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疆治理:从历史到现实

边疆是一个地理、历史、政治概念,有军事、经济、文化方面的含义,发展趋势是成为统一多民族中国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历史悠久、地域广阔、民族多样、问题复杂的特点,在历史和现实中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中国古代治边政策研究取得若干共识,并对当代有重要启示。当代中国边疆治理以改革开放为界可划分两个时期,其中四端治理举措是须予以关注并应着力研究的。中国边疆治理战略的构建,要重视中长期治疆战略的思考和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视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建设,推进边疆发展与稳定。     

清末怒俅边务改革家──夏瑚

众所周知，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缅甸沦为英国殖民地以后，英帝国主义得陇望蜀向我国西南边疆步步进逼。在这种情况下，怒江流域和球江卿独龙江）流域的边隘成为首当其冲的侵略目标。为了维护祖国的疆域完整，抵制外国侵略，清朝一部分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地方官员，忧国忧民，深入边地，调查研究，积极为当局献计献策，以求改革怒球边务，巩固边防。阿墩子弹压委员夏瑚，就是这些官员中最令人敬佩、至今仍使边民难以忘怀的人物之一。夏瑚，字荫善，湖南人。清朝末年曾任丽江知府彭继志的红笔师爷，相当于秘书长之职，可说是地位并不高的一…     

综述十年来刘伯承研究综述

十年来,学术界对刘伯承元帅军事思想、军事实践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有不少著作和论文问世。这些成果深入探讨了刘伯承的军事理论、指挥艺术、军事院校建设思想和实践等诸多方面。本文拟就十年来学术界对刘伯承的研究作一综述。　　一、刘伯承与毛泽东军事思想张振华、别义勋等指出,在党史军史上,刘伯承比较早地明确使用“毛泽东军事思想”这一科学概念。1945年12月,刘伯承在《平汉战役的战术的总结》中,首先使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提法。1946年11月,刘伯承在河南濮县白衣阁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上作的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中,再次使用…     

东汉王朝对西北边疆治理策略研究

东汉王朝在西北边疆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反复的进入与退出,本质上与王朝国家统治者在"守中治边"和"守中弃边"边疆治理战略思想上的交替变化有关。在此过程中,东汉王朝不时利用西北边疆民族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抵御匈奴的渗透与攻击,这是"华夷一体""守在四夷"边疆治理思想在西北边疆的实践,发挥了西北民族在守土固边中的作用。当然,东汉王朝对西北边疆治理策略的选择及得失,在很大程度上与任用的"边吏"作用发挥情况密切相关。     

我国第一个军事社会学研究会在南京成立

江苏省社会学学会军事社会学研究会,于1987年11月19日在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成立。出席成立大会的有省社会学学会负责人、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及研究会的全体会员。南京政治学院的领导到会祝贺。军事社会学是运用社会学的一般理论和观点,研究军队内部、军队与地方     

建国以来德昂族史研究概述

一德昂族是我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居住于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境内国;临沧地区的镇康县、耿马县;思茅地区的澜沧县及保山地区的保山县。据1982年统计,在我国云南省境内共有德昂族一万二千余人。建国以前,一些有志于民族史研究的学者曾到德昂族地区进行过民族调查,写出了一些论文。例如:江应梁在《云南西部之边疆夷民教育》(载于《青年中国季刊》1939年创刊号)、《云南西部边境中之傈僳等民族》(载于《益世报》1939年11月20日)、《云南西部边疆之汉人与山头民族》(载于《益世报》1939年11月30日);彭桂萼在《顺镇沿边的濮曼人》(载予《西南边疆》1939年第6期);李景汉在《摆夷人民之生活程度     

冲突与互利:国民政府时期西南边疆币政的历史考察

在"剿匪"与抗战的特定时空中,基于特定利益与共同目标的考量,国民党中央与西南边疆地方当局在推行币政过程中,发生了多元互动的奇特效应。这一时期的西南边疆流通货币呈现出一种紊乱状态,国民党中央在西南边疆推行法币、整理金融过程中,国民政府通过整理四川地钞,平定渝市金融恐慌,推进滇黔法币流通,将国民党中央金融势力渗透至西南边疆,强化了国民党中央金融控制力。与此同时,这个过程既反映了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取得双赢的结果,又隐现双方存在利益的博弈,这无疑是一个充满合作与互利、冲突与渗透、控制与整合的多维样态。显示出国民党中央政府通过集中金融控制权强化对政治、经济及军事的话语权,隐射国民党中央与西南边疆之间的多重面相。     

明代名将薛禄

薛禄(1372～1432年)是明朝永乐至宣德年间的著名将领,他戎马一生,率领军队保卫塞北边疆,有力地抗击了外敌的入侵,为明王朝政权的巩固,领土的完整和社会安定立下了卓越的功勋。《明史》称:“禄逮事三朝,岿然为时宿将,有勇好谋,谋定后战,战必胜,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善抚士卒,同甘苦,人乐为用。”明朝重臣兵部尚书杨士奇在悼念薛禄的《忠武侯神道碑》中称:“公平居无事未尝忘危,计边务言之娓娓或诮其琐屑终不为     

我国建军史上的“第一”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军事工作部门，是1924年11月由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设立的军事部。周恩来任军事部长。     

范式变迁:“边缘”与“中心”的互动——近代民族国家视域下的边疆研究

学术研究范式的转变是内在学理与社会时势变迁多重因素交互作用之表现及结果。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筑进程中,西方异质文化的介入,催化了中国学术思维与视野的变革,边疆研究的范式也渐有变迁。古代中国的夷夏观念,长期是史家考察边疆问题的范式思维,在此视野之下,边疆研究处于"边缘"状态。随着近代民族国家构筑进程的深化,边疆研究范式渐有更张,逐步冲破传统夷夏观之束缚,渐有从"边缘"学科走向独立学科之趋向,并呈现出以边疆为本位或"中心"来考察问题的思维模式;而在民族国家视域之下,边疆研究具有巩固疆域的经世之用,边疆问题与民族问题亦非一致。     

2023年的中国边疆研究：连续性、共同体和整体视野

2023年的中国边疆研究在立足中国立场的基础上,围绕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在民族学、历史学、政治学、思想史等诸多领域深化研究,同时在学术讨论方面也进一步深入,形成诸多新的研究成果。本文从“一带一路”相关会议与论述、边疆研究相关会议与论著等方面,对2023年的中国边疆研究进行了初步的综述,凸显出边疆研究连续性、共同体和整体视野的特质。     

关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萌芽、产生及科学概念之我见

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中，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萌芽、产生及科学概念问题仍 有进一步探讨之必要。本文认为大革命时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萌芽阶段；南昌起义至第三次 反“围剿”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产生阶段。同时，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科 学概念，不能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等同使用。     

甘肃凉州达氏宗族的文化实践：“边汉社会”的又一类型及概念再思——兼与石峰教授讨论

甘肃凉州达氏宗族的祖先是畏兀儿人，明初来自哈密。他们于明代中后期到清代初年在军事领域里取得了成功，并将这种成功作为一种社会资本兼象征资本投入到宗族建设中，使得宗族制度及其实践延伸到河西走廊，在那里创造了中心地区汉人移民边疆之外又一类型的＂边汉社会”。宗族制度是汉人社会的一套符号表征系统，它们走到哪里，哪里就意味着被汉化的可能。达氏世系群通过军功与宗族建设，参与了帝国的边疆变成华夏或中华的历史叙事和过程。客观而言，宗族制度及其实践是军事之外的一个配套工程。宗族制度是汉人社会的核心特征，是判断边汉社会存在与否的关键。但作为一种文化，它又可以超越种族而生存和发展。     

试论专职人武干部队伍建设

专职人民武装干部在巩固边疆和维护社会稳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随着近年来后备力量多样化军事任务的增多,也暴露出部分干部素质偏低,缺乏对军事理论和应急管理知识的了解。为此,如何提高基层专武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谋求应战、应急功能的提高,是一个现实的研究课题。     

民国时期中越边境对汛管理中的司法实践及其困局--以麻栗坡对汛督办档案为中心的分析

19世纪末中法战争结束后,中法两国历经十余年勘定了粤越、桂越、滇越三段边界并创设对汛制度,以管理中越边务问题。中越对汛制度的确立与实施,对中国南方边疆国防、外交等治理与开发有着重要意义。以往学界多聚焦于对汛设置与管理模式上的制度梳理,对涉及边民社会具体事件的研究甚少。对汛督办遗存下来的行政档案所记录的相关司法案件及其办理过程,揭示了对汛制度运行过程中具体的司法、行政事件所面临的多元复杂状况。由此层面观之,对汛督办的职能转变及其行政实践既是观察中越边境地区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参照,同时也反映出了边民社会中不同行为主体展现的能动性及边地社会复杂多元的图景,这为以边民为核心的边疆民族研究提供了制度运作与区域社会历史脉络参照。     

论中国的边疆政治及边疆政治研究

中国的边疆是国家疆域边缘部分具有特殊性的,国家采取特殊措施对该特定区域进行治理的基础上界定的。生活于边疆这个特殊的政治地理环境的人们,组成了具有特定内涵的边疆社会。在这个特定社会环境中形成和运行的政治,与国家核心区的政治具有明显区别,因而可以界定为"边疆政治"。随着人们对边疆政治的特殊性和意义的逐渐自觉,边疆政治研究也逐渐形成,历史上的边政研究就是其典型。在近年来中国逐渐崛起的过程中,边疆及其治理的地位和意义日渐凸显。在这样的背景下,边疆政治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进而也凸显了边疆政治研究的意义和必要性。为了促进边疆政治研究的健康发展,就必须对边疆政治研究本身进行全面的分析和论证,进而明确边疆政治研究的性质、地位和任务,并厘定中国边疆政治研究的主要议题。     

“边疆”与“中国”的交融——理解和诠释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的路径

在中国的传统话语体系中，“边疆”与“中国”是两个既有区别又密切联系的词语，今人从不同的角度又赋予了更多不同的含义，但只有二者结合在一起才有具体的指称对象。历代王朝虽然自称“中国”，但也应该动态地认识“边疆”和“中国”含义的变化，同时即便在全球的视野下审视“边疆”与“中国”的交融也需要有一个基点，这是“历史上中国”大讨论出现的价值所在。这一基点应该是将“中国边疆”的“中国”界定为以1689年中俄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为开端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前的清代中国，其疆域属性由传统王朝国家开始转变为主权国家。     

成吉思汗思想对现代高校国防教育的启示

成吉思汗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在几十年的征战中建立了卓著战功，同时也成就了深刻的军事思想，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成吉思汗军事思想研究也早已引起广大学者的关注，但是在笔者掌握的资料中，很少有学者论及其对现代国防教育的影响。本文拟从研究成吉思汗思想人手，探析对国防教育的启示。     

试论专职人武干部队伍建设

专职人民武装干部在巩固边疆和维护社会稳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随着近年来后备力量多样化军事任务的增多,也暴露出部分干部素质偏低,缺乏对军事理论和应急管理知识的了解。为此,如何提高基层专武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谋求应战、应急功能的提高,是一个现实的研究课题。     

走“三结合一体化”之路 加快民族经济的发展

思茅地区是我省一个多民族聚居的边疆山区。全区10个县（市）中，有9个少数民族自治县，世居民族有14个，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231万的61％。全区有4个边疆县，分别与缅甸、老挝、越南接壤，是我省唯一与三个国家接壤的地州。山区面积占全区土地面积的98．3％。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多民族聚居的区情，决定了民族问题、民族工作是全区工作的大局。历届思茅地委、行署都十分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始终把发展民族经济、加强民族团结、保持边疆稳定作为头等大事来抓。早在1951年1月1日，地区党政领导和48位各民族爱国上层人士就在普洱县城按照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