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社区犯罪防控的价值及其实现

“虚拟”社区是实体社区的数字化存在,具有与真实社区同源异体的特征。“虚拟”社区因承载功能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类型。“虚拟”社区蕴藏有犯罪防控所需的文化认同、情报信息、组织动员等资源性价值,也具有情报搜集、组织动员、警情通报、邻里守望等功能价值。提高“虚拟”社区犯罪防控价值的认识,搭建“虚拟”社区犯罪防控应用平台,创新“虚拟”社区犯罪防控新技术,培养“虚拟”社区犯罪防控力量,建构双向互动的工作模式,是“虚拟”社区犯罪防控价值实现的基本途径。     

长沙市老旧社区“居民自治”的特点、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在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发展的大趋势下,老旧社区“居民自治”的长期缺位一直是我国社区建设在理论与实践探索上的难题。近年来,长沙市老旧社区在“硬件”改造的同时,以“居民自治”为内容的“软件”提质开始走入老旧社区,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而行政负担较重、参与程度较低、社区精神缺失是当前长沙市老旧社区“居民自治”存在的主要问题;加大“去行政化”力度,加快组织化程度建设,塑造网络参与平台是今后长沙市老旧社区“居民自治”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方向。     

警察勤务社区化模式与河南警务机制改革——基于日本交番与驻在所制度的考察

交番与驻在所是日本最基层的警察组织,是社区居民的“社区安全中心”。日本的经验充分证明了良好的治安秩序与警察执法权威的建立需以“社区”为依托、以“警察与社区居民的密切关系”为基础。“做大做强派出所、做专做实警务室”,其根本在于以社区为依托,用“警察勤务社区化”模式来深化和拓展河南城市及农村社区警务。     

共青城市公安局“邻家警察”警民聊天 室简

共青城市公安局结合辖区社会治安形势和区位特点，开展“邻家警察”社区警务，对社区警务工作进行新的改革与尝试。“邻家警察”社区警务具备维护社区安全、帮助居民解决困难两大功能，能弥补派出所警力紧张的不足。“邻家警察”社区警务面临民警年龄小、经验少、任务重，民警群众工作薄弱整体素质不高，“邻家警察”创建活动未全面铺开等困难，需要把握“邻家警察”定位，大力加强群众工作；改善“邻家警察”社区警务运行机制；加强“邻家警察”社区警务规范化建设：加强各警种问协调沟通，提高“邻家警察”社会化程度。     

“妇女之家”与贵阳社区建设

妇女是社区建设的主要受益者和重要参与者。社区妇女工作是社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社区“妇女之家”，是深化党群共建，开创创先争优活动，把妇联基层组织建设成为“坚强阵地”和“温暖之家”的重要举措。“妇女之家”在社区建设的过程中多角度、深层次地开展活动，对促进社区两个文明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社区矫芷十周年“回顾与展望”研讨会综述

社区矫正十周年“回顾与展望”研讨会，围绕“中国社区矫正特色与改革创新”、“社区矫正的性质任务、机构设置和队伍建设”、“社区矫正中的其他重要问题探讨”三个方面，进行了观点争鸣、思辨分析和定性定量的实证研究。全国人大法工委的代表从国家法治建设的高度介绍了社区矫正立法涉及的主要问题。     

汗洒“样板畈”——记老河口市都南社区党委书记商恒瑞

从一个社区到另一个社区，她所接手的社区不是上访多的问题社区，就是因计划生育一票否决的后进社区。有人说她常常是从一个“火坑”跳入另一个“火坑”。但在她的带领下，这些社区总能由乱变治。     

魂牵梦萦移民情

她是一名普通的社区党组织书记，被社区党员称为“党员群众的领头雁”；她是一名平凡的社区工作者，被社区居民亲切地称为“社区贴心的当家人”。她，就是沙市区崇文街道洪垸社区党委书记——徐喜元、     

从“自然而治”到“自觉而治”：社区自治问题再探讨

社区自治是社会发展进程中,为实现社区品质的提升而采取的居民自我治理的方式。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社区自治的发展经历了从“自然而治”到“自觉而治”的过程,滕尼斯对自然而治的社区治理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理论梳理,而今天社区的复杂性决定了社区的自治已经不能主要靠“习惯”来解决问题,“自觉治理”成为社区自治的典型特点．充分认识今天的社区自治必须建基于自觉的基础上对于深化我国社区管理体制的改革具有积极的意义。     

创新城市社会管理模式的探索与思考——以兰州市建设“民情流水线”工程为例

城市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心在社区，改善民生的依托在社区，维护稳定的根基在社区。兰州市积极探索新形势下社区社会管理的新途径，通过实行“民情流水线”管理模式，以察民情、晓民意、解民难、排民忧、聚民心为主线，积极探索形成民情受理、限期办理、公示反馈、跟踪监督四道运行程序，协调解决社区群众实际问题，满足了社区群众的不同需求。进一步拓展“民情流水线”工程，还需延伸“民情流水线”工程的“服务链”，扩大“民情流水线”工程的操作面，建好“民情流水线”工程的支撑面，夯实“民情流水线”工程的保障面。     

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的探索与思考——以临沂市大官苑社区为例

人民群众是社会治理的主体，城乡社区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重点。临沂市大官苑社区顺应城镇化的形势和群众的期待，健全治理框架使社区由“貌合”变“神合”，完善治理机制使社区工作由“过渡”化为“常态”，充分发挥党员作用使党员由“躲事”转为“干事”。大官苑社区的治理成效说明，要不断拓宽基层社会治理的范围，丰富群众参加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容形式，把促进和谐稳定作为社区治理工作的中心任务，通过有效融合形成社区治理工作的强大合力，努力保障改善群众生活推进社区的长远稳步发展，实现政府治理与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建立充满活力的基层社会治理机制。     

柳州市社区戒毒与康复工作的实践探索

柳州市社区戒毒和社区康复工作在全区率先探索建立了以“就业安置”为核心，以“启航工程”为载体，集“生理脱毒、身心康复、就业安置、融入社会”四位一体的社区戒毒、社区康复新模式，最大限度地安置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柳州市从组织机构、戒毒经费、工作流程、工作职责等各方面进行规范，并结合实际，推动试点先行，全面推进了社区戒毒与社区康复工作。     

创新社区戒毒社区康复模式研究——以四川省凉山州为例

四川省凉山州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地,遭受毒品的侵袭,凉山成了毒品重灾区,毒品问题影响凉山社会治安和经济发展。2018~2020凉山州实施禁毒攻坚行动,在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方面,结合凉山具体情况出台系列文件,禁毒各级部门形成联动,积极整体推进“1+15+N”的专门社区戒毒康复场所项目建设,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引入信息化管理手段,落实“五长”负责制,大力推行“支部+协会+家族”“十户联保”“禁毒+网格”等工作模式,形成具有地方特点的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模式。凉山州创新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模式实现了工作成效、工作格局、工作模式的持续提升和完善,为其他地方创新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坚守为民之心 点亮社区灯火

社区治理丁.作是民政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能。近年来,随州坚持党建引领,压实责任抓社区、突出重点强社区、改革创新活社区,全市形成了党委政府领导下的多方参与社区治理的“同心圆”。一批社区成为国家或省级改革创新试点,曾都区舜井道社区等被评为全省“百佳社区居民委员会”。     

基于案例分析的转制社区自治实践与思考

“村改居”后的转制社区保留了“城中村”的痕迹,兼具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双重特征。目前转制社区自治实践中存在一系列问题,提高转制社区自治水平的对策思路：一是完善法律法规和制度政策,把转制社区自治纳入法制化、制度化轨道;二是构建和完善转制社区自治体系,不断强化自治功能;三是培育居民自治意识和参与能力,优化转制社区自治“软环境”;四是增强转制社区党组织凝聚力,发挥党组织对社区自治的引导和推动作用。     

重庆市南坪社区“去行政化”案例分析

近些年来，随着社会发展与经济结构转型，社会管理体制也由传统的单位管理模式向社区治理模式转变。社区建设成为推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突破点。随着社区建设的推进和政府工作重心的下移，社区行政化倾向日趋严重，“小社区、大政府”模式已不能适应新的社会管理需求，亟需一场“去行政化，归还社区自治功能”的治理变革。文章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对重庆市南坪社区治理案例进行初步研究。重庆市南坪通过去行政化，重新定位居委会、街道办与社区公共事务中心三者之间的关系，构建起“会站分离”、“会街分离”“街站隶属”的新型社区治理模式，从而归还社区自治功能。这对推进重庆市社区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处于探索阶段的南坪去行政化实践在运行过程中还存在问题和不足，本文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几J占、建议。     

美国"防灾型社区"的创建机制及启示

近年来,美国政府积极创建“防灾型社区”,以提高社区成员的防灾意识,增强社区防救灾能力,并积累了一些经验。我国也可以构建与建设和谐社会相适应的,与城市社区的具体特点和发展阶段相符合的“防灾型社区”。     

“三项措施”推进区域化党建

坚持“三线运行”，健全社区区域化党建组织基础。以发挥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为重点，将党组织延伸至138个网格，建立完善社区党的组织体系。以推进社区民主政治建设为目标，广泛搭建社区居委会、居民小组、楼栋长、楼门信息员4级自治构架，建立完善社区居民自治组织体系。选聘105名辖区单位领导担任街道、社区“大工委”兼职委员或社区党组织“第一书记”，建立完善以区、     

“和乐”刘口是这样建成的

沿着“湖北旅游名街”——仙桃市沔街,走进背后的刘口社区,只见宽敞的文化广场、六层楼的党员群众服务中心、现代化的居民小区楼群,处处呈现出一派和美的风景。近年,刘口社区以“党建”为统领,通过实施“四民”工程,即党建聚民、改造安民、产业富民、服务惠民,让一个负债村、老难村变成远近闻名的“富裕村”“文明村”。社区居民高兴地说:“社区党总支带领我们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     

封闭抑或开放：农村社区化管理中新旧组织的冲突与共生——基于浙江镇海乡村社区的实证考察

在快速推进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中，传统上相对封闭、单一的农村社区变得更加开放、多元。如何妥善处理社区内不同组织、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关系，促进社区融合，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新课题。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借鉴城市社区先进的管理经验，推行农村社区化管理，进行社区组织体系重构，在传统的“三驾马车”的基础上，设立“新＊＊人管理委员会”、“料村共建理事会”、“新＊＊人党支部”、“＊＊村社区工作站”，旨在借用“四轮驱动”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社区自我管理合理衔接，为居民提供更好的服务和管理。在社区内部。新旧组织的冲突与共生，给社区带来了新的活力，促进了社区融合，提升了村民自治的功能。但是镇海的改革是有限度的，没有跳出“内外有别”的思维，在“一区两制”的制度设计中，外来人口不能和本地人享受均等的权利，在核心的村委会选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方面仍然被排除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