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治恐怖主义犯罪刑事政策研究

刑事政策是指国家基于预防犯罪、打击与控制犯罪而制定的基本原则、方针与策略体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不只是我国现行的刑事司法政策,而应是我国现行基本刑事政策。本文指出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惩治恐怖主义犯罪,既要坚持严防严打的基本政策,又要注重＂恩威并施＂,同时,惩治恐怖主义犯罪要坚持打防结合、标本兼治、综合治理。     

宽严相济和刑法基本原则的冲突与协调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包括刑事立法、司法、执法多个方面，在司法领域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即为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其精神实质是对待不同的犯罪行为人，根据其犯罪情况和人身危险程度，采取宽严不同的刑事策略，该宽则宽，该严则严，宽严适度，宽严有据。可以说，该政策的提出，丰富了“严打”方针的具体内容，是我国具体刑事政策的发展和完善。那么，作为一项新的刑事司法政策，它是否与我国固有的刑法基本原则相适应，如果存在冲突，其又应如何协调的呢？笔者欲在此阐述一下自己的观点。     

在审查逮捕工作中对适用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思考

“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强调对刑事犯罪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进行区别对待。在具体实践中,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但在适用过程中还是碰到一些问题和与之不相适应之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准确落实。因此,有必要对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实现司法理念和执法实际相结合,应根据不同的犯罪情况分别采取宽严不同的刑罚。本文从正确理解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要体现依法从严从重的适用;当宽则宽,给予出路;克服“严易宽难”观念等方面来阐述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辩证关系,对在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关见解。     

浅谈检察机关审查逮捕中如何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长期以来司法实践的重要经验总结,贯穿于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全过程,是司法机关惩治犯罪、保障人权、维护国家法律正确实施的指南。检察机关审查逮捕工作中认真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公诉环节的适用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党的基本刑事政策，是在科学判断犯罪态势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提出的新的执法理念。顾名思义，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包括“宽”和“严”两个方面。“宽”意味着对犯罪情节轻微具有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情节的，依法从宽处理；“严”即对某些严重的刑事犯罪、惯犯、累犯，依法应予严惩，     

和解不起诉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宽严相济是当代中国预防和控制犯罪的基本刑事政策。检察机关作为刑事政策的践行者之一,“要切实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积极探索在各项检察工作中正确运用宽严相济政策的新途径、新机制、新措施,以更好地实现执法办案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     

略论宽严相济邢事政策与罪邢法定原则之间的关系

正确看待法治的本质内涵．合理调和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之间的张力．将“罪刑法定”与“宽严相济”有机结合起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我国在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时代背景下提出的一项重要的刑事政策。作为我国当前治理犯罪的基本策略思想。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必然要在我国的刑事立法、司法和执行中得以贯彻和落实。罪刑法定原则是施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前提。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充分借助刑事政策的灵活性来弥补刑事法律僵化落后的弊端．最终在程序合法的司法环境下，实现实质的正义。     

对黑社会性质犯罪刑罚问题的冷思考——由"从重从快"的政策到"理性化"的刑罚

2006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必须"从重从快"打击,为在检察工作中全面践行"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更好的惩治黑社会性质犯罪提出了刑事司法政策界限.     

公诉环节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思考

宽严相济是党中央根据新时期犯罪形势的变化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在总结惩治犯罪的历史经验基础上提出的刑事政策,对政法工作包括检察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公诉环节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必须深刻认识其科学内涵,并以这一政策的精神为依托,研究加强和改进公诉工作的措施。     

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和公安刑事执法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指导我国刑事司法工作开展的基本政策，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目前公安工作的实际情况看，要全面、有效地贯彻、执行好“宽严相济”的政策仍面临着一定的困难，认真研究并准确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于我们公安刑事执法理念的转变和升华、对于有效预防控制犯罪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     

理念、制度与法治实践——一个文化的分析视角

从文化的结构来看,清末以来中国从传统法制向现代法制的历史性跃进是一个从文化的物质层面——制度层面——精神层面逐步递进、逐步深化的过程。而国人对中国现代化的认识与实践,从粉碎"四人帮"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近30年间,在近代以来的"大圆圈"上,又产生了一个"小圆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的法制现代化建设深入到法律文化的核心层面——观念(理念)层面,并使之从法制向法治转变。中国当下法治实践最大的问题,在于法治与法治理念并没有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因此,培植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并使之在全社会形成共识,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思想观念基础。     

举证责任分配、举证责任倒置与举证责任转移——以民事诉讼为考察范围

举证责任分配是民事证据制度核心中的核心,举证责任分配实质标准应遵循的原则顺序为:实体法律(包括实体法司法解释及实体法附属法、隐形法)的规定,当事人的约定,经验法则,公平或诚实信用原则。举证责任的转移与举证责任倒置二者均是对可能导致适用失当的一般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调整,不同的是举证责任倒置为法定,举证责任部分转移制度则是由法官根据具体的案件情形作出的裁定转移。     

量刑方法论——从对传统观念的检讨与批判谈起

对犯罪人裁量决定刑罚是刑事审判中重要的环节,事关对司法活动公平与正义的评价.而正确把握量刑的方法,对做到"罚当其罪"和"罪刑相适应"至关重要.从传统观念的检讨与批判谈起,论述量刑的理念、原则、方法和因素,并在量刑的步骤和方法上提出见解.     

知识产权侵权归责原则研究——兼与无过错责任论者商榷

知识产权侵权归责原则是知识产权法理论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存在分歧,其中一种突出的观点是主张无过错责任原则.这一观点的产生存在一些特定的缘由.作者主张知识产权侵权归责应实行过错责任原则,并在考察侵权行为法、知识产权法相关原理的基础上对实行过错责任原则的理由进行论证,对无过错责任论提出质疑.     

论法经济学分析范式的一般结构——作为一种研究方式的考察和理解

本文阐述法经济学分析范式的概念及其方法论意义,分析法经济学分析范式的存在形态和本体论意义上的结构,并概括了其一般体系和基本类型。本文的分析表明:法经济学分析范式的一般结构决定了法经济学现有理论的整个知识框架,并在逻辑上构成了法经济学全部历史发展的理论实质。     

证明责任法与实定法秩序的维护——合同法上证明责任问题研究

本文运用作者自己提出的证明责任法概念 ,对现行合同法领域的证明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与传统的研究方法不同 ,本文力从诉讼法和实体法在合同诉讼领域结合的角度展开论述。文中对合同诉讼的证明标准以及法律要件分类说在我国实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中国法治发展的目标冲突与前景分析

中国的法治发展是与社会结构转型、体制转轨和大国崛起等进程复杂交织在一起的社会总体发展战略的一部分,为化解制度创新、秩序转型与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等因素之间的目标冲突,中国法治实际走上了一条政府推进型的渐进发展道路。为此,可以把中国法治发展划分为经济主导的法治建设阶段、社会建设主导的法治建设阶段,以及政治主导的法治发展阶段。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主导的法治建设"阶段。如果从现在到2020年的中期发展目标能够如期实现,中国预计在2020年有望进入"政治主导的法治建设"阶段。同时也要看到,从现在到2020年之间的不确定因素会导致法治发展的不同前景。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例评析

正确把握合同所蕴含的法律关系的性质,定位民事法律行为的法律后果,是处理错综复杂的经济纠纷案件的关键。     

论构成要件理论的违法行为类型说

为了克服构成要件的行为类型说在体系上的不足,在刑法学中出现了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类型说,该学说是日本刑法学中构成要件理论的通说观点。以构成要件与违法性的关系为标准,违法行为类型说又可以分为认识根据说和存在根据说。认识根据说认为构成要件与违法性是相互独立的存在,但是行为如果该当构成要件就可以推定其具有违法性;存在根据说认为构成要件本身就是类型化了的不法,是违法性的价值实体。     

回到抽象的诉权说

为诉权附加要件会导致其名不副实、无意义并隐含悖论。这是附条件诉权说的重大、致命缺陷。在程序伊始,法院面对的是“无知之幕”。要正当地走出这种状态,要给权利人以救济,就必须接受所有原告的起诉,对所有程序和实体事项的审理都应当在程序内进行。所以,不附要件的抽象诉权说有其深刻的内在合理性。作为修正型的抽象诉权说,司法行为请求权说能够应对针对抽象诉权说的所有批评,且有更多实益。基于抽象的诉权说,诉权与诉讼要件、裁判请求权等的关系能够厘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