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制度改革：中央与地方如何分权

财政分权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财政体制改革的普遍趋势。纵观世界各国,既没有出现财政权力完全集中在中央政府层面的情况,也没有出现财政权力绝对分散在地方政府体系中的现象。因此,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也就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共同选择。财政分权不仅在发达国家得     

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划分及利益的协调

如何进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划分,合理调整其利益结构,调动和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是我国政府机构改革急需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论述了我国目前政府分权模式存在的问题,分析了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提出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合理分权和利益协调的建议,主张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法制化、制度化。     

从政治衰朽到全能主义——论中国近代以来“集权—分权”模式的演变

正一、问题的提出:"集权—分权"悖论及其两个维度当代中国"集权—分权"悖论背后实质上隐含着两个维度的问题。当人们呼吁集权时,更多地是从政府间关系这一维度出发,强调要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划分问题,要求中央政府在全国性的问题上加强对地方政府的控制;而当人们呼吁分权时,则是从更广泛意义上的国家社会关系这一维度出发,强调要处理好政府与非政府的权力划分问题,要求国家(包括中央政府     

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与地方权限调整的基本趋势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央与地方管理权限的划分将呈现出如下基本趋势：一、由东重西轻的梯度分权向地方均权过渡；二、纵向分权与横向分权有机结合；三、经济权力下放与政治权力下放协调统一；四、加强对下放到地方的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中央集权的国家结构消解自治立法的自治属性——自治立法非自治的一个分析视角

民族自治地方立法自治权的充分行使,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良好运行的基础和前提,然而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自治立法权行使得不尽人意.导致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现实宪政体制下集权的政治理念和行政化的分权体制.因此,必须将行政化的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模式转变为立法化的中央与地方分权模式,进一步明确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权限,完善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畅通的利益表达机制,健全中央与地方权限争议的解决机制.     

民主集中制与地方政府权力运作法则

我国的政府体系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原则在具体的制度安排和设计上，并没有转化为科学的法制规范。以至建国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常常陷入“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中央与地方、集权与分权、民主与集中的关系问题，成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若干重大关系的一个突出问题。要使中央与地方关系保持一种良性化发展的态势，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把中央与地方关系纳入民主集中制的法制规范之中，尤其是把民主集中制规范为一种操作性和刚性兼并的法则。本文着重于地方政府组织体系的法制构建，其目的就是使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以及地方内部的权力和利益关系受到法制规范，并使地方政府能够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承担政治、经济和法律责任。     

轴心辐射模式:一个制度性分权长期难以推行的解释框架

合理划分各层级政府的职责和权限,即制度性分权是处理政府间纵向关系的主要思路.中国政府间纵向事权划分的工作长期以来一直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其主要原因在于以轴心辐射模式为特征的国家整合方式.轴心辐射模式是对中国国家整合方式和政治权力结构的一个总体概括.这一模式通过以下几个中间变量和机制影响和作用于政府间纵向关系.第一,人事任命;第二,地方政府对民众的责任机制;第三,对地方政府"一把手"监督乏力使实行制度性分权缺乏必要的制度支撑;第四,党政关系.     

法律保障央地关系

加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立法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法制化是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要原则,是科学合理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律制度保障。中央与地方关系只有在制度化、法治化的基础上,才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才能使中央与地方的职能关系保持一种均衡和稳定的状态。现行《宪法》对于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职权都作了相应的规定,但缺乏配套法规,操作性不强,同时又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宪法》规定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组织形式和中央与地方国家机构职权划分的总原则,但没有明确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宪法》列举了国务院的一般职权,但没有明确哪些职权是国务院专     

西方国家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几种模式及启示

如何妥善地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重要课题。西方国家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联系十分广泛和密切的基础上,同时又以垄断资本和福利国家经济为其深刻的经济基础。西方国家中央与地方关系有联邦分权模式、单一集权模式、单一分权模式三种典型形式。每种模式都是其社会历史、民族精神、文化传统及其社会政治经济综合作用的产物,都有各自的特点。对此进行分析和研究,对于我国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具有一定的启示     

中央权威的宪政之道

中央权威是指中央权力在国家权力结构中所享有的独占性威望和最高强制力。中央权威的宪政之道是对国家法治战略之中央权力宪法安排的解读。社会主义法治意识形态是我国宪法精神的集中表达,是央地权力共同的价值基础和信仰支撑;从政策治国向依法治国转变是宪法之依法治国战略的基本要求,它为中央权威提供了更具连续性和公正性的合法性基础;落实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最高监督权和加强中央司法权威的控制力,是宪法国家权力结构的内在需求,也是加强中央权威的根本宪政途径;宪法意义上的地方分权是地方权力对中央权威的一种回应性诉求,也是宪政权力纵向配置的一种内在机理。     

对孟德斯鸠分权理论几个问题的辨析

从文本的意义上说,人们对孟德斯鸠分权学说的认识仍存有一些根本性的分歧。对这些分歧进行学理的正本清源的梳理与辨析,犹为必要:(1)孟德斯鸠分权学说的真实本意是通过权力的分立与制衡使公民的政治自由免受国家权力的侵害而得到法律的庇护。权力滥用的被制止只是分权制度达致的结果,而非其诉求的意旨。(2)孟德斯鸠对人的本性和道德能力的悲观与否定,构成分权学说的理论逻辑前提。(3)分权学说是为封建贵族的利益张目,不是为新兴资产阶级呐喊,即分权的本意是等级分权。当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分权的实质就演变为国家机关内部的职能分工,文本问题就切换为应用问题。(4)分权政制其实是一种混合政体,它不是权力的绝对分立,分立中的权力其实是一种交叉混合的权力。(5)分权制度对公民自由的保护不一定要以降低行政效率为代价,它还有增强政府工作能力的“积极性”作用。(6)分权学说是否具有普适价值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任何一种设计良好的政治制度,在性质上并无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不适合之别。分权体制在中国确实存在一个适合与否的问题。但是,分权体制所折射出的一些基本原则应该具有普适的意义和价值。     

利益结构中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及其法治化

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两者之间的权力与利益分配关系.中央与地方在利益关系上既存在显性的一致性,又存在隐性的差异性.由于权力划分的不明确与利益竞争的失范,导致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呈现出不协调,而唯有法治化才是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必然途径与理想模式.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若干思考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实质说到底就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限划分和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监督。我国在这方面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存在许多问题。只有正确合理地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限，坚持合理集权与适度分权的有机结合，完善中央对地方的监督机制和中央与地方的互利合作机制，加强法制化建设，才能真正保证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充分发挥，保证国家的整体利益和协调平衡的发展     

略评“三权分立”

"三权分立"是指资本主义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分别由议会、总统(或内阁)和法院掌握,既各自独立行使,又彼此互相制衡.它是资本主义国家宪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分析和认识资产阶级"三权分立"原则的基本内容、本质、作用和历史的局限性,对于我们今天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资产阶级"三权分立"包括分权和制衡两个基本方面.从历史上讲,分权思想渊源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在《政治学》一书中,把政府权力分为讨论、执行     

论行政问责制的理论渊源

行政问责制作为一种权力监督与制约的制度安排,源于西方民主政治思想。其中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论和分权制衡论是其最基础的理论渊源。社会契约论是一种用契约关系解释社会和国家起源的政治哲学理论。人民主权理论集中表达了国家的一切权力归属于人民、来源于人民并服务于人民的政治理念。分权制衡论是指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分别由议会、内阁(或总统)和法院掌握,各自独立行使职权又互相制衡的制度安排。     

改革中的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

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所作的以“放权让利”为主线的改革和调整取得了显著成效,原有体制下中央集中过多的状况已有较大改观.但传统体制的弊端尚未完全根除,同时改革中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对此应采取以下措施,认真加以解决:一是提升中央政府的权威及其宏观调控能力;二是建构中央与地方的优势互补关系;三是加快经济性分权和政府机构改革的步伐;四是明晰中央与地方各自的职责权限划分,并使之进一步规范化、法制化.     

从行政性放权到制度化分权: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改革趋势分析

30多年的中央地方权力关系的调整改革实际上是中央政府的行政性放权,作为市场经济转型初期的特定产物,其将会在经济社会转型的深入推进中被否定。制度化分权替代行政性放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在走向制度化分权的改革进程中,要注重建立宏观层面和微观主体的沟通机制,强化顶层设计在整个改革中的核心作用;赋予公众参与地方社会事务管理和监督的权力,将自下而上的监督同自上而下的监察相结合;建立独立的具有较高权威的中央地方权力分解、确认和裁判机构。     

设立立法监督委员会完善立法监督机制

我国宪政体制决定了我国的立 法监督模式只能以人大立法 监督模式为主。这是因为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基本特征是分工不分权,即国家权力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在这个前提下划分国家的行政权、审判权和检察权等。显然,这既不同于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分属于不同国家机关,同时又相互制衡的“三权分立”体制,也有别于既不分权,又不分工,立法、行政、司法集于一身的“议行合一”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人大的宪政地位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议会。从权力状况上看,人民代表大会制有两个突出特点:其一是全权性。在一些国家,国家权…     

非对称性制衡:权力制衡模式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特点

经典意义上的分权制衡强调权力之间互相牵制,相互平衡,表现为一种对称性的制衡模式.然而,在现实中这种对称性制衡模式并不存在,非对称制衡才是现实中的普遍模式.尽管现实中的权力制衡模式表现得丰富多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个国家在发展中呈现出一个共同的趋势:那就是行政权凸显、议会权力虚化的非对称性权力格局.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何种形式的行政集权,在非对称性格局下并未导致权力的专断和腐化.因此,探求这种非对称权力配置格局下权力制衡模式运行机制的新特点,能够拓宽我们对分权制衡的认识,打破"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神话,从而为构架中国特色的权力制衡体系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的国别经验及其启示--基于六个国家经验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划分及其运行,是国家治理的重大命题。本文基于既有研究,构建以事性定权属、以事项配事权的分析进路,以此分析了美国等六个典型国家的经验,提炼了公共事务的政治、经济、社会、自然和发展战略等属性对于央地事权划分的意义,阐发了宪法和法律为主、其他为辅的划分途径。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相关国家央地事权划分的事务、权力类型和权力关系。最后,针对我国相关症结问题,阐述了相关国家的经验对于我国优化央地事权划分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