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管理中多元参与主体的权责机制分析

危机管理的核心问题是各参与主体的权力———责任机制的构建与调适。为了有效地进行危机救治 ,必须对各参与主体进行合理的权力和责任划分。在政府内部 ,进行纵向的各级政府权责划分和横向的部门间权责划分 ;在政府外部 ,要对非营利组织、营利组织、公众和国际组织等其他危机管理主体进行权力的授予和制约。同时要用法律来保障危机状态下相应权责机制的正常运行。     

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实现策略

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多元化即公共危机治理主体由单一政府向政府、民间组织、企业、媒体、公民等多元化主体转变的动态化过程,它是对危机管理主体单一化的修正与超越。公共危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有赖于公共危机治理各主体通力协作,共同致力于预防、处理、消弭公共危机。实现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多元化,必须强化各主体参与和协作治理危机的意识,提升各主体参与和协作治理危机的能力,健全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外部机制。     

城市公共危机治理与公众有效参与机制研究

公众参与城市公共危机治理,对于提升城市公共危机治理效率、构建多元共治的城市治理格局、充分保障公众的政治参与权利等方面意义重大。现阶段,公众在参与城市公共危机治理时,存在主动参与意识不足、非理性参与行为较多、参与渠道不畅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市公共危机治理的效果。为此,应高度重视,并以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相互协作的治理新格局,促进公众有效参与城市公共危机治理。     

跨界公共危机治理组织间网络:模式选择、现实挑战与构建路径北大核心SSCI

公共危机的跨界属性具有复杂的形成机理,是风险关联性、要素流动性、系统复杂性、区域关联性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跨界公共危机属于典型的“棘手问题”,科层制模式对其治理存在失灵现象,而介于科层制和市场制之间的组织间网络模式成为与之相适应的理想选择。然而,组织间网络具有独特优势和可能缺陷并存的二重属性,中外学者都对其进行了冷静思考。作为一种全新的治理模式,构建跨界公共危机治理组织间网络在科层制组织结构惯性影响、网络成员目标不一致、网络成员间协同、信息共享、社会主体能力等方面面临多重挑战。基于此,构建跨界公共危机治理组织间网络,应从风险认知、结构优化、过程控制、制度发展四个维度,采取树立整体性治理理念、调适以应急管理部为核心的综合性体制、形成均衡的全过程机制、完善制度保障体系等系统化措施。     

嵌入型治理: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国家治理的路径探究

嵌入型治理指某一治理主体利用社会关系网络、制度规则、公共政策等合法途径介入另一治理主体,构建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体系,以推动治理主体自身的发展,并解决公共问题或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它强调不同的治理主体相互介入形成嵌套结构,在推动构建多中心治理模式的过程中,提高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能力,从而形成一个独立的治理中心。嵌入型治理是国家建构和社会治理双重目标背景下,社会组织参与国家治理的一种尝试。社会组织和国家可以通过关系嵌入、功能嵌入和组织嵌入形成互嵌,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公共危机治理中的公民参与问题研究

公共危机威胁着社会的发展与稳定,而公民参与可以及时发现危机,整合社会力量,并对危机治理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当前我国危机治理过程中的公民参与存在较多问题,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如政府的支持力度不足、参与机制不完善、相关的危机信息不透明、社会组织和企业等社会主体的参与不规范,等等。面对日益频发的公共危机事件,必须从现实出发,正视当前公民参与存在的问题,采取必要的措施: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强化政府问责,提高公民的参与意识与能力,规范社会组织和企业的参与行为,进而实现公共危机及时、有效的治理,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2019中国生态小康指数:88.1 垃圾分类取得新突破

正在目前为止已经威胁人类生存并已被人类认识到的环境问题中,最让受访者担忧的是淡水资源危机和垃圾成灾。围绕着环境治理的各项工作,我国正构建起一个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治理体系。     

青年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基础、困境与路径

"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提出,使得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成为可能,这为青年参与公共危机治理提供了机会。现阶段,囿于社会转型、国家权力、历史文化、社会共识中存在的问题,我国青年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能力、制度、渠道、程度均存在不足。为此,要多维度地重视青年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能力培养,"全景式"地加强青年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制度建设,形成共青团与青年社会组织通力配合的联动机制并形成鼓励青年积极参与的社会共识。     

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路径探析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时期,公共危机的治理对政府提出了挑战,政府作为单一的治理主体的局限性日益显现。公共危机的复杂性要求治理主体由单一性向多元化转变。非政府组织作为公共危机治理的主体之一,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就非政府组织在参与公共危机治理中的必要性、面临的困境、路径选择等方面进行探索,并提出相关建议。     

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必然性分析

公共危机治理单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够的,政府本身也会出现失灵现象。目前,非政府组织正在成为公共危机治理的重要参与和协作力量。从治理理论、非政府组织的特征及其在公共危机中的作用等方面入手,分析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必然性,这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对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思考

随着全球社团革命的兴起及治理理念的提出,非政府组织正在成为公共危机治理的重要参与和协作力量。要实现公共危机的多元共治,必须正视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面临的现实困境,建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协作伙伴关系,形成良好的互动机制;克服制度性缺陷,在非政府组织内部建立完整的危机应对机制,为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提供助力。     

公共政策主体合法性危机的展呈、危害及其矫正

公共政策合法性危机的一个重要向度是政策主体危机,具体体现为公共政策决策主体、参议主体与参与主体等维度危机。政策主体危机往往会带来降低党和政府政策信任和威信的消极性后果。型塑和完善由政策决议主体为核心,参议主体、参与主体公共参与的多方位、多层次的合理的决策权力体系是消解政策主体合法危机的治理之道。     

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必然性分析

公共危机治理单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够的，政府本身也会出现失灵现象。目前，非政府组织正在成为公共危机治理的重要参与和协作力量。从治理理论、非政府组织的特征及其在公共危机中的作用等方面入手，分析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必然性，这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发展分析

区域公共管理是针对区域经济发展中区域公共问题丛生提出的新型治理理念。目前我国的区域公共管理主要依靠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和省、市政府之间自发协调两种形式实现。总体而言,区域公共管理的制度化、法制化、社会参与水平还比较低。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辖区政府的不规范竞争、参与主体协作机制的缺乏、GDP至上的绩效考核制度、区域公共政策的缺乏都制约了区域公共管理的发展。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间竞争、构建多元共治的网络化治理机制、改革绩效考核制度、构建一体化的区域公共政策成为区域公共管理的发展路径。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网络公共领域的形塑与理性成长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公共领域的规范和完善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标志。政府、网络运营者和公民作为主要参与主体，共同形塑着我国网络公共领域的样态。厘清不同主体的特征，探析多主体间的关系，有助于全面深入地认识我国网络公共领域的形态，提出规范和完善我国网络公共领域的新思路，以维护这一新的社会场域的和谐稳定，进而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从主体特征和治理角色来看，政府是网络公共领域的领导者和监管者，网络运营者和公民分别是关键责任人和重要参与者。从主体间互动关系来看，三者形成了高度活跃的交互关系，共同构成立体多维的治理结构。未来，网络公共领域的有效治理需进一步完善法治建设、打破虚实壁垒，并着力形成以政府主导、网络运营者和公民积极参与的多元治理体系。     

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优势

马海韵在《行政论坛》2011年第6期撰文指出，我国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正面临着经济政治制度的转型，各种内生和外部辐射的风险因素正逐步聚集，加之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所蕴涵的高度不确定性，导致各类公共危机事件频繁发生。建立公共危机治理的正确、正规、正常的协作模式因此成为重要命题，主体构成和合作机制是该协作模式的关键因素。非政府组织能够参与公共危机治理有其强大的理论依据，表现在四个方面：     

基于EMAC模式的多省交界区公共危机跨界治理机制北大核心CSSCI

多省交界区是我国公共危机的多发地段,"囚徒困境"与"屏障效应"严重影响治理效果。以湘渝黔边"锰三角"为例,分析了我国多省交界区公共危机跨界治理"至下而上"推动和"至上而下"干预模式,存在着治理主体单一、缺乏规范化的跨边界合作治理制度保障和一体化协同合作机制等缺陷。美国《州际应急管理互助协议》(EMAC)以法律的形式构建了跨州协同治理框架和运作机制,给我国多省交界区公共危机跨界治理极大启示。我国多省交界区应构建全国性的危机救助合作框架、跨省多中心治理网络、一体化的运作流程,以实现跨界协同治理目标。     

论中国特色公共危机治理机制的三维逻辑

中国特色公共危机治理是由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政府主导、与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协同共治的政党领导型治理。在中国特色政治体系中,党内制度体系与国家制度架构具有共通性和强大的制度合力,党的制度和组织体系能够有效地弥合政府行政体系中科层制的短板与弊端。中国共产党既是执政党,也是国家治理的主导者,在各项事务中总揽全局负总责。建构健全公共危机治理的中国模式,必须依托于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体系,解构中国特色公共危机治理机制的三维逻辑,即着力于从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政党间的关系、政党与政府关系的结构分析框架,探究在公共危机治理全过程中党对社会力量的组织动员机制、党与民主党派的协商合作机制,以及党的领导决策与政府施策机制,深研中国特色公共危机治理机制的内在逻辑,以期全面科学推进中国特色公共危机治理机制、能力与体系的现代化。     

公共危机决策机制

公共危机决策机制主要由危机决策主体和危机决策制度这两个方面构成,前者是指为避免和应对公共危机而履行决策职责、参与决策过程的特定个人和组织机构;后者是指导和规范这些主体的危机决策行为的一系列法律制度。     

公共危机治理中政府与企业互动关系的构建

有效的公共危机治理需要社会多方力量的参与。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拥有着不可忽视的能量。政府与企业对于经济发展的诉求是两者互动的基础,企业自身所具有的优势是企业在公共危机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保障。政府与企业需要转变观念、完善相关法律制度、鼓励企业发展应急产业、公私合作完善优势资源互补、协助进行危机前建设、加强合作应对危机能力建设,才能构建和谐的互动关系,从而更好地治理公共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