鹏在《求是学刊》2005年第5期撰文认为,宪法是市民社会奉行的最高准则,也是政治国家的最高准则。从整体上既调整私权利关系也调整公权力关系,一切其他的部门法均由宪法所衍生,并服从和实现宪法的宗旨,而不得同宪法相平行,更不得超越和     

论民事公诉的法律平衡观

民事公诉制度作为一种对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当事人追究民事责任的诉讼机制,体现了"公"与"私"的高度融合,考虑到民事公诉制度的这种特殊属性,其建立应当基于一定的法律平衡观,既要体现国家公权力的权威性,同时也要妥当地照顾私权利主体的权利,对公法主体和私法主体的利益、意志、行为等予以权衡.文章从公法与私法、公权与私权、实体与程序三个方面论述了民事公诉制度,以求对民事公诉制度予以准确定性.     

行政相对人权利研究

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法上的权利属于公法权利或者公权利。界定相对人公权利的标准有:对应的义务主体是公权力主体;与公共利益或者秩序密切相关;权利的载体是公法。相对人公权利与私权利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义务主体、权利目的、对应权利属性、权利载体等方面。尽管同为公权利,但相对人公权利与行政主体公权利在受法律保留原则规制的程度、行使的自由度以及权利支配力的强度存有差异。相对人的公权利主要包括请求权、听证权、异议权、防卫权、举证权、陈述权、申辩权、知情权、使用权、形成权、平等权、参与权等。     

宪法权利如何通过私法之门——“馒头案”引发的法学思考

年初互联网上的“馒头”事件在法学上具有深入发掘的理论价值。对“馒头案”涉及的私法问题、宪法问题以及宪法与私法之间的博弈问题进行理论阐述,并结合德国经验,探讨符合中国国情的宪法权利冲突解决方案,为宪法权利进入私法、发展私法提供一种“实证”性的进路。     

论宪法权利介入村规民约案件的缘由及方法——以男女平等权为例

中国村规民约中存在诸如歧视"外嫁女"等与宪法权利相违背的规定。功利驱动下的集体主义使得违法村规民约屡禁不止,法官在审判中面临私法自治与宪法权利的两难选择。宪法权利介入村规民约具有正当性,这是基于私法自治的不足以及宪法至上的内在要求,也是基于法院保障个人权利的积极义务,并且村规民约并非完全是私法自治的范畴。法官在运用宪法权利介入村规民约时,应当深入把握其制定及运作背景,将公序良俗原则作为宪法权利的适用管道,对其进行合宪性解释。     

刑法公法化的疑问

在我国,随着人们对大陆法系公、私法划分理论的接受,刑法被人为地公法化了。然而,刑法公法化的理论存在诸多疑问。既不符合公、私法的划分理论,也不符合刑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而且,从刑法公法化的理论出发,更无法解释我国当前正在兴起的刑事和解的制度实践。因而,不能将刑法的公法性与刑法是公法等同起来,刑法只能是一种保障法,是保障公法、私法、社会法和生态法实施的法律。     

所有权制度中的公私法界限——《物权法草案》评析

由于所有权制度是物权制度的核心和基础,也是国家所有制在法律上的表现,因此,<物权法草案>的有关内容存在着明显的公法、私法界限不清,公法、私法内容不分的情况.作为私法的物权法,在制定中应当坚持主体平等和私权自治原则,以保护私有财产为宗旨,摆脱我国长期以来行政权不正当干涉私权利的弊端,赋予各种主体以平等的法律地位和同样的权利,并给予同等的法律保护.     

国家公共管理中的公共理性

公共理性是经长期积淀形成的具有正义规范意义的国家公共管理取向和社会政治价值定义,具有超地域政治之特性。公共理性是执政党提高执政绩效、规避执政风险的经验性伦理系统。一个国家的公共管理、一个政党的公共执政,必须具备这种公共理性。公共理性不仅要求有一套富有政治个性的解释话语,更要求这套话语合符社会公共判准。本文从七个方面诠释了公共理性的一般内容。     

公共利益及公益诉讼解读

公共利益是不特定多数社会公众的利益,其根本性标志在于非排他性和使用与消费的共同性。公益诉讼可分为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其本质在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开放性是公益诉讼的显著特征。     

论公共政策公共性的内在意蕴

公共政策是适应社会公共生活而产生的行为规范,同时也构成了社会公共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公共政策以公共利益为取向、以公共权力为依托、以公共秩序为归宿。这构成了公共政策公共性的内在意蕴。公共政策在公共权力的支撑下,通过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来实现公共利益,从而也为社会公共生活建立起新的公共秩序。这是公共政策对社会公共生活的价值所在。     

公共精神——公共行政发展的内在价值诉求

公共精神就是存在于公民社会之中的一种关心公共事务,并愿意致力于公共生活的改善和公共秩序的建构,以营造适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伦理规范、政治价值和社会制度。公共行政的内在本质、功能以及其合法性基础都充分彰显了对公共精神的内在需要。然而,目前处于转轨时期的我国公共行政面临着“公共精神”的乏弱。因此,须重塑公共行政的民主、法治、公正、服务、责任、参与精神,提升公共行政精神的现实路径是对传统公共精神资源的批判性反思与传承、公民美德的教育和行政人员公共精神的重点培育;公民社会的构建和非政府组织的规范发展;民主政治的不断完善推动“善政”走向“善治”。     

公共利益与公共行政责任

公共利益的概念见仁见智,缺乏共识。公共利益提供了一个关于公共行政责任的指导性概念。在民主制度下,政府公共行政将实现公共利益作为自己的全面的根本的责任,并为此而努力创造公共价值。这样,公共利益作为一个统领性的概念,不仅对于选择集体行动的适当手段具有重要的启示,同时也为公共行政人员所面临的利益冲突和伦理选择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规范价值和行动准则。     

宪政主义、管理主义与政策主义--公共行政研究的几种不同理论范式

在公共行政的学科发展中,先后形成了宪政主义、管理主义、政策主义等不同的研究取向和理论范式.为了克服管理主义和政策主义公共行政理论的局限性,有必要继续重视并阐发宪政主义公共行政理论.     

公共危机中的警察公共关系

现代社会日益发达,各种危机随时都可能发生.为有效处理危机,公安机关必须充分发挥警察公共关系作用,以便在危机中得到公众的大力支持,并逐步建立一套比较完善的公共危机的预防、预警、预控和应急机制.     

“以公谋公“——现代公共行政的基本方法

由政府管制行政观念向现代公共行政观念的演进,不仅有利于我们克服传统行政管理体制的弊端,突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和体制障碍,而且也有利于吸收人类现代文明进步新成果及其体现在社会管理中的体制机制因素,加速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从而促使我们形成一种更为先进的社会管理体制。这种整体的体制转变必然包含了深刻的工作方式方法的转变。     

公安文化与公安文化建设

现阶段我国公安文化的特征,既是一种现实反映,也是一种历史延续。具体地讲,较突出地体现在政治性、强制性、依赖性、创造性、多样性与复杂性等方面。公安文化建设包括公安精神文化建设、公安制度文化建设和公安物质文化建设三个方面。在此基础上,以国家政治文化为主导,以公安精神文化建设为核心,切实加强公安职业道德建设,大力发展公安教育训练和科学研究事业,加强公安文化基础和阵地建设,积极发展公安文化事业是公安文化建设的基本途径。     

性别平等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

性别不平等妨碍女性的发展前景，忽视社会整合，危害两性的社会合作，从而严重影响男女两性协调、健康发展和社会的正常运行。经济发展及制度改革都是促进性别平等的关键因素，但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尤为重要，因为使性别不平等长期存在的社会和法律制度即使能为个人所改变，但也存在很大难度，因此急需国家采取积极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以促进性别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