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贿罪"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研究

行贿罪中的"谋取不正当利益"包括非法利益和采取非法手段获取的不确定利益,法律、行政法规以及与法律、行政法规不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等,是判断利益正当与否的法律依据.学界存在"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取消说和保留说的分歧,但是"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限制了行贿罪的成立范围,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价值,有利于集中司法资源治理受贿犯罪,因而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下,不宜取消"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     

浅议行贿罪中所要求的“谋取不正当利益”

我国《刑法》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务的,是行贿罪。"从本规定不难看出,行贿人具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是本罪的基本构成要件。为此,笔者从本罪的犯罪心理、行为特征、危害结果方面对我国行贿罪的立法制度作一简要探讨。     

对“不正当利益”的理解

９７９年《刑法》及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补充规定中对受贿罪一直没有规定要以谋取不正当利益为构成要件。只是在《补充规定》中规定行贿罪要以谋取不正当利益为构成要件。但对什么叫不正当利益，一直没有明确的解释。因此，对“不正当利益”有着不同的理解。一种观点...     

行贿罪立法中的排除性规定

行贿罪是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行为。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二者并不形成对应关系。只有将“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的属性统一到“主观要件”上，才能实现行贿罪构成要件的周全性。只有当主观上不具备行贿的意图，客观上没有实施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贿赂的行为及其结果，才能不按行贿定罪处罚。《刑法》第389条第三款的规定应修改为：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不是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也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     

行贿犯罪“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的刑法解释

经济行贿并不要求以"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为要件。谋取不正当利益具有选择性双重层次的内部结构,这亦符合在罪刑法定的框架内拓展性地解释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实践要求。如果行贿人谋取的利益本身并没有违反国家规定,但受贿人在接受行贿人财物后提供了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规定的帮助或者方便条件,应当以行贿人对此问题的明知作为充足"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的基础。不能因为贿赂过程中的请托事项不明确而排除"感情投资"的行贿犯罪性。     

行贿犯罪疑难问题解析

行贿罪与单位行贿罪的界分是司法实践中的难点,两罪的区分应遵循意志属性—资金来源—利益归属的进路来判断。从立法沿革及司法实践来看,行贿罪不正当利益要件不可或缺,且其外延呈不断扩大的趋势。无论在主动行贿还是在被索贿的情况下,"谋取不正当利益"都是主观要素而不是客观要素,被勒索而给予财物的也应当有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主观要素才可能构成行贿罪。经济行贿只能发生在平等的经济往来中而不是在经济管理过程中,且不以"谋取不正当利益"为构成要件,但要以违反国家规定为构成要件。     

浅论行贿罪的立法完善

当前行贿罪的立法存在疏漏。国家工作人员犯行贿罪的应当从重处罚,行贿行为不应只限定为交付,应当扩充行贿的内容,“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不应成为行贿罪的要件之一,应当增设罚金刑。     

浅论行贿罪的立法完善

当前行贿罪的立法存在疏漏。国家工作人员犯行贿罪的应当从重处罚，行贿行为不应只限定为交付，应当扩充行贿的内容，“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不应成为行贿罪的要件之一，应当增设罚金刑。     

对刑法中行贿罪的理解

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关于行贿罪的规定有三款内容。其中第二款之规定笔者认为是特指商业领域里的商业贿赂犯罪。认定在经济往来中的行贿罪不以＂谋取不正当利益＂为条件,这里符合立法本意的,同时也是多年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文章对此进行了分析研究。     

论贿赂犯罪中的利益要件

利益要件是我国刑法关于贿赂犯罪构成中独具特色的规定。从与德日立法的比较来看,我国刑法中的利益要件扮演着德日刑法中职务要件的职能,是反映权钱交易本质的核心要件,但以利益要件替代职务要件的规定方式使我国刑法偏离了通过行为模式本身反映犯罪本质的轨道,对犯罪本质的揭示和犯罪构成的解释颇费周折。利益要件最突出的特征是不平衡性,表现为利益要件的设置造成了贿赂犯罪对合性的严重失衡,无法对贿赂犯罪实现标本兼治。利益要件的不正当性,即谋取行为作为客观方面内容本身所反映出的权钱交易特征和利益要件中利益的不正当属性。     

论受贿罪的利益要件: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为中心的分析

在对受贿罪的利益要件的分析基础上,对于非公务活动中的单纯受贿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应当定性为受贿罪;而对于为他人谋取不正当的利益和正当利益的问题,应区分不正当的利益之中的非法利益和不应得的合法利益;对为他人谋取利益的阶段问题分析后可以发现只要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了财物,就可以认定为是受贿罪既遂。     

利益信息贿赂司法疑难探析

随着国家打击贿赂犯罪活动的深入,贿赂的形式更加隐蔽.利益信息具有财产行为利益的性质,能够作为职务行为的对价,利用利益信息荻利的价值可以计算,利益信息贿赂成为贿赂的新形式.在司法认定过程中,应当着重审查国家工作人员是否利用职务之便为当事人谋取利益,国家工作人员是否收受了利益信息,国家工作人员与当事人之间是否有职务上的利益...     

部门利益——部门立法抹不去的痕迹

依法治国伟大方略的实现要求法律体系的规范、科学。这对以部门立法为代表的行政立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长时间以来,各部委广泛的立法活动,虽然适用领域面宽广且数量上处于绝对优势,但仍然无法消除其存在的深刻的部门利益烙印。     

法律上的公共利益判断标准简论

《宪法》和《物权法》都规定了征收行为要合乎公共利益目的,但都未对之做出具体解释。公共利益的范围缺乏具体规定导致实践中行政权的严重滥用,政府假借公共利益之名进行商业开发以获取不正当利益的现象层出不穷。这不仅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而且屡屡激发社会矛盾。因而必须在法律上明确公共利益的判断标准,以便在实践中严格判断某项行为的实施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公共利益目的。公共利益大体是指不确定的多数人的利益,具有整体性、不确定性、相对性、非盈利性和必要性,不同于国家利益、政府利益、集体利益,是可以通过其具有的实质判断标准———明确合法性、公共受益性、合理必要性和形式判断标准———公开参与性、权力制约性对实践中的公共利益进行界定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利益思想--献给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

80年代初期,小平同志多次指出,国家利益是制定国家国际战略的根本出发点,这是他对马恩思想的继承与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体系中蕴含了丰富的国家利益思想内容,笔者通过研读马恩原著,认为,马恩以“社会共同利益形式”的独特视角研究了国家利益,他们揭示了国家利益产生、发展直至消亡的整个历程,论述了国家利益的本质。     

主物的利害性

利是从主物的本质欲望中派生而在社会化的条件下规定主物价值的运动法则之目标,它的体现和其基本性质是随着主物自我利所享有的成分不同而不同。     

论行政诉讼中的公共利益保护

公共利益是全体公民的利益,是社会整体的利益。只要违法者的违法行为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对不特定的人的合法权益构成损害或具有损害的潜在可能,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权利起诉违法者以保护公共利益。理想的公益保护模式应该是,以国家保护为主力军,动员一切社会力量保护公共利益。我国法律对公共利益的保护仅限于原则性规定,缺乏具体的可操作的诉讼法支持,这就使得公共利益的保护在我国成为一个缺欠。我国应顺应国际化潮流和我国实际,建立公益诉讼制度,其基本内容为行政公诉和民众诉讼并存。在未来的公益诉讼制度建立中,我国应在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中,将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明列于相关法条之中。     

立法保护纳税人权利刍议

纳税人权利保护在当代国际社会已蔚然成为潮流,不少国家、地区以及OECD、欧洲＂世界纳税人协会＂等国际组织均以立法的形式明文保护纳税人权利。基于我国纳税人权利保护薄弱的现状,有必要通过专门的纳税人权利保护法,我国的纳税人权利保护法宜定位于示范法、宣言法的模式。     

日本刑法中的商业贿赂犯罪及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刑法典中仅规定了有关公务员的贿赂犯罪,商业贿赂方面的犯罪则规定在《商法》等附属刑法之中。同时,日本刑法对商业贿赂犯罪的成立条件作了比公务员贿赂犯罪更严格的限定。日本刑法的这种规定方式对我国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及解释都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农民工权益保护与构建和谐西部

历史经验证明农民稳定是社会和谐的基础,现实案例表明保护农民工权益是构建和谐社会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而观念因素、行政机关执法不严、法律本身存在缺陷以及农民工自身特点是保护其权益的难点。分层次分析农民工权利,探讨保护农民工权益的举措,对构建和谐西部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