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贫困人口外出流动行为、意愿、就业地差异的比较研究——以湖北省襄阳市为例

基于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库(CHIP)2013年调查数据,运用二值选择probit模型和以本地非农就业为参照组的多元logit回归模型,检验了以家庭贫困、健康、教育及社会网络特征变量为主要的解释变量对贫困家庭外出行为的显著性影响。结果显示,家庭贫困与家庭外出行为呈显著正相关;在以本地就业为参照组,家庭发生贫困时其选择本省其他县市或者外省就业的行为更少,呈显著负相关。在进一步的分析中,以不打算外出为参照组对未来外出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多元logit回归,结果显示,家庭贫困与未来选择外出的意愿呈显著正相关。对家庭收入决定模型进行OLS回归发现,相较于不外出家庭,家庭外出务工行为显著提高家庭收入;与本地就业相比,选择本省其他县市就业显著增加家庭收入;而相较于本省就业,选择外省务工就业家庭收入显著增加更多。最后,根据文章得出的结论提出强化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减少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体制障碍等政策建议。     

论生存型农户向经营型农户转变的生计资本条件——基于西北四省、区贫困地区田野调查数据

文章提出"生存型农户""经营型农户"以及"农户转型"一组新概念,以表征贫困地区农村以家庭为经济单元的发展路径特征。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以课题组2018年在西北四省区收集农户经济金融数据为研究基础,对农户生计资本进行测算,依据农户家庭经济特征区分生存型农户与经营型农户,分析农户转型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农业信贷在两类农户转型过程中发挥着明显正向作用,对于无农业收入的农户,增加单位金融资本使生存型农户向经营型农户转变的发生率更为显著增加。相关结论对"后贫困"时期的启示是,综合采取一系列措施増加农户生计资本存量并改善其结构,以实现生存型农户向经营型农户转化,使农户在实现劳动力价值以外获得可观的土地、财产、管理和技能收益,由此巩固、扩大国家扶贫攻坚战略效果和防止返贫,是政策瞄准必须考虑的因素。     

健康、家庭与期望医疗保险筹资模式——农民期望保险分担比例决定因素研究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我国农村最基本的医疗保险制度，政府和农户是其最主要的筹资来源。个体健康水平和家庭经济、规模等状况是影响家庭医疗保险投资决策的主要因素。本文旨在研究健康和家庭对家庭健康保险筹资比例决策的影响，本文在一个合意的筹资规模假设下，通过MuItinomialLogistic回归和Crosstabs方法，考察个人和家庭的健康状况以及家庭经济、规模等状况对家庭期望保险筹资比例的影响状况。分析结果证明，家庭健康状况而不是家庭成员个人健康状况影响农户期望缴费比例，而家庭规模、家庭经济状况均影响农户期望缴费比例。     

中国女性流动劳动力收入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从全国范围来看,在日益庞大的流动人口群体中,女性流动人口已经占据半壁江山,且以15～59岁劳动力年龄为主。收入是反映女性流动劳动力经济地位的重要特征。本文使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建立4种模型——人口特征、流动特征、职业特征、性别特征,对影响女性流动劳动力收入的因素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表明,这4种模型较好地解释了女性流动劳动力收入的差异,均是影响女性流动劳动力收入的重要因素。本文因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为政府下一步的政策制定和决策提供相关数据支持。     

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现状及影响调查报告——以湖北省天门市为例

对湖北省天门市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现状的调查显示,当前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提高了农户家庭收入,改善了其生活条件;促进了土地流转与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增进了农业机械化的应用;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同时,青壮年劳力外出所带来的农村经济社会问题也应得到有关各方的重视,主要表现为农村劳动力老龄化,村级事务管理薄弱,留守儿童、妇女和老人问题等。为适应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需要,各级政府应进一步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引导农村劳动力有序就近转移,鼓励外出人员返乡创业,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公共财政投入力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城乡持续协调发展。     

唱来料加工曲 辟巾帼创业路

浙江省天台县60％的农村劳动力外出从事二三产业，留在农村的人员受资金、项目、技术、家庭等因素的制约无法外出经商。针对这一情况，天台县妇联看准方向，选好目标，把来料加工业作为促进低收入农户创收的手段。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西部贫困山区农户家庭消费结构分析

文章以西部农户为研究对象,首先探讨了社会性别视角下影响西部农户消费结构的因素,在此基础上,运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分析具有不同社会性别特征的家庭消费结构差异。结果发现:丈夫文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家庭消费倾向的改善和消费结构的合理化,当农户中两性之间越是趋于平等时,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就越大。此外,妻子贡献家庭主要收入时,其家庭消费倾向于教育投资,其消费结构较为合理。当家庭倾向于性别平等或家庭中女性权力较大时,其消费支出较多,消费水平较高。文章还从家庭性别视角切入,为提升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并优化消费结构的政策制定提供了支撑。     

南方农户水稻种植行为差异分析

农户的水稻种植行为和水稻种植目的息息相关,不同的地区和经济条件下的农户的水稻种植目的是不同的。落后地区的农户主要是为了满足家庭的口粮需求,而发达和欠发达地区则侧重于现金收入的获得。落后地区农户劳动力主要配置在种植业的比较有效率的作物上面,最优的选择是水稻的种植;欠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的水稻种植农户的决策在资本缺乏的情况下,对家庭资源的配置主要体现在劳动力的配置上,而劳动力的配置决定于劳动力的边际收益,在现有的情况下,农户减少了水稻种植上的劳动力投入,而增加了其它生产活动的劳动投入。     

影响我国女性就业参与的因素分析

我国现有的女性就业水平、市场化与全球化进程以及劳动力市场供求与市场分割的现状构成了影响我国女性就业参与的宏观因素,同时,女性就业参与还受到家庭与自身的收入差异水平、女性教育与观念素质以及女性在婚姻、家庭与生育职责等因素的影响。     

农村居民的储蓄与借贷行为——基于晋鄂豫苏吉5省3年的调查

储蓄与借贷行为既是一种重要的农户家庭经济活动,也是农户行为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以晋鄂豫苏吉3331个农户调查为基础,对新世纪我国农户家庭的储蓄与借贷行为做了实证分析和比较研究。研究发现:农村的储蓄与借贷行为十分普遍,且民间借贷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农户的储蓄与借贷行为是理性的,在不同的时间和地区,农户根据国家的相关政策调整自己的储蓄与借贷行为。总的看来,农户的储蓄水平不断提高,农户的储蓄行为主要表现为预防性储蓄;农户借贷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两情借贷”,借贷期限随着借贷金额的增加而提高,“立约”越来越被借贷双方所接受。研究同时表明,性别、年龄和受教育年限等因素的差异,对于农户家庭的储蓄与借贷行为有一定的影响。     

留守人口与社区公共空间

由于受到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和家庭经济条件等因素的限制,很多农村劳动力在外出务工的同时,他们的父母、妻子及儿女只能驻守家园,成为社区中的"留守人口"。不可否认,家庭成员外出的确能明显改善家庭经济状况,但三个留守群体生活中的子女、丈夫和父母角色长期     

农户对粮食补贴政策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河南省447份实地调查数据

利用2011年6月份河南省的447份实地调查数据,运用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实证研究了农户对粮食补贴政策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对粮食补贴政策满意度的评价很高,满意度高达95.75%;小麦种植面积变化情况、对粮食补贴政策的了解、补贴政策能否调动农户积极性、对小麦最低收购价评价、粮食补贴效果评价、对政府耕地流转调控评价对农户评价粮食补贴政策满意度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外出打工经历、对农机补贴政策评价、对政府信贷政策评价却对其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文化程度对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性别、年龄、小麦种植面积以及农户对农技部门技术指导的评价对其没有产生影响。     

台商对大陆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偏最小二乘回归方法的最新考证

台商对大陆投资的区位选择，受地区市场规模及其增长潜力、对外开放水平、基础设施完备程度、集聚经济状况、人力资源质量与生产成本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针对2007年台商投资的偏最小二乘回归结果表明：除效率工资和税负水平外，其余区位因素对于台商投资有正向影响；东、中、西部地区的区位因素影响力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反映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区域，台商亦有不同的区位决策过程；在经济转型时期，大陆各省区的集聚经济与市场发育程度最受台商关注，市场规模和潜力的影响作用尚未有足够体现，而劳动力因素对于台商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较小。     

农村务农劳动力现状的调查与思考

大足县位于重庆市西部,属丘陵地区,是农业大县,总人口94万人,其中农业人口77.2万人,农业劳动力43万人。每个劳动力可耕种面积少,只有0.77亩,劳动力资源相对过剩,再加上农业生产效益低,农民为了提高收入,大部分青壮劳动力外出务工。由于现在农村劳动力年龄普遍较大,这对落实中央三农政策、深入实践科学发展观和新农村建设是一个挑战。针对这一情况,最近我们走访了全县大部分乡镇村,深入农户,进行问卷调查。这样的调查,有助于对提高农民收入,搞好新农村建设作深入的思考。     

部分省份农民工返乡对农村留守流动儿童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一、研究背景 据有关部门数据统计，截至2008年底，在我国有1．3亿外出就业的农民工。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我国长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预计大约有2000万农民工由于无法找到工作而大规模返乡。由于外出务工人员往往是农村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重要决策者，其变动不可避免地会对家庭产生冲击，尤其是对农村留守或流动儿童产生较大影响。     

夫妻和谐关系模型的群层差异分析——以天津市在婚女性的调查为例

夫妻和谐关系受到许多日常生活因素的影响,包括家庭地位、家庭收入、家务劳动、家庭经济权、同居老人、子女状况等。然而,对于不同群层的夫妇而言,以上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存在较大差异。分析表明,除了家庭地位对所有夫妻和谐关系具有共同的关键作用外,其余生活因素的影响均显示出差异性倾向。如家庭收入对低层和农村家庭的夫妻和谐影响更大;强化的女性家庭经济权有利于中年夫妻关系的和谐;同居老人对低龄夫妻的和谐关系起到一定维护作用;家务劳动对夫妻和谐关系的影响不断减弱,且主要发生于低层家庭,等等。     

留守人口与社区公共空间

由于受到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和家庭经济条件等因素的限制，很多农村劳动力在外出务工的同时，他们的父母、妻子及儿女只能驻守家园，成为社区中的“留守人口”。不可否认，家庭成员外出的确能明显改善家庭经济状况，但三个留守群体生活中的子女、丈夫和父母角色长期在外、聚少离多，难免会对老人的养老保障、妇女的婚姻生活、儿童的健康成长等带来诸多负面影响。     

从农民工的非正规经济从业看农户兼业——兼谈农户兼业背景下的农地规模化对策

非正规经济即非现代工业经济,它在工作条件、工作待遇、工作保障上都远远不及现代的正规工业经济。这种经济的特性使农户的妇女、老弱只能留守农业、家庭青壮年劳动力可能移动于这种经济与农业经济之间、农户家庭决不敢贸然放弃农地,因此农户普遍兼业。我们的农地流转、农地规模化经营决策只有充分考虑这些因素方能卓有成效。     

大病风险下民间借贷对农户家庭消费影响研究

以遭受大病风险冲击的农户为研究对象，利用川鄂两省四个贫困县的农户调查数据，考察农户家庭消费用途中民间借贷的利用状况，并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影响农户家庭消费支出水平的8个因素进行计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只有民间借贷规模、货币收入和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3个因素对大病农户家庭消费支出水平影响显著，而且民间借贷规模对大病农户家庭消费支出水平的作用最大，超过了货币收入的作用。针对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多重身份互构：养老护理员的职业认同与身份建构

我国家庭养老服务供需缺口巨大,养老服务社会化势在必行,对养老服务护理员的需求日益增多,而养老服务护理员则面临工资待遇和福利低、工作辛苦、社会歧视层出不穷等困境,存在队伍不稳定、人员流失严重等问题。本文关注养老护理员如何在困难处境中建构身份和建立职业认同。本文以东部地区两市的田野调查为基础,从护理员的经济、家庭照料、道德和情感等个人因素以及地方文化和性别等社会因素角度透视护理员的职业认同机制和过程,分析影响不同类型养老护理员职业认同的因素及其特征,并从职业身份、家庭身份、社区身份等方面分析养老护理员的身份建构。本文认为,以上五个因素交织在一起,存在相互作用：道德因素和情感因素是所有类型的护理员共同的职业认同因素;经济因素、家庭照料因素和社区舆论因素在本地护理员、外来护理员以及院舍护理员和上门服务的居家养老护理员间起到不同作用,背后存在地方文化和家庭性别分工的影响。养老护理员的身份建构是女性经由家庭身份、社区身份和职业身份互构形成的多重身份建构,是多重复杂身份互构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