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育理论的中国探索与转型之路(1949—2019)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的德育理论研究经历了数次重大的转型和变革,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苏联化"改造再到中苏关系解体之后的"中国化"探索,从"文革"十年的全面停滞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探索创新,德育理论研究在波折中不断前进,在波折中不断探索,实现着自身的现代转型及改革创新。新世纪以来,中国德育学者继续开展德育基础理论的研究,同时更加注重在本土教育语境及现实问题背景下展开中国德育的新理念、新路径、新方法的创新,形成了一批兼具理论原创性与实践引领性的德育模式,展现了多元开放姿态下的学术争鸣与学术创造。展望未来,中国德育理论研究必将在中西方学术思想的交流与碰撞中不断走向深化和拓展,并在新时代背景下逐步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德育理论话语体系,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的培育。     

对技术工人短缺问题的思考——基于人力资源管理视野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跃发展,企业需求不断扩张,出现了严重的技术工人短缺的现象。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视野来看,其主要原因在于目前的职业教育存在着一些问题,受教育者的教育观念的偏差,职业院校教育体系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但更重要原因在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机制的不健全,缺乏高技能人才的培训、评价和激励机制。因此,可以从加大人力资源开发,强化人力资源培训和管理等方面来缓解技术工人短缺的问题,更好顺应企业发展的需要。     

中职生职业理想教育与职业生涯设计

通过职业生涯设计进行职业理想教育,引导学生形成提高自身素质的自觉性,是职业院校推进职业指导工作的重要内容,是提高德育实效的重要途径。职业学校要加强职业道德教育、职业理想教育和创业教育,要把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作为德育工作的重要载体,职业生涯设计便于职业院校以此为主题开展教育活动,便于将德育渗透于文化课、专业课教学之中。     

杜威的德育方法对我国德育工作的启示

美国著名哲学家杜成非常注重德育,他提出了著名的命题“道德即是教育”.他还总结和发展了资产阶级的道德经验,提出了许多德育方法理论,这些理论对我国当今的道德教育工作也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针对我国德育的一些问题,结合杜威的德育方法,本文提出在我国学校实行交互主体性德育、体验德育等改变当前我国德育现状的一些方法.     

试评我国古代教育家有关德育过程的论述

重视德育,这是我国古代教育的一贯传统。无论是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教育都是以德育为中心体系的。智育、美育、体育无不从属于德育,渗透着德育的要求与内容。我国许多古代教育家,曾经对德育的内容、方法和过程作过比较系统的论述,其中不少属于剥削阶级的偏     

浅析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发展

纵观世界刑法的发展轨迹,刑罚体系呈现出不断向轻缓化方向发展的总趋势。这既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刑罚执行社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八)首次正式将社区矫正写入刑法。这标志着我国刑罚体系向轻缓化方向的发展又迈进了一大步。由于我国社区矫正执行起步晚,体系建设不健全,因此还面临着许多问题,诸如:立法不健全,执行主体不明确,监督机制不完善等一系列问题。     

论德育评价的目的

德育评价在德育过程中是一个重要的过程,在整个德育中发挥着诊断、激励、强化等功能。德育评价的目的是德育评价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它决定了德育评价的标准以及进行德育评价的内容、方式等。德育评价的目的总的来说存在选择性目的和发展性目的两种,它们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既相互区别,又存在统一,在进行德育评价时必须处理好二者关系。     

电子政务与干部评价体系的优化——以山东省青岛市为视角

本文分析了目前我国干部评价体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认为电子政务的发展为干部评价体系的优化提供了契机。但电子政务只是一种辅助性的技术手段,干部评价体系的优化最终应取决于执政理念的更新。     

改革开放30年刑法立法基本问题研究述评(下)

改革开放30年来刑法学界对刑法立法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有益的研究。关于刑法立法思想方面,存在着犯罪化与非犯罪化之争,轻刑化、重刑化和适度化之争,刑罚化与非刑罚化、非监禁化之争。关于刑法立法体例方面,对于刑法典、单行刑法、附属刑法、刑法修正案及刑法立法解释的相关问题,评价与认识不一。在刑法立法技术方面,关于两部刑法典之立法结构和法条用语等技术问题,也是见仁见智。对刑法立法的这些基本问题,应当结合我国刑事法治发展的实践予以理性的思考和评价。     

改革开放三十年刑法立法基本问题研究述评(上)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刑法学界对刑法立法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有益的研究。关于刑法立法思想方面,存在着犯罪化与非犯罪化之争,轻刑化、重刑化和适度化之争,刑罚化与非刑罚化、非监禁化之争。关于刑法立法体例方面,对于刑法典、单行刑法、附属刑法、刑法修正案及刑法立法解释的相关问题,评价与认识不一。在刑法立法技术方面,关于两部刑法典之立法结构和法条用语等技术问题,也是见仁见智。对刑法立法的这些基本问题,应当结合我国刑事法治发展的实践予以理性的思考和评价。     

浅论中等职业教育中德育教育之生活化方式

当前我国中等职业学校德育教育中存在着实效性不高的问题,究其根源是其忽视学生的主体地位,方式过于简单和形式化。面对如何提高德育的实效性的问题,笔者从实际、生活、学生三方面论述了中等职业学校德育教育的生活化方式。     

行政法律中的行政责任浅析

随着我国不断加强行政立法,作为行政法中的责任概念越来越多的被应用到各个行政法律规范当中去。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的定义,不同行政法律规范中的责任往往不尽相同。在我国行政法习惯中,往往采取将行政主体的行政责任和行政相对人的行政违法责任分而视之的二元化责任体系。这种二元化的责任体系即不利于平等地评价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行为,也和现代行政法私法化,行政法律关系平等化的趋势相悖。而类似于行政责任这样的基础概念在行政法律体系中均未有统一的规定,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行政立法体系的冲突,也不利于行政法的施行和发展。因此,建立规范化的行政法典对我国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具有深远的意义。     

公务员薪酬公平性问题的探讨

本文基于亚当斯公平理论上分析了我国公务员薪酬体系中的外部,内部和个人公平问题,进而提出优化岗位评价体系,技能、绩效参与分配,丰富发展渠道等可供参考的建议。     

重刑化的弊端与我国刑罚模式的选择

对于我国刑罚发展的基本态势,刑法学界历来有“轻刑化说”、“重刑化说”和“适度化说”之分。本文在对上述三种学说的观点进行梳理、评价的基础上,着重对重刑化思想及其在实践中的弊端进行了剖析,并对“适度化说”的标准及实践化问题提出了质疑。作者认为,“重刑化说”无论是从理论还是现实效果上看,都不应作为我国罪刑配置的指导思想。但我国刑罚的发展也不能一味地走轻刑化之路,应当选择整体趋于轻缓,重其所重、轻其所轻的“两极化”的刑罚发展模式。     

对目前影响学生评价的因素分析

学生评价是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的焦点问题,它不仅要注重结论,而且要重视得出结论的过程,不能把考试分数作为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我们应该做到评价目标多元化,评价内容全面化,评价方法多样化,评价主体多方化,评价结果多种化。     

努力探索律所科学规范发展之路

师事务所组织形式的选择以及律师事务所的管理评价体系的健全。不仅是每个律师事务所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也是整个律师行业走向成熟化、规范化的前提。鉴于律师执业组织形式与管理评价体系在律师行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中国政法大学律师学研究中心和北京市律师协会联合举办了“律师执业组织形式及管理评价体系”研讨会。全国律协、广州市司法局领导,部分律师和学者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论学校德育工作的政策法律保障

在教育工作中,坚持德育为先,以德育人是我国教育工作的优良传统。在完善和建立我国教育的法律、法规体系过程中,学校德育工作也纳入了法制化的轨道。学校德育的原则和地位、学校德育目的、学校德育内容、学校德育管理体制、形成全员德育新格局等都有了政策和法律法规的保障。这对保持学校德育工作的稳定性和权威性,顺利实现学校德育目标,完成学校德育任务意义重大。     

法律制度在诚信社会建设中的规范和保障机制研究

诚信既是一个道德概念,也是一个法律概念。为解决我国社会存在的诚信缺失问题,可以通过德育和法治两条途径来进行。法治以稳定的法律制度,规范并保障诚信社会的建设,从而成为解决诚信缺失问题与建设诚信社会的主要方式。这一目标的实现,关键在于依法建立市场信用体系和市场监管体系,并同时建立社会信用体系。     

高职德育的调查与分析

通过对部分高职院校德育现状的调查,从德育机构、德育目标、德育体系等方面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     

刑法学的西方经验与中国现实

我国刑法学面临改造理论体系与增强问题意识的双重使命,为此,进行跨文化的刑法学研究是必要的。西方国家在刑法理论发展上有一些值得我们学习的经验,包括法官解释刑法,坚持刑法客观主义,刑法学方法多元化,问题思考与体系思考等。与之相对应,我国刑法学发展过程中却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对我国未来的刑法学理论进行合理化改造有多种可能的路径,即必须以刑法客观主义立场为取向,建构阶层的犯罪论体系,坚持实质的犯罪论,加强对问题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