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中侦查讯问与沉默权的再修改

侦查讯问制度、确保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严禁刑讯逼供、犯罪嫌疑人沉默权等已成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主要内容。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必须以保障国家权力的行使,保证诉讼效率与保护人权的统一,实现利益与价值的平衡为指导。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在侦查讯问方面应确立讯问前权利义务告知制度,严格讯问时限并规定不得夜间讯问,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扩大律师权利,实行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严格超期羁押的责任,同时引入沉默权制度,确立默示沉默权。     

论我国“抗辩式”侦查讯问模式的构建

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首次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法律,被视为我国刑事立法进步的标志之一。与此同时,各地频频报道一系列冤假错案,对司法权威及公信力构成极大的挑战。这些冤假错案背后,往往存在着严重的刑讯逼供等非法讯问现象。而这些非法讯问手段的存在,根源在于我国"职权式"侦查讯问模式的弊端。为此,必须构建"抗辩式"侦查讯问模式,通过赋予犯罪嫌疑人适当的沉默权,落实律师辩护权、确立律师值班制度,完善并强化检察监督,限制讯问时间,完善录音录像制度、提高讯问程序透明度等,强化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诉讼主体地位,以此来制衡侦查人员的讯问手段,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基本诉讼权利。     

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在刑事诉讼中切实保障人权、防止使用刑讯逼供等侵犯人权的非法方法获取证据的重要制度保障。本文提出构建和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基本设想,并在操作层面上提出保证其实现的一些具体建议。笔者从排除非法证据的启动方式、排除的主体、非法证据的证明以及提出排除请求的时间等方面提出了我国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性规则的框架。当然,任何一项制度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任何制度的良好运行都离不开相关配套制度的支持,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有效适用有赖于证据审前司法审查制度、讯问全程录音录像制度、讯问时律师在场制度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冤假错案与侦讯程序的法律再造

冤假错案的发生是程序法律的问题,而且绝大部分是同侦讯程序相关的。其原因在于,讯问规范模糊导致讯问无节制;法律犯罪嫌疑人有如实供述的义务,容易引发刑讯逼供;侦查讯问过程封闭化,无律师及检察人员等第三方介入进行相应监督,全程监控工作实施不到位;对因侦讯程序违法造成冤假错案的责任追究制度几乎是空白。为此,应规定沉默权制度;强调侦讯过程的外部监督和第三方参与;建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完善冤假错案内部控制及其责任追究制度。     

公诉环节非法证据排除问题浅析

公诉人在非法证据排除工作中应确立公平公正的中立观念,增强诉前审查非法证据的自主性,对侦查人员出具的取证情况说明要具体分析,坚决排除非法证据。完善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措施有：设立沉默权或律师在场制度;增强技术手段,提高侦查能力;对社会影响重大的案件实行听证制度。     

侦查讯问的理念转变及制度建构

鉴于我国侦查讯问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侦查讯问在理念上应当有所转变:从有罪推定向无罪推定转变,从口供中心主义向物证中心主义转变,从打击犯罪向保障人权转变。同时,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讯问时律师在场权,建立同步录音录像和举证责任倒置制度,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从制度上保证侦查讯问的合法性。     

构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为契机

我国2010年公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定》和2011年8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基本确定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此规定与我国司法实践的要求还有一段距离,和西方法治国家的先进制度还有一定差距.如我国法律规定的非法获取言词证据的手段过于简单、缺乏对搜查扣押的司法监督措施、律师介入侦查阶段监督非法取证行为的障碍重重.为构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中的“强迫”列入非法获取言词证据的手段,由检察机关签发搜查令和扣押令,在易发生非法取证的侦查阶段引入律师介入程序     

非法证据排除难及其出路破解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过程中,排除难依旧是检法共同面临的一大困境。实践中排除难包括非法证据合法地不被排除和被排除的非法证据仍影响法官心证两种情形。规则内在缺陷、侦查封闭性、一元化法庭的弊端是排除难的制度原因。司法不独立、公检法间利益纠葛是排除难的体制原因。法意识形态不匹配是排除难的观念因素。当前非法证据排除难的出路破解重在完善制度本身设计、优化刑事司法权力配置和实现法意识形态的转型。     

浅谈讯问谋略与非法讯问的界限

讯问谋略是侦查过程中一种重要的诉讼技巧,有助于获取口供这种重要的证据。它具有形式上的合法性、智谋性和策略性特征。由于"谋略"天然带有威胁、引诱、欺骗的成分,且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讯问谋略的界限,因此讯问谋略很容易演变成非法讯问。新《刑事诉讼法》在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定中并没有明确排除以威胁、引诱、欺骗的方式获取的口供,因此,应正确厘清讯问谋略与以威胁、引诱、欺骗的方式进行的非法讯问的界限。要防止讯问谋略演变为非法讯问的措施,应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明确排除威胁、引诱、欺骗方式获取的口供,严格执行并完善讯问过程中的录音录像制度,引入辩护律师的讯问在场制度,加大对违法方式取证的侦查人员的惩罚。     

刑事错案发生机制实证研究——以110个典型错案为样本

错案的发生既有办案人员刑讯逼供、非法取证、忽视科技手段的运用、坚持有罪推定、过分重视破案率等主观性因素,也有被害人虚假陈述、证人做伪证、司法鉴定错误等客观性因素。因此错案的防治,不仅要改进司法理念,还要建立和完善讯问律师在场、程序性制裁等机制,完善司法鉴定制度和杜绝地方党政机关干预公安司法机关办案,同时应完善刑事诉讼法的实施机制,实现精密司法模式。只有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司法体制、证据制度进行系统改革,才能有效减少错案的发生。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框架与反思

2017年新出台的有关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的司法解释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发展了我国现有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该解释细化了“非法取证行为”的内涵,初步确立了重复性供述的排除规则,完善了程序性辩护制度,进一步明确了检察机关、法院在审判前和审判阶段排除程序中的主导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受司法体制等因素的影响,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体的排除对象上仍存在一定的结构性难题;而在程序上,律师在程序性辩护中仍面临的一些制度性障碍、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在审判前排除程序的参与不足以及审判阶段排除程序的形式化等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保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有效实施,应当从根本上增强法院审判的独立性、权威性和公正性。     

人民监督员制度与公平正义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要“推进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司法监督，促进司法公正，维护司法权威。”司法体制改革的实质就是制度创新，人民监督员制度是检察机关对自身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自我创新，是检察机关为实现对自侦案件的外部监控所设置的监督机制，完全符合党的十六大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基本精神，是实现“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又一具体措施，彰显了检察机关追求公平正义的决心和信心。     

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中被诱惑者的罪与罚

诱惑侦查手段普遍适用于毒品等隐蔽性犯罪,已为我国法律所肯定.但2012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明确禁止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我国学说上普遍主张对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的被引诱者在实体法上作无罪处理,似有不妥.程序法上,对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证据的排除,根据我国法律只限于某些场合.从国内外实务来看,对被诱惑者“定罪但从宽处罚”的做法得到广泛认可,我国应当进一步将这一做法具体化.由于对被引诱者减、免刑事处罚的规定已逾越司法解释的权限,应由立法解决.     

论疑罪的“中间”形式判决——关于恩里科·菲利“证据不足”判决方案的评论

恩里科·菲利主张,在悬疑案件应保持司法存疑,法官应以"证据不足"方式做出介于有罪判决和无罪判决之间的"中间"判决.菲利的观点与我国传统的"实事求是"论在原则态度上、具体方案上、是否承认选定权利上都不一样,因为他言论上支持无罪推定;它也不同于德国、法国和我国代古历史上任何存疑方案,他的方案似乎是诉讼存疑中"最好"的方案.由于它的诱惑力及与我国刑事存疑判决现实现象的关联,须指出菲利的理性不彻底--它漠视公民一般政治权利的清白假定,把无罪推定降低到心理假定的地位,无法消除我国司法界、理论界的困惑.菲利的这种"最好"的方案,其实质是在关键处放弃无罪推定,它不是真正的中间方案,不能改变推定上的"非此即彼"抉择.     

卧底侦查刑事程序法问题探讨

在刑事程序法上，卧底侦查必须遵循特有的程序法则，卧底警察在超越法律授权的范围之内获得的证据是否有效应该从多方面进行评价。卧底警察身兼侦查官、证人、取证人等多重角色，但在刑事诉讼中，他们的身份保密与上述角色必然存在冲突，卧底警察拒绝出庭作证需有合法、合理的理由。法治国家要求的明确法律规定是卧底侦查在理论与司法实践中赖以存活的土壤。     

On The Trial-centered New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secutors and Lawyer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secutors and lawyers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enter of the judicial system, but also the visual expression of modern criminal structures. The Eighth Session of the Fourth Plenary proposed reform to the trial as the center of litigation system, to provide a policy basis on which to build a new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secutors and lawyers. In prosecution of criminal proceedings the body performs an important function in the “trial centered” litigation model, how to build the suitabl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prosecutors and lawyer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target to be completed in Litigation Reform.     

论宪法的“行政法化”

近来有关宪法司法化的争论颇多,但多集中于法院在民事、刑事诉讼中能否适用宪法的问题,而忽视了行政诉讼中的宪法适用问题。江苏建湖案中暴露出的许多问题,事实上与我们不能将宪法规定作为行政法规则对待有关。为使宪法"活"起来,使宪法在日常生活中能切实控制普通立法的效力、解释和适用,促使政府"依宪行政",就必须实行宪法"行政法化",修改《行政诉讼法》,允许法官在一定范围内适用宪法作为审理行政案件的依据。     

涉外劳动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对涉外劳动合同的法律适用,我国学术界存在很大的争议,司法实践也存在不同的做法。主要有适用《合同法》第126条与适用劳动法两种观点。从劳动合同的本质来看,应该承认涉外劳动合同中存在法律冲突。为了更好地保护劳动者,要进行法律的相应完善,这可以从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进行限制,引入保护弱者利益原则和直接适用的法理论来着手。     

完善律师执业回避制度的思考

目前法律对律师执业回避的规定尚有不足之处 :关于禁止双方代理的规定没有审级上的限制 ;对法官、检察官从法院、检察院离任后改做律师的执业活动 ,地域限制过严 ,时间限制过短 ;与审判人员有亲属关系的律师回避范围过窄。建议律师法修正案或者全国律协在对《协会规范》进行修改时 ,保留原来法律规定中的合理部分 ,修改不足之处 ,增加新的规定 ,以完善我国律师执业回避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