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华北根据地春节文娱述评

成功的政治动员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原因。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对华北乡村春节文娱进行改造,并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推广,这有力地配合了抗战动员工作。随着战争形势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春节文娱不再是单纯地娱乐,而是民众生活斗争、自身教育的反映,是民众寻求政治意愿表达的重要途径。这种新变化不仅是中共政治动员有效性的体现,也是包括春节文娱在内的民俗文化在新的时代环境下得到继承和发展的体现。     

革命与乡村文化

正[主持人语]发生在20世纪的中国革命,给中国乡村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政治模式、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上,还表现在乡村文化上。对于革命与乡村文化的关系,在我们看来,革命从乡村文化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却又不得不承受乡村文化带来的制约。关于此问题的研究,中外学界着墨并不多。鉴于此,我们组织了本组文章,希冀通过具体事项的考察,揭示革命与乡村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李军全的文章通过建国前华北根据地、解放区民俗节日(春节)习俗变迁的考察,阐释了革命动员、民俗文     

闽浙赣苏区赤色工会再研究

中共革命转入农村之初,乡村工人是苏维埃最可靠的群众力量,尤其是贫雇农、手艺工人的普遍入会。从根本上改变其经济关系与生活条件不仅是打破传统社会规则的关键环节,也是巩固农村革命基础的紧要工作。伴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乡村动员方式也逐渐转变为增产运动。此后苏区社会的革命劳动伦理之所以能够快速取代旧社会规则,其根源在于实现了乡村动员与生存诉求的高度契合。集中以赤色工会所属会员为主体,革命化生产关系的持续发展,推动了会员劳动观念的更新。经过前所未有的社会革命再造,中共不仅成功扭转了工农群众的社会地位,建立了完整的社会组织体系,也完成了革命化的乡村社会变动。     

“植入”革命:华北根据地的秧歌改造

成功的政治动员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关键原因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对华北根据地的秧歌进行了改造,并积极利用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推广,收到了极好的效果。改造后的秧歌不再是单纯的民间娱乐,而是乡村民众接受政治教育、理解革命话语的渠道,是他们表达政治意愿的途径。这种新变化赋予了民间艺术特殊的时代使命,有力地促进了中共革命事业的发展。     

“理性”的对抗与博弈:山东解放区支前民夫组织中的中共与农民

支前民夫是保证中共革命战争胜利的重要力量。相对兵员的征集,解放区民夫组织动员的难度更大。从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的视角来考察,保卫现实土改利益与乡村道德的合力推动着农民的正向革命行为选择,而形势判断与时局变化、最大化利益的追求与考量、"搭便车"心理等因素则干扰、破坏和消解着这种正向性。面对农民的现实"理性",中共以积极灵活的"理性"予以干预、引导和应对,使其政治目标与农民利益诉求在相互对抗、博弈、妥协和不断调适中逐渐走向契合。这一艰难过程充分展示了中共乡村革命动员真实复杂的历史面相。     

“新革命史”路径下的华北抗日根据地史研究

华北抗日根据地史研究是革命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新革命史"研究路径的兴起,华北抗日根据地史的研究视角明显转化,研究视野大为拓展,在革命事件、革命动员、革命政策、革命组织、革命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均取得了较大意义上的突破与创新。当然,对于"新革命史"研究路径的关注与认可,并不是要完全否定传统革命史的研究,"新革命史"研究路径与传统革命史研究路径也并不是一种替代与被替代的关系,它们两者之间是一种相互融合、相互借鉴的关系。"新革命史"研究路径一定能够将华北抗日根据地史的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研究层次,也一定能够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抗战时期中共领导下的民歌再造与革命动员

抗战时期,中共高度重视传统民歌等文艺形式对政治动员及革命胜利的重要意义。在实践中,中共注重发掘传统民歌的政治教化功能,并用马克思主义对其进行批判地继承和再创造,赋予传统民歌这一民族形式以新民主主义的新内容,使其拥有为人民大众、为工农兵服务的政治功能。中共对传统民歌进行改造的主要途径,一是通过"旧瓶装新酒"的形式使传统民歌承载全新革命内容,二是基于革命需要进行"脱胎换骨"式的新民歌创作。通过努力,根据地的民众积极参与新民歌的创作,参军、战争、生产也逐渐成为民歌的主题,广大民众被有效动员起来,乡村社会焕发出新的面貌,奏响了响亮的革命号角。     

乡村社会的革命：以大革命时期农民动员为中心的探讨

大革命时期中共通过领导农民协会,支持、组织农民抗捐抗税斗争,直至夺取乡绅控制的基层政权,较为成功地"介入"了乡村政治。政党政治"介入"乡村,冲击了传统乡村社会秩序,开始打破乡村政治的平衡。中共将阶级斗争理念植入乡村社会,通过提高农民的政治地位,为农民争取经济利益的斗争,赢得了农民的支持。这是中共能够在乡村社会立足的关键。国民党依赖乡绅施行治理的乡村改良路径不能满足农民的诉求,始终未能赢得民心。国共两党"介入"乡村政治始于目标一致,终于分道扬镳,阶级立场的差异预示了乡村政治斗争的最终结局。     

中央苏区早期革命生态探析

在社会稳定期,农民阶级一直是社会精英活跃的历史背后的巨大场景；在社会变革期,农民则在精英的引导下从幕后走向前台,从边缘进入中心,成为历史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但是,早期苏区乡村社会的革命生态并不尽如人意,农民的保守性、中共党组织的涣散、有限的凝聚力与活动经费的短缺,这些都是革命者必须面对的课题.走向乡村的中共党人之所以能成为革命的“播火者”,正是通过其耐心而又细致的工作赢得了乡村社会的认同,凭借其对革命的信仰和对人民群众的亲和力把农民动员起来,最终汇成革命的洪流,彰显出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之力、坚思不拔之志和脚踏实地之功.     

基层控制危机: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中共农民协会重兴问题研究——以江西、福建两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农民协会作为大革命时期中共整合乡村社会,动员农民参加革命的组织,在大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领导的农民协会基本上被国民政府解散.为了发动土地革命和组织农民运动,中共中央提出,重新组织农民协会,建立农会政权,并把它作为乡村政权改造的重要途径.后来,中共发现利用农会政权改造和控制乡村社会的目的很难达到,于是提出了取消农会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但是,在此过程中地方党组织和革命群众,往往落后于中共中央的决议,从而使中共中央设计的组织农民和控制乡村社会的组织形式和基层党组织和革命群众所推行的组织形式之间产生较大的差距,从而带来了基层社会控制危机.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新中国”构想——基于国家纪念话语的考察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主动利用国家纪念日开展政治活动,其重要内容之一即阐释"新中国"构想。在纪念话语中,中共通过挖掘自身的政治资源,注重对国家纪念日中蕴含的革命文化加以吸收与继承,较为充分地将"新中国"的内涵演变以及实现路径铺陈开来,试图在更大程度上将自身的思想文化与政治主张纳入主流话语,实现中共在主流话语体系中的自我融入、自我表达和自我提升。"新中国"构想的彰显有助于实现坚定国人抗战信念、调整国共两党关系以及广泛动员民众的目的。事实上,该构想为中共争取了广泛的社会支持,成为推动革命事业进程的重要文化支撑,也成为1949年后建政的重要参照。     

消“毒”:中共对华北地区乡村戏剧的改造(1937～1949)

戏剧是中国乡村社会中最流行的大众化的表现艺术之一,具有娱乐和教化的双重特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将其视为战时政治动员途径的理想选择。然而,旧剧存在服务旧秩序的诸多"毒素",无法适应中共战时的政治需求,改造者为此开始了消"毒"的过程,凭借改编旧剧、编演新剧和政治训诫等技术运用,终至建构起一套属于中共革命意识形态的戏剧文化。经过政治强力的戏剧改造,中共政治文化的话语体系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程度渗入乡村文化中,潜移默化地教化乡村群众,成为他们感情的疗伤剂,实现了中共政治文化与乡村文化的交融与共鸣。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识字运动

为创建模范的抗日根据地,陕甘宁边区政府积极开展识字运动。小先生制、救亡室突显了中共急于实现这一目标的迫切心情;但忽视质量的形式主义,使得大部分识字组都是空架子。为走出困境,边区政府多次进行路径转换,从集中办学到分散自主,从强制动员到群众需要与自愿,从汉字到新文字再到汉字的回归。识字运动路径的转换反映了中共改造乡村社会的艰难过程,彰显了群众路线在这一过程中的方法论意义。     

“关系”重塑:知识分子与农民的结盟——以中央苏区为中心的考察

中共领导的现代革命的特点与优点之一是知识分子与农民的结盟。中央苏区既不是革命的策源地,也不是革命功成之所,但却是革命承转的关键一环。具有乡土"气息"的知识分子通过身份认同与革命传播的传统职业化等途径,重塑一种"关系",成为乡村社会的"熟人",然后顺势把革命引向乡村社会。乡村社会认同的危机与中共革命中信仰与组织重建的困境,革命文化与农民意识的相互激荡,充分体现了中共党人理想信念之力和脚踏实地之功。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乡村戏剧研究

抗战时期中共领导推动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乡村戏剧文艺活动,动员群众积极参加抗战、参与乡村新文化建设,推动了中心工作,促进了华北乡村的文化生态和社会面貌的改变。中共领导发动了旧式艺人、乡村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相继参与戏剧演出和剧本创作,使群众同时成为乡村戏剧的受众和主体;引导剧本内容由娱乐为主向政治教化为主转化,主题从抗战救国向翻身解放、从倡导抗日救国的民族主义向倡导翻身解放的民主主义演变。这些举措,以戏剧为媒介与乡村社会有效互动,有力推动了抗战文艺的发展,引领了文化走向,实现了对农民的政治动员并赢得了意识形态在基层农民中的认同。     

华北抗日根据地的“二流子”改造

抗战时期,在华北根据地农村有数以十万计的二流子,给根据地社会带来严重危害,各根据地政府采取多种措施改造二流子,动员他们参加生产和抗战,促进了生产发展和社会教育,增强了中共对根据地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领导和控制,社会意义深远。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乡村戏剧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抗战时期中共领导推动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乡村戏剧文艺活动,动员群众积极参加抗战、参与乡村新文化建设,推动了中心工作,促进了华北乡村的文化生态和社会面貌的改变。中共领导发动了旧式艺人、乡村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相继参与戏剧演出和剧本创作,使群众同时成为乡村戏剧的受众和主体;引导剧本内容由娱乐为主向政治教化为主转化,主题从抗战救国向翻身解放、从倡导抗日救国的民族主义向倡导翻身解放的民主主义演变。这些举措,以戏剧为媒介与乡村社会有效互动,有力推动了抗战文艺的发展,引领了文化走向,实现了对农民的政治动员并赢得了意识形态在基层农民中的认同。     

阅读的力量：探索中共革命理论的阅读与接受史

将阅读与接受史的研究方法引入中共革命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革命理论著作在中共构建政治文化、推动革命动员的过程中起到了深远的作用。因此,研究中共革命理论的接受史,具有推进阅读史及中共“学习史”、政治教育史等研究的多重意义。如何开展这一领域的研究？本文将从中共革命理论阅读与接受史的范围、方法以及理论接受与革命生活、革命实践的关联三个维度展开论述。     

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革命动员与互助合作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在传统互助合作模式基础上,渐次开展了一场政府主导、基层社会有效配合的互助合作运动。在这一过程中,革命动员机制无疑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其具体运作体现在政府与基层组织两个层面上。一方面,政府着力于设立机构、落实政策、开展评选和表彰劳动英雄运动等行政动员以及媒体、文娱、标语等宣传动员;另一方面,基层组织则予以一般性、季节性与阶层性动员。"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方式并举,构成了有效互动的革命动员机制,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治理乡村社会的基本程式。     

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革命动员与互助合作北大核心CSSCI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在传统互助合作模式基础上,渐次开展了一场政府主导、基层社会有效配合的互助合作运动。在这一过程中,革命动员机制无疑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其具体运作体现在政府与基层组织两个层面上。一方面,政府着力于设立机构、落实政策、开展评选和表彰劳动英雄运动等行政动员以及媒体、文娱、标语等宣传动员;另一方面,基层组织则予以一般性、季节性与阶层性动员。"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方式并举,构成了有效互动的革命动员机制,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治理乡村社会的基本程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