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对外政策的调整

近年来,苏联的经济发展速度每况愈下,苏联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苏联由于推行全球“进攻性战略”在国际上的处境十分孤立,这是戈尔巴乔夫提出对外政策“新思维”的国内外背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已经引起人们广泛的兴趣。现在人们更为关注的是,苏联领导能否把这种“新思维”化为具体的行动。能否真正地同有关各国解决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苏拉关系的变化和苏联对拉美政策的调整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以来,随着苏联国内经济政治改革的深入和“新思维”的提出,苏联制定了对第三世界的新战略,对拉美的政策作了明显的调整,苏拉关系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本文在对战后苏拉关系的发展作简要概述后,将着重探讨戈尔巴乔夫上台以来,苏联对拉美政策的调整和苏拉关系的新变化。战后苏拉关系的发展变化拉丁美洲历来是美国的后院,是美国称霸世界的后方。苏联在二次大战前同拉美国家交往很少,影响甚微。当时,同苏联建交     

苏联外交的反思与俄罗斯对外政策

俄罗斯人对苏联时期外交政策的反思 ,是俄罗斯外交思想渊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苏联时期外交政策的反思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随着“民主化”、“公开性”的推进即已展开 ,并且成为苏联外交战略调整的重要推动力。这种反思在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继续进行着。如果说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对外政策的反思主要是为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新思维提供理论依据的话 ,那么 ,到这一时期 ,这种反思又构成为俄罗斯外交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背景。     

苏联对外经济联系的调整和改革

苏联对外经济联系是国民经济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苏联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开展,对外经济联系的调整和改革也正在加快进行。本文试图对这一领域改革的背景、措施和趋势作一初步探讨。对外经济联系中的主要问题苏联新领导给苏联对外经济活动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新的重要目标”。戈尔巴乔夫强调对外经济“是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的强大加速器”。雷日科夫也明确指出,对     

戈尔巴乔夫对外政策新思维与拉丁美洲

戈尔巴乔夫“同各国人民直接对话”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自1987年11月于苏美同时出版迄今,一直在为世人瞩目,随着近年来全球形势的重大发展变化,戈尔巴乔夫在该书中阐述的对外政策“新思维”,同样也在包括拉丁美洲在内的整个第三世界产生了影响。对于国际关系领域这种新的事态发展,人们无疑还有必要继续研究探讨。     

评戈尔巴乔夫对外政策的理论与实践

本文认为,对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外交政策的评价,既要联系到当时的国际环境和苏联的处境,也要联系到苏联十月革命后对外政策的成败.在对外政策理论上,戈尔巴乔夫提出了许多不同以往的新见解,大体上是与世界发展潮流相吻合的,他的对外政策调整与收缩有许多也是不得已的,其中有成功亦有失败,其最大的问题是弯子转得过急,对西方存有幻想,对西方国家不再设防,把改革成功的希望寄托在西方国家的援助上.     

苏联与拉美国家关系的新发展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担任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后,苏联与拉美国家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双方关系日趋密切,苏联在拉美的政治影响有所扩展。对拉美政策的调整 80年代初期,由于美国里根政府推行新的遏制苏联扩张,削弱苏在第三世界势力的政策,也由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本身面临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以及这些国家出现对苏的不信任态度,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处境困难,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紧张,其影响一度下降。面对不利的战略态势,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新领导对第三世     

苏联亚太外交的新努力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把全面调整和“革新”苏联与美国、西欧关系作为其外交“新思维”的基石,殚思竭虑,全力以赴,故对亚太方向虽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相比之下显得用力不足,进展也未及所愿。至去年下半年,在苏美、苏欧新关系框架已定,形势基本明朗的情况下,苏审时度势,主动出击,对亚太、特别是东北亚地区努力开展新的外交,并取得了一定进展。一、与南朝鲜关系取得突破,双方已在正式建交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一)政治关系发展迅速。1990年6月4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与南朝鲜总统卢泰愚在美国旧金山会晤,商谈两国建交问题。同年9月30日,苏联南朝鲜宣布两国从即日起建立正式外交关系。12月13日至16日,应戈尔巴乔夫邀请,卢泰愚对苏联进行正式访问,     

中俄国际政治安全秩序观:基于实证分析的比较研究

国际政治安全秩序观是有关国家对国际政治安全秩序的性质、发展趋势、维护路径、本国与之关系等问题的看法、立场和主张的总和,对国家对外行为有重要影响。作为一种抽象的国家观念,它既可见于国家对外政策权威文件,也体现在一国有关国际政治安全问题的对外行为中。通过中俄对外政策文件,考察两国国际政治安全秩序观之异同,并结合中俄有关国际政治安全问题的外交行为,特别是两国在安理会的投票,可以逆向透视两国国际政治安全秩序观。这种互补性研究路径结合文本解读与对外行为分析,使二者彼此验证,可弥补单一路径之偏颇。中俄均主张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政治安全秩序的稳定,推动多极化秩序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军备竞赛和外空军事化,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尊重公认的国际法准则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国际冲突,并非西方所谓的“修正主义国家”。中俄两国在对多极化的理解、维护国际政治安全的手段和依靠力量、欧亚地区秩序、对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安全制度的尊重程度等方面有异。比较而言,中国之“言”(国际政治安全秩序声明)与“行”(维护国际政治安全秩序之行为)更显一致。     

戈尔巴乔夫的“民主观”与苏联政治的终结

通过考察戈尔巴乔夫“人民自治论”北后是苏联国家与社会关系对立对抗的逻辑，揭示出戈尔巴乔夫的民主观实质是自由民主的思想，由于戈尔巴乔夫是苏联政治改革的“导演”，他的自由民主观容易转化成政治实践，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戈尔巴乔夫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社会民主化是如何使苏联政治走向终结的。     

东北亚国际环境新变化与中国的外交选择

“9·11”事件后 ,相关大国围绕朝鲜半岛局势及区域安全等问题加快了相互关系调整的步伐 ,而美国的东亚政策给这一地区的国际关系和政治安全环境带来了新的变化因素。在国际政治及亚太安全形势不断变化的新时期 ,日本和朝鲜的对外战略和政策动向尤其引人注目。作为东北亚地区乃至世界的重要国家 ,中国应如何面对新的国际环境的变化 ,调整外交战略和对外政策 ,直接关系到国家利益的实现和现代化建设的安全保障。     

新书架

2006年9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谭索的新著《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苏联的毁灭》。该书运用大量文献资料全面系统地分析了戈尔巴乔夫六年改革和苏联解体的原因,对苏联解体的政治、经济、民族、历史等因素进行了全方位和多视角的论述与分析,对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做出了理论性的总结。现在学界一般都称“苏联解体”,该书认为,苏联不仅仅是解体,而是毁灭。在俄罗斯,不仅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已被摧毁,而且连存在了近一个世纪的“苏维埃”这个革命政权的名称也于1993年10月被叶利钦的坦克、大炮所粉碎。所以,使用“苏联的毁灭”这一词…     

奥巴马的国际政治观:有道德的现实主义

各国国家领导人通常是本国对外战略的最主要决策者，而对外战略决策者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们的国际政治观。所谓“国际政治观”，是指由国家领导人或决策者对国际政治的一些基本看法和观点构成的整体性思维体系。不同的决策者因其国际政治观的差别，对同样的存在往往会形成截然不同的判断，并最终形成不同的政策倾向。领导人或决策者的国际政治观与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因素紧密相连，并因个人生长环境、教育背景、政治经历等的不同而不同。     

戈尔巴乔夫执政初期的核裁军思想浅析

戈尔巴乔夫执政初期,以政治新思维为基础, 从“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的观点出发, 为给苏联 的经济改革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致力于核裁军, 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苏美在对待“战略防御计划”的态 度上存在分歧,因为苏美双方都把对方看成自己的威胁。核裁军思想及其实施, 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遏制美国 的作用。戈尔巴乔夫对美国军国主义化的揭露,也有利于人们认识美国的霸权主义。但由于苏美意识形态的 对立以及戈尔巴乔夫改革指导思想的变化,核裁军战略步履艰难     

“同心圆”政策与哈中关系

独立时间不长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面临复杂而特殊的国际环境，其对外政策要考虑到主权、安全以及对外经济联系诸多因素。对外政策的目标首先是要保障国家独立、领土完整等安全要求，然后是国家经济等发展问题。针对自身的内外条件，哈提出了符合本国利益的对外政策理论、方针和原则。其对外政策实践勾勒出一个“同心圆”轨迹，具有显著的地缘政治色彩。哈中建交后，两国关系发展迅速，彼此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在政治、经济合作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目前，两国共同致力于构筑面向２１世纪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略论苏联的“缓和政策”

从60年代末中经整个70年代到80年代初,苏联推行“缓和政策”已有十几年。十几年来,国际形势风云变幻,苏美两霸在全球范围的各个领域中激烈较量,苏联的“缓和政策”经历了由盛而衰的蹇运。但苏联仍坚持推行其“缓和政策”,只是改变了推行这一政策的方法、策略和手段而已。苏联领导人宣称,苏联的“缓和政策”远非“权宜之计”,而是深思熟虑的一项“长远的战略方针”,苏联将“十分认真地”、“始终一贯地”推行它。无怪乎有关苏联“缓和政策”的一些问题,例如,苏联提出“缓和政策”当时的国际历史背景是什么,苏联“缓和政策”的内容、意图、得失和前景如何,迄今仍为国际舆论所关注。     

美国的战略“新观念”和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趋向

影响美国今后对外战略的“新观念”在本世纪步入最后十年、战后国际关系体制发生“迅速变化”之际,美国继苏联提出“新思维”之后,也在重新认识自己和未来的国际环境,对战后40余年的对外战略进行反思,展开辩论。从美国学术界和部分官员的言论看,正逐渐形成一套适应世局变化的战略“新观念”。     

非传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

中国官方虽然在世纪之交就已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但这一“新安全观”阐述的是对外方安全方面的非传统安全保障途径与措施,而没有涉及内部安全及更广泛的其他传统的和非传统的安全问题,因而是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安全观,也是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当超越对外安全和国际安全,综观内外及其他各方面的总体国家安全问题时,中国官方当时及此后一段时间内秉持的依然是传统的国家安全观。与此不同,“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在强调国家安全民本性上体现了非传统思维,而且更通过强调“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等多方面的论述,统一了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两方面的丰富内容,因而是一种高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既与传统国家安全观相对,又与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安全观及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不同,体现出对国家安全领域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众多问题的全面性、综合性、系统性、辩证性观察、认识和处理,具有系统的非传统思维和丰富的非传统内容。但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在论及丰富的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时,也论及各种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非传统”,是因为它关注和强调了各种非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总体”,是因为它兼顾了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高级”,是因为它用非传统思维统合了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的国家安全问题。因此,我们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阐述的各种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更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阐述的各种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要全面兼顾总体国家安全观对传统与非传统两个方面国家安全问题的论述,更要重点研究总体国家安全观中涉及的各种过去长期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非传统内容;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包括的各种非传统国家安全内容,更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内含的非传统安全思维。     

苏美当前争夺的特点和前景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即开始调整苏联的对内对外战略,至苏共二十七大,已初步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新的对美政策。里根政府第二任后,也在调整对外政策,至里根今年3月14日发表对外政策咨文,业已基本定出一条目标更庞大、态度更强硬的对苏政策。戈尔巴乔夫和里根去年儿月在日内瓦会晤后,两国关系所以没有出现新的缓和,反而一度出现冲突迭起的僵持局面,显系双方推行调整后政策的结果,当前苏美争夺有何特点?特别是今后的前景如何?令人关注,本文试作简略分析。     

三年来苏联对欧洲政策的调整

1985年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至今,已历时三年。《三年来,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新领导以内外政策的“新思维”为指导,经过苏共27大,确定国内加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方针,并按此设计和推行外交政策,即仍以两极格局为出发点,充分利用世界多极化的趋向,改善同美国的关系,调整同欧亚两侧国家的关系,以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保证加速战略实施。值得指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