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参与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风险与化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

社会组织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角色和职能。然而,社会组织在参与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并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存在包括委托代理风险、腐败风险、信任与认同风险、地方文化冲突风险、信息安全风险在内的多重治理风险。这些治理风险因素的消解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旨趣。基于此,从民族地区社会组织发展困境、社会治理环境特殊性、法律和监管阙如多个角度分析了上述治理风险的现实诱因。同时,提出了相应的风险化解思路,包括提升社会组织治理能力,完善相关法律体系,完善监管体制以及构建民族地区政府、社会组织合作网络。     

网络直播亚文化:表征、症结与治理

网络直播亚文化是互联网时代的衍生物,直接或间接影响着社会心理与社会文化建设,是必须加以重视的治理议题。网络直播亚文化表现为以流量变现为参与目的,通过礼物打赏、弹幕社交等行为引发异化消费心理和虚假的文化认同,掀起网络舆情,冲击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网络直播亚文化的症结在于监管漏洞、资本裹挟、情感缺失和话语争夺等。治理这一症结需要从多个方面着手:建构和完善网络直播监管制度、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正向弥合、培育网民的法律意识和媒介素养、占领互联网传播高地,牢牢掌握媒介话语权。     

基于整体性治理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探究

目前中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主要是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这种模式细化了监管领域和监管环节,有利于提高专业化行政能力,但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监管的"碎片化"。整体性治理着眼于政府内部机构的整体性运作,主张从分散走向集中,从破碎走向整合。以整体性治理的视角检视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构成、运作逻辑以及存在的问题,有利于重塑中国食品安全监管体系。     

跨界公共治理与平台型政府构建

跨域公共事务、特大应急事务、平台经济的政府监管给属地管理运行模式提出新的挑战,表现为跨界公共事务治理的外部性困境、动员性困境和合法性困境。整体性政府理论、网络治理理论和协同监管理论及其在实践中的运用,使得政府趋近于一个整合各方治理资源的平台,为突破跨界公共事务情景下的属地管理困境提供理论支撑。构建平台型政府以党对国家治理主体的全面领导为政治基础、以跨界整合主导的协作网络为组织基础,以数字政府转型为技术基础,表现为通过跨界整合、助推多元主体有效合作的协同治理格局。     

合同制治理:城市治理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由新公共管理运动引发的政府治理方式的重要变革之一,是政府的公共政策和公共行政将越来越依靠合同推进.合同制治理为城市治理带来了机遇:即合同制治理可以提升城市政府管理效率,合同制治理可以带来经济利益和潜在社会收益.在合同制治理框架下我国城市治理也面临着挑战:即在合作方式选择阶段的效率与公共性的考量,在合同设计、谈判阶段的委托-代理与信息不完全,在合同执行、监管阶段的政治风险与法律责任等问题.因此,加强城市政府合同制治理能力建设重在:确保市场主体的充分竞争,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设立独立的合同执行与监管机构,提高政府合同管理能力;完善相应法律制度,维护合作双方利益.     

论高校学术不端行为的治理

学术水平的高低是衡量一所大学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但是高校在推动学术研究发展的过程中,也同时面临着如何有效治理学术不端行为的困惑。目前,高校治理学术不端行为还存在概念模糊、标准不一、多头管理、监督不力等现实问题。营造诚信、公平、创新、求实的学术生态,高校要理顺治理学术不端机构的领导和工作机制,把反对学术不端行为融入学术评价体系,建立学术道德奖励制度和学术问责制度,积极构建学术道德教育长效机制,保障学术研究有序、健康、可持续发展。     

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贡献正能量

当前,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速度之快前所未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新陈代谢和激烈竞争前所未有,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形势变化的不适应、不对称前所未有,这些都对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提出了更高要求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要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以建设性姿态改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在维护和完善多边经济治理机制、构建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积极营造良好外部环境等方面,不断贡献中国智慧。     

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贡献正能量

当前,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速度之快前所未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新陈代谢和激烈竞争前所未有,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形势变化的不适应、不对称前所未有,这些都对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提出了更高要求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要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以建设性姿态改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在维护和完善多边经济治理机制、构建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积极营造良好外部环境等方面,不断贡献中国智慧。     

新时代中国生态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与实现路径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态治理现代化势在必行。新时代中国生态治理现代化包括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两个方面,包括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民众参与、国际合作等多重要素。本文认为,新时代生态治理现代化的内涵包括政策法规的完善、智能化技术手段的运用和高效参与机制的形成,以及能够促进生态文明变革,推进国家可持续发展等;新时代生态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包括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完善生态监管体制、进行生态科技创新、推进民众参与和加强国际合作等;新时代的生态治理现中,仍面临森林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空气污染等问题,这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环境的追求和生态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存在差距;新阶段的生态治理现代化中,我们需要加强生态治理的法律制度建设,落实生态责任制,强化生态治理的技术创新,促进生态治理的公众参与,推动生态治理的国际合作,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建设美丽中国作出更大贡献。     

社会治理体系的要素构成与治理效能转化

社会治理体系是由主体—规则—机制—目标等四个要素构成的规范社会行为的一系列制度。其中,治理主体指参与社会治理的行为主体及其在一定规则下形成的职能职责定位和网络关系结构,治理规则指社会治理体系运行应遵循的规律和法则,治理机制指治理主体间协同的运行机理、方式、方法,治理目标指社会治理的价值愿景与追求。这四个要素相互作用,其健全程度直接决定社会治理效能的高度,相互之间的耦合与互动程度直接影响社会治理效能的达成度。我们党在推动社会治理进程中不断根据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调适社会治理体系,形成具有中国特质的社会治理制度优势。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必须坚持和完善党对社会治理的"全景式"领导,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坚持和完善"三治融合"的制度,构建社会治理规则体系;坚持和完善"四化互动"的治理方式,创新社会治理协同机制;坚持和完善"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把社会治理体系的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效能。     

网络治理：公共管理的新框架

近年来,网络治理是西方国家公共管理研究的一个前沿课题,网络治理的理论主张、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是文章的研究中心.在疏理和整合当前网络治理研究的基础上,文章指出,政策网络理论与治理理论的结合,促成了行动者中心制度主义和管理复杂网络两种流派的形成,倡导网络治理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致力于实现主体间良性互动和互利互补的合作;网络治理的治理结构是不同于市场(自愿)与科层(强制)的复杂结构,网络是一个有着共同价值诉求的自组织系统,它不同于市场中自愿的个体行为,又不同于科层的命令服从体系;网络治理的治理机制在于信任机制和协调机制的培育,信任机制是网络的运作基础,其地位类似于市场的价格机制或科层的权威机制,而信任机制的落实,又需要回到协调机制的构建上,只有在价值协同、信息共享以及诱导与动员等方面建立起良好协调机制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地培育起成员间的信任关系以及成员与集体之间的信任关系,最终实现互利互惠的合作.     

从权威管理到共同治理:中国互联网管理体制的演变及趋向——学习习近平关于互联网治理思想的重要论述

作为信息时代的重要标志,网络具有跨国界、越时空、传播快、多互动等特性,这导致以政府为主体、以业务许可制为基础、以规范有序为管理目标的自上而下的单向度的传统管理模式陷入困境。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要求,实施以政府为主导、多方共同参与,以事中和事后监管为重点的互动合作的互联网共同治理模式,将是我国互联网治理的必然趋势。当前,在互联网治理工作中要着重研究处理好两对关系:一是处理好治理与发展的关系;二是处理好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张力向度。     

领导干部“无为行为”及其治理对策探析

领导干部"无为行为"的治理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无为行为"治理有利于领导干部转变工作作风,增强执政能力,提高整体素质。领导干部无为会造成群众信任危机、干部制度损害、干部价值观霉变和单位发展延误等危害,其成因主要是官本位思想严重、监管不力、无为惩罚制度缺失、社会监督不强等。为此,应建立无为问责之制,强化有为行政之教,发挥组织监督之职,完善绩效考核之法,搭建社会监督之梯,确保无为问责之效,切实治理领导干部的"无为行为"。     

合作治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导向与治理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是立足于中国基本国情,与完善中国政治制度整体框架相适应,与推进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相协调,与规范中国行政权力运行相统一的政府组织结构和管理制度。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既是实现社会、政府、政党现代化架构的体制保障,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条件和核心决定因素之一。合作治理的价值理念和实践经验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导向与治理逻辑,对于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改革中的困境给予有益的启示。当然,寄托于行为互动的自然主义演进而构建合作治理是不现实的,积极的、自觉的建构需要在合作意识的引领下展开,这就使系统化的理论建构更具紧迫性。     

公共卫生事件协同治理的路径选择

公共卫生事件演化机理非常复杂,涉及管理环节多,覆盖面广,影响大,它本身的不确定性让事件的预防和应急处置需要倡导和调动更加广泛的社会力量和资源进行公共卫生事件的协同治理。但当前在公共卫生事件协同治理的过程中,在治理主体的合作以及公众参与方面依然存在严重的现实困境。因此,以协同理论为指导,完善公共卫生事件管理立法以及协同治理法规制度,规范公共卫生事件协同治理的权责体系,构建公共卫生事件协同治理的运行网络,培育公共卫生事件协同治理的社会资本,就成为了实现公共卫生事件协同治理中不同要素、不同系统、不同部门协同增效的有效路径。     

发达国家网络谣言综合治理机制及其借鉴

如何治理网络谣言是世界各国政府共同面临的课题。发达国家大多通过健全法律规制、完善政府监管机制、严格行业自律机制、培养公民理性的媒介素养等措施,使网络谣言治理成效显著。当前我国网络谣言频繁发生,我们应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结合中国国情,构建"法律规制、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和公民教育"四位一体的社会治理机制,以有效遏制网络谣言的滋生漫延。     

企业参与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法律问题分析

企业参与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是我国在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新常态背景下提出的环境管理创新性制度。企业参与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具有拓宽污染治理资本筹集途径、提高治污效率、实现生态环保工作市场化等优势。但是,该模式的实施也面临着市场准入、融资担保、治污责任主体、第三方治理监管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急需明确和解决。因此,应当完善立法以明确市场准入条件、促进融资担保方式创新、明确治污责任主体、健全第三方监管体制,以提高环境污染治理效果。     

国家金融安全视角下的保险资金运用风险与治理——基于经理主义理论的分析

进一步规范保险企业的公司行为与市场行为,关系到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对建设创新国家提供金融支持、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针对目前保险企业在公司治理、资金运用中的风险问题,分析这些现象的具体成因、表现及经济后果,发现经理主义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保险企业公司治理结构效率低下、资金运用风险高等问题。应该在明确保险资金运用风险成因的基础上,从完善"董监高"的个体治理、加强内外部治理力量、夯实监管机制及充分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经验等层面,加强我国保险业治理,以促进我国金融市场及经济的稳定发展。     

整体性治理视角下的湘江流域治理策略研究

为摆脱湘江流域边治理边污染的困境,湖南省委省政府加大了流域内同防同治的力度,也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就整体而言,湘江流域地方政府间的合作治理在治理理念、权力分配、组织权威、激励机制等方面存在碎片化倾向,合作治理难以取得实质性效果。整体性治理理论在价值取向、治理结构、运行机制与治理方式等方面与湘江流域合作治理中地方政府关系的协调具有内在耦合性。破除湘江流域地方政府合作中的碎片化现状,需要积极借鉴整体性治理的核心思想,重塑整体协同的治理理念、搭建扁平网络的治理结构、建立垂直统一的治理体制、构建协调整合的治理机制,从而促进湘江流域合作治理从碎片化到走向整体性。     

网络化治理中治理责任的实现:责任设定与追究

网络化治理所倡导的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私营部门、第三部门或公民个人)构建合作网络进行社会治理的理念,为现代民主治理思想的实践提供了一个工具层面的构想.在网络化治理中,合作规范设定了多元治理主体的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法律责任体现了责任的强制性,而道德责任体现了责任的自觉性.治理责任的实现依靠治理网络建构的一系列硬性的制度约束和软性的伦理要求.在治理过程中,通过建构问责机制、监控治理绩效以及实施退出制度等措施,实现多元主体的治理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