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权力的存在形态

社会权力是指在国家与社会二元化格局下,社会主体拥有自己的社会资源和独立的经济、社会地位而形成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力、支配力。建立在公民社会基础上的社会权力是同国家权力相对应的,其存在形态包括社会组织的经济权力、政治权力、科学文化知识权力以及民间法权力、道德权力、宗教权力等等。     

论人大权力与人民权力——关于人大制度的法理思考

“最高国家权力”与“国家最高权力”是有区别的概念.依我国现行宪法,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人民(全民)才是“国家最高权力”主体,是高于全国人大、也高于执政党和其他任何国家机构的权力主体.全民权力的“最高性”,在民主国家直接体现为全民直选权和全民公决权.在我国体现为全国人大由人民(全民)间接选举产生,要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全民权力亦即整个社会主体的权力,高于各种社会组织与公民个人,因而也可以说是最高的社会权力.     

论现代社会中的经济权力

社会中权力主体的不断分化,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趋势。突出表现是随着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社会的经济权力日益成为一种独立的权力形式,而经济权力与其他的社会权力、其他的国家权力之间的分化,正在形成新的权力结构体系。现代社会这种权力结构的生长,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层次根源。本文试图从这个角度来探讨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社会客观根据。     

论危机管理中的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

当前 ,中国处于危机频发的时期 ,面对各种危机带来的威胁 ,需要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但同时也应当重视权力的运作 ,使危机管理中面临的实际问题得到妥善解决。以危机管理中的权力运作问题为切入点 ,从权力的配置与互动合作的角度 ,分析危机管理中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应有的运作理念 ,为危机管理体系的构建和危机期间权力的规范、有效运作提供了合理的理论基础     

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扶贫及法律治理

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扶贫的本质是政府与社会、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合力”.我国在20多年的合作扶贫实践探索中形成了一定的模式并在微观领域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在整体上也存在权力结构失衡、权责不对等和泛行政化的问题.新的历史时期从合作文化软约束到理性法制硬保障,需要以《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扶贫框架协议》的形式增强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刚性,强化合作扶贫的督察与督查,并落实合作扶贫的司法审查.扶贫权力与法律之间的建构是从善治到法治的动态演进.     

社会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刍议

社会权力与政治权力同属于权力的范畴,是权力在不同领域中的运用和具体体现。社会权力与政治权力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主要表现在:社会权力是政治权力的源泉;社会权力与政治权力互为补充;政治权力往往凌驾于社会权力之上,并可能走向腐败。     

论多元化的社会利益集团对国家权力的影响

在当今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态势下，利益群体已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各种利益集团以其拥有的社会资源和社会权力同其他利益集团竞争，特别是对政府立法和决策施加强大的影响力，支配力,利益集团的社会权力同国家权力互动，是现代国家与社会新的权力结构重要特征,本文对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集团、中国的利益集团（一般社会组织、新型的社会阶层、特殊利益集团、权贵资产者集团以及黑社会组织）的地位与作用分别作了论述．     

政治国家VS市民社会视角下的课税权力边界研究

国家课税权力是国家运转和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项权力,缺乏税收支持的国家力量的保护,社会发展与公共利益将难以实现,个人的财产和自由也将无法得到保障。然而,课税权力又具有扩张性,其极有可能异化成为公民权利乃至公共利益的反面,课税权力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中的发展史本身就是一个"扩张—限缩—再扩张—再限缩"的博弈过程,未经限制的课税权力将带来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因此,分析课税权力的本性,明确它的范围与边界才能有效防止其对市民社会的公民权利带来的不法侵害。尤其是在当前国家课税权力服务于我国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正确地履行课税权力所代表的国家治理职能,构建权界明晰、法治高效的财税法律体系至关重要。必须从法律上明确我国课税权力的边界,从理念的转换、原则的落实、利益的权衡等方面着手破解我国课税权力在现实中的各种越界难题,有效推动我国推进财税法治改革的深度发展。     

论社会建设与社会体制改革

在我国历史上,许多社会公共事务是由政府外的社会组织治理的。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形成了有国家无社会的模式。改革开放后,社会组织虽然有所恢复和发展,但远未实现政社分开。随着多元利益群体产生,社会结构也已经多元化,强国家——极弱社会的结构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要求,迫切要求社会管理模式的转型和新建。政府与多元权力中心对社会进行合作共治,是一种适应现实要求的新模式。形成政府掌握公共权力、市场掌握配置资源的权力,社会掌握自治权力的三元结构,才能形成和谐社会的新格局。     

社会权力理论及其在宗教问题分析上的应用

社会权力源于社会自身的发展以及国家垄断权力而产生的弊端，是社会组织依据法律、契约或习惯对内部成员和外部主体支配力的总和，其对国家权力的制衡，有效地弥补了国家权力内部制衡的不足。大量宗教问题都表现为社会权力运行中的问题。社会权力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社会法规范是完善宗教立法的重要途径。社会权力理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和解决宗教社会问题的新视角。     

管理市民社会

著者在该书《序言》中介绍说：“本书阐述的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本书的论点是，国家权力必须依然是社会政治理论的核心。然而，若不同时分析生产关系的建构和再生产中存在的国家权力，就不会有国家理论。我还会论证，国家这个概念只有当人们将它与‘市民社会’联系在一起加以使用时，才有意义，反之亦然。就此意义而言，本书所提出的国家理论有赖于国家-市民社会分立的使用和发展。因此，本书对‘市民社会’这一范畴的使用，     

社会契约理论及其对我国法治建设的意义

社会契约理论是由自然法学派所提出来的一种国家学说 ,但是它却具有超越于国家学说的更深层次的意义 ,因为它涉及到国家政府权力的合法性以及权力与权利等深层次宪政理论问题 ,并且它所体现的自由、平等、人权精神也是至关重要的 ,这对我国法治建设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法治的核心：以法律制约权力

法治化正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共同追求的社会政治目标之一，制约权力、保障权利是中国法治建设的突破口。权力在客观上存在着易腐性、扩张性以及对权利的侵犯，由于权力的本质决定，有必要制约权力。制约权力也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分离的结果，是保障权利的要求，是实现法治的最基本的要求和标志。在我国的政治改革中，法律对权力的合理制约，有利于法治的实现。     

试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权力监督思想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领导工人运动、创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实践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权力控制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权力控制思想的主要内容是权力监督，他们所主张的权力监督主要是指人民群众自下而上对国家权力的监督。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和推崇直接民主的角度出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证了人民监督国家权力的必要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权力监督思想对以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监督实践产生了很大影响，可以说，社会主义国家监督制度的理论源泉就来自他们的权力监督思想。     

论政治权力的社会心理基础

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现象,政治权力的存在和维持离不开一定的社会与心理条件.它既包括权力主体的权力欲,也包括权力主体的某些个人特质和社会条件.要维持和巩固政治权力,政治主体必须使政治权力合法化.     

社会自治的民间法资源

社会自治以消极自由权为依归,并以民间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野为制度前提,主要表现为契约关系的社会权力是社会自治的基础,也为民间法确立了效力前提。民间法的效力根据还包括民间法规范符合社会主体的需要,并具有自然法意义上的价值基础。民间法实效就是民间法效力的彰显,依赖于社会权力、主体需求和自然法价值。社会自治意义上的民间法资源主要包括民间习惯法、道德规范和民间组织的内部规则。     

吻合、变异、离叛——晚清绅士与国家权力的演变初探

晚清时期，绅士的社会角色及其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发生嬗变，绅士阶层由国家正式权力体系外的社会力量逐渐转变为地方行政体制内的权力实体，绅权的扩张使绅士与国家政权的关系逐渐发生变异，由最初的紧密合作、互为支持的良性状态逐渐转变为冲突对抗的紧张状态，导致地方政治生态发生重大变化。晚清国家权力与地方绅士之间的权力涨落，折射了晚清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动。     

宪法权力概说

宪法权力是受宪法规范的权力，主要表现为国家权力和国家机关的权力，其中主要指向国家机关的权力。国家权力的所有权属于国家，使用权属于国家机关。国家权利主要是指国家对外的独立权，国家权力主要表现为国家对内的管辖权，国家权利通常先于国家权力而存在，有时可以启动国家权力的运作。国家主权包括对内主权和对外主权，前者主要表现为国家权利，后者主要表现为国家权力，前者应是国家主权的重心；主权对内是指国家权力的所有权而非国家机关对国家权力的使用权，国家机关对内只能行使国家权力，人民才能行使主权；从“主权在君”到“主权在民”，主权的主体和对象都发生了变化。     

网络权力变迁中的国家机遇

网络社会的到来伴随着社会权力结构的转变,西方学者关于网络社会权力的论述背后隐含着国家——社会对立的理论预设。在国家与社会民众利益一致的情况下,网络社会的到来不仅不会造成国家——社会的权力冲突,并且将提供一种新的沟通权力和有效的信息沟通机制。中国特有的国家——社会信息反馈机制,实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共识需求,但是有必要在网络社会中获得新的发展。国家与社会间网络政治沟通机制的建立,将进一步提升国家的治理能力和效率,增强治理过程的公平性和公正性,建立起国家与社会间的共识,从而实现国家在网络时代的治理合法性提升。     

“法治社会”命题的理论澄清

自"法治社会"的命题在中国被提出以后,学术界与实践中出现了将法治社会解释为国家公权力运用法律来管制社会的现象,这无疑忽视了法治社会的本质。法治社会强调的是社会的自我管理,它的提出源于执政党对我国政府推进型法治模式的检讨以及对法治内在的社会面向的重视。完整地说,法治社会包含社会自治与权力制约两个面向。一方面,法治社会通过国家的立法与社会的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规则实行社会自治,法治社会构成了法治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法治社会为法治政府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与制约公权力的外部机制,法治社会是法治政府形成过程中的必要条件。只有社会全体成员通过各类社会组织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到法治的建设进程中,法治中国的愿景才能最终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