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后梁启超文学革命的深入及其矛盾

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继续自己的文学革命，但文学革命以往的有些矛盾不仅在延续，而且在加深，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觉世与传世——不能两全的无奈。梁启超在觉世与传世、政治与文学、责任与良心、启蒙与艺术之间徘徊，既想把文学当作“经国之大业”，又无法忘却“不朽之盛事”，最终陷于了无法两全的无奈之中。第二，极品与祭品——文学中的“暴发户”。梁启超文学革命理论自身的矛盾使小说在人为拔高成为文学极品的同时也陷入了文学与政治上的双重孤立。第三，棘手的衡定与选择。破坏时的放肆与建设时的谨慎令梁启超煞费苦心。     

梁启超文学革命口号的内在矛盾

梁启超的文学成就和在文学史上所起的作用在他同时代人中可谓首屈一指。他一千多万字的文章中绝大部分是富有时代内容、思想底蕴深厚的新体散文。他在各类文学体裁上都有尝试和探索．更重要的是．梁启超以他的创作实践和文学改革理论文章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学革新运动，有力地促进了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梁启超先后打出“诗界革命”、“文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的旗号。但他的这些文学革命口号是内在矛盾的。这也决定了他文学革命的最终不成功与收效不明显。     

论戊戌变法失败前梁启超文学改革的尝试

梁启超在极力宣传政治变革时，也在文学革新上作了一些尝试。如倡导创作通俗读物，作为政治改革和“开民智”的辅助手段；提倡“文与言合”，革新旧式语言；实践“觉世”之文和“新式”诗歌。但梁启超的文学革新尝试一开始就留下了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首先是“俚语”、“群书”的归属问题，其次是“觉世之文”的所指问题。梁启超戴着政治帽子的文学变革初露端倪时就陷入了一种尴尬境地，文学革新刚刚萌芽就受到了功利与审美、作者与读者、雅与俗、传统与创新诸多对立因素的困扰。而随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形势使梁启超并没有着力将文学改革发展为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的一部分，他的文学改革也只是浅尝辄止。     

五四时期“人的文学”与人的解放

“人的文学”作为一种文学观念，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背景下产生的，体现了五四文学的基本精神，是一个时代文学革命先觉者共同智慧的结晶。这一观念的基本内涵是反对禁欲主义，倡导一种“人间本位主义”。文学批评应有“时代观念。”对当时及后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梁启超的“中华民族”概念

一百余年前，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概念，而当时仅仅用以指称汉族。随着梁启超认识的不断深入，“中华民族”概念的内涵也不断得以丰富，最后发展为“合五族之大民族”。而在梁启超“中华民族”概念的背后．有着其深厚的民族主义情怀，分别体现在政治上和文化上。     

试探“五四”文学革命成功的经验

本文认为“五四”文学革命成功的经验有三条 :一是要符合国情 ;二是要正确对待外来的理论资源和自己的文学传统 ;三是要有一批学识渊博 ,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仁人志士。     

译者：跨文化交际之使者——从莫言获诺奖谈起

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对异域文化的了解大多源于对异域文学作品的阅读。而能以异域语言阅读文学原著者甚少，读译作者居多。因此，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来说，译者是文化交际的使者，无论其角色在历史上是如何变迁。其作为不同文化之间沟通、理解的桥梁角色却是亘古不变的。在翻译中，译者的素养、能力。对原作者的深刻认同和理解以及对原作高度负责的精神决定着译者是否能胜任跨文化使者这一角色，决定着文学作品在异域文化中的生命力。优秀的译者对文化传播和跨文化交际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     

梁启超的法治思想

法治思想是梁启超政治法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近代法治主义的最早宣传者和鼓吹者,梁启超借鉴西方资产阶级法治理论,从法治的“依据”“、基础”和法治的“根本”三方面界定了“法治”这一概念;并从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振兴中国实业出发,论证了实行法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大声呼吁“法治主义是今日救时唯一之主义”;关于法治的实行,梁启超提倡“三个相结合”,即“法治与民权相结合,法治与道德相结合,中法与西法相结合”。梁启超的法治思想不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进步性,而且在当今仍有很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全球化"语境中的"世界文学"探讨

由于歌德这个“世界文学”的肇始者并没有对“世界文学”进行界定，而马克思、恩格斯也没有对“世界文学”的具体内涵做出说明，从而导致后世研究者关于“世界文学”提出了各种看法和主张。在一个“世界性”与“民族性”分别都需要重视的“全球化”时代，我们需要拥有一种“世界性”的眼光，抓住机遇，努力建设“民族文学”。     

梁启超文学思想初探

梁启超文学思想是梁启超学术人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梁启超文学思想立足点是知行合一论;梁启超文学思想的核心观点是镕炼新理想以入旧风格;主张的具体实践“新民体”散文是言文合一。     

作家·译者·读者——一仆二主的尴尬

文学翻译是“艺术再创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译者始终处于中心的枢纽地位,但同时他又受到作家和读者的限制。本文揭示了翻译家面临的这种一仆二主的尴尬处境,并建设性地提出翻译家在面对作家和读者所应采取的正确态度。     

吴趼人和“小说界革命”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等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主张。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他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文中大声疾呼；“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他认为，这是因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由于小说对读者有“熏”、“浸”、“刺”、“提”的作用，“感人之深，莫此为甚”。所以说，“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他郑重的提出：“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     

论梁启超音乐教育思想

梁启超积极从事思想启蒙运动,认为乐学是精神教育之一要件,倡议音乐教育立于幼学,军歌、学校歌是中国文学复兴之先河,音乐教育可培育国民品格、陶冶性情和振奋精神。梁启超的音乐教育思想启蒙了沉睡的中国人,推动了中国音乐教育的近代化,在近代音乐教育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谈惩戒教育的应用艺术

由于“惩戒”与“体罚”两者之间的界限难以界定，在选择具体教育行为时更难以把握，目前广大的中小学教师对此感到左右为难，面临着在“雷池”边缘行走的尴尬。笔者对惩戒教育的应用艺术进行了探讨，希望对中小学教师的教学与管理有所帮助。     

鲁迅与中法文学交流

鲁迅的文化活动是从翻译介绍法国文化开始的;鲁迅在他的一系列杂文中,联系中国现状,对法国许多文学大师进行了评价;鲁迅与法国作家又有很深的文学姻缘。鲁迅与中法文学交流是一个重要而研究尚不得深入的课题,从中可折射出法国文学对中国的影响,也为全面评价这些作家提供异域的文化参照。     

关子异域文化的观察与诠释

对异域文化的理解和科学诠释，基础是对异域文化的接触，本文以欧洲商团中国之行的经历为基础，总结了人们认知异域文化的基本过程，通过不同媒介获取对该文化的最初认识，借由某种目标亲自接触该文化，最终形成对该文化的认知。借助社会学家提出的异域文化认知模型，提出认知异域文化从而完成不同文化之间的对比，加深对异域文化的了解。     

梁启超史学观论析

梁启超是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奠基人 ,是创建我国近代史学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本文探讨了梁启超的史学观 ,主要有 :一、批判和改造封建旧史学 ;二、对史家自身修养的认识 ;三、对史学方法论的重视 ;四、梁启超的“会通”观念和通史写作设想。梁启超的史学观点总的说是一种进步的史学观 ,是近代史学理论的先声 ,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财类院校英语专业"体验英美文学“教学模式探究

本文从财经类院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教学所面临的消极与积极影响出发，提出了当前英美文学教学的应对性策略，即“体验英美文学”教学模式。文章重点介绍了“体验英美文学”教学模式的理念与具体的实践环节，给陷入困境的英美文学教学找到了一种应对性的教学办法，目的是使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获得预期的效果。     

建议增设工程重大安全事故危险罪:钱塘江“豆腐渣“工程案的刑 …

轰动全国的钱塘江“豆腐潭”工程被告被宣布无罪释放暴露了我国刑事法的尴尬，借鉴国际上的过失危险犯罪理论及立法实践，建议我国增设“工程重大安全事故危险罪”。     

黄遵宪与诗界革命

在晚清诗歌变革的潮流中,梁启超第一个提出了“诗界革命”的口号,而黄遵宪在诗歌创新的理论和实践上都先行一步。从他21岁提出“我手写我口”的诗歌创作主张,到43岁在《人境庐诗草》自序小提出借鉴古典诗歌的创作经验,黄遵宪在诗歌创新的道路上经历了一个追求摆脱传统而又回归传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黄遵宪取得了既高出同时代旧派诗人、也高出同时代新派诗人的杰出成就,被梁启超誉为“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