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空间视角下“玩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以信息编码方式的颠覆性改变为标志，经济社会经历了工业时代到数字时代的转变。“玩劳动”作为一种新的劳动形态出现，再次掀起了学界关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否过时的探讨。实质上，从单一空间维度去分析“玩劳动”难以真正厘清其物质属性和生产质性。随着数字经济新形态的发展，“玩劳动”不仅符合马克思劳动二重性，同时还具有空间二重性。即在现实物理空间和虚拟数字空间二元空间视角下，“玩劳动”在现实物理空间中表现为休闲、娱乐等活动，在虚拟数字空间中进行着生产劳动。这种空间二重性的产生是数据商品化、数字平台资料化以及经济空间数字化重构的结果。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数字资本以更加隐蔽的方式榨取和占有“玩工”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进一步加剧了价值剥削、劳动控制和社会两极分化。     

数字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基于垄断资本积累、空间权力扩张双重视角

界定帝国主义阶段性特征存在资本积累逻辑和空间扩张逻辑两条主线，前者以垄断资本形式的变化发展为线索，后者则以资本权力在空间中的流动为中心。作为帝国主义在数字时代的新形态，数字帝国主义的垄断资本积累逐渐由实物资本、金融资本积累向数字资本积累转变，所关注的空间权力范围从地理学意义上的现实物理空间向虚拟数字空间扩张。尽管数字帝国主义形成了新的掠夺方式、垄断特征和虚实空间结合的权力统治，但其本质仍然是通过垄断霸权实现数字资本的剥夺性积累和数字空间权力的占有，并不能改变帝国主义本身的寄生性和腐朽性。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既是有效破解数字帝国主义霸权的中国方案，同时也是数字时代经济发展的应然趋势。     

数字时代平台资本主义生产全过程的政治经济学解析——以“无酬阶段”的“数字活动”为切入点

当前，数字经济呈现出与一般商品经济不同的诸多新特点，但其生产关系并未能超越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范畴。从生产劳动的目的性、“数字活动者”同生产资料的分离程度、劳动力的补偿、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创造、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方面看，平台经济“无酬”阶段的“数字活动”不属于劳动，更不属于生产劳动。“无酬阶段”的“数字活动”产生的“原始数据”的价值既不是一般互联网用户的“数字活动”本身创造的，也不是数字平台“在从数据中创造价值方面”起了“关键作用”，而是数字平台的价值在“无酬阶段”的“数字活动”过程中转移到了“原始数据”上。数据商品的价值来自平台专业劳动者所进行的平台化生产、维护等劳动，而非普通平台用户的“数字活动”。在厘清平台资本主义生产全过程的基础上可以发现，新型数字化平台获得的高额利润一方面来自对“活劳动”的剥削，另一方面来自由垄断带来的垄断利润。我国在融入数字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要摒弃数字资本主义的弊端，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激活数字经济变量，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浅析数字劳动与数字资本主义的剥削形式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正加速迈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以数字技术作为最先进生产力要素和“数字劳动”普及为基本特征的“数字资本主义”阶段。然而，国内学界目前对这一重大趋势的思考和认识还处在起步阶段，许多关键性概念和理论问题仍有待进一步的探讨。本文基于对“数字资本主义”和“数字劳动”两个核心概念的系统辨析，以平台厂商、平台用户、平台广告商三方构成的“平台资本主义”系统为例，对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特征和数字资本主义剥削的一般形式作出了探讨,并结论指出：这一新兴生产方式非但未能缓解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反而因数字技术支配下的更隐蔽的剥削形式而进一步加重了资本主义的内在危机。     

数字媒介时代的“情感结构”问题审思

“情感结构”在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理论中兼具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是其探讨当代文化与社会变迁的重要切入点。一个时代特有的“情感结构”在文化实践诸多构成性要素的互动关系中生成,表征于丰富鲜活的个人经验和形态多样的文化文本之中。以互联网技术与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新媒介引发文化和社会巨变,个体的感知经验被重构,社会的权力结构被重置,文化生产嵌入全新的技术逻辑,数字媒介时代特有的“情感结构”由此产生。人们通过数字媒介开展文化实践、体察个体情感和形成共同经验,因而,讨论数字时代“情感结构”的核心关切点是新媒介文化中的人,以及人在新文化技术环境中的实践方式、情感状况和共同经验。     

数字经济时代的数据垄断与掠夺路径分析

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生产要素，在社会生产、消费、分配各环节发挥着重要作用。数据竞争成为企业竞争的核心要素，数据垄断表现出双轮垄断的特征。这造成资本增殖空间的扩大、资本统治力度的增强，也挤压着传统经济空间，导致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失衡等问题。数据垄断的前提是数据的集中，而集中的数据掌握在作为数据载体的私人平台企业手中，平台企业掌握数字技术和算法是实现数据垄断的“另一条腿”。数据垄断有三种掠夺方式：一是无偿占有用户的数字劳动，二是基于数据垄断优势的需求“制造”，三是对数据空间收取“数据租金”。我们需要正确审视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变化，才能制定符合实际的监管方法。     

数字私权力:宪法内涵、宪法挑战和宪制应对方略

私权力是基于私权力普遍存在的数字社会现实和公共领域对其广泛承认基础之上所产生的描述、阐释此类新型权力的基础概念。在宪法研究范畴内,它主要是指能对大多数公民的权利、自由产生严重的持续性影响的数字私权力,其以数字平台为其权力作用场域。数字私权力,存在支配优势和资源垄断、准监管角色、准国家状态的特征,对宪法理论的公私二分法、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民族国家理论都有破坏性影响。数字私权力的宪制应对是宪法学难题,也将是未来宪法理论皇冠上的明珠问题,对此回应应当聚焦到三点上:不仅要考虑践行难度较大的数字私权力入宪规制的问题,还要在司法实践方面,将数字私权力主体绑定到基本权利上,更要关注到数字领域自发的“宪治”问题。     

数字经济时代营商环境中的“有为政府”

政府与市场之关系渊源既久，关涉亦广，时下在数字经济中亦不断拉锯。不过，政府与市场之定位不再是“多少”之争，而是政府如何在数字经济主体多元自治与复杂经济事实中更好地发挥“有为”之义。具言之，政府在数字经济时代营商环境优化改革中落入进退失据的现实之惑，不仅因治理手段单一而难以为进，而且因职责履行担当所在而难以为退。鉴于此，应从优化公共政策供给、深入市场化改革、补足公共物品供给、建构激励与规制机制、风险防控治理几方面重新锚定数字经济时代营商环境培育优化中的“有为政府”，回应营商环境优化改革的时代需要，尝试为实现数字经济时代营商环境优化提供实践指向与制度生态。     

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的数字中国建设

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加快数字中国建设，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当前数字经济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基于中央提出的数字中国建设“2522”整体布局规划，本文将从数字经济视角出发，深入剖析数字中国建设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并提出“IBCDE”框架作为数字中国建设布局的可行方案，从而推动数字技术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深度融合，全面提升数字中国建设的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以数字化驱动生产生活和治理方式变革。     

数字人民币支付工具论

根据修正的国家理论，数字人民币具有抽象的财产权力，可以作为一种支付工具，用于清偿金钱之债。在法偿性方面，在私人间的债务关系中，数字人民币可以不进入当事人的债务关系，允许当事人自主选择。相反，数字人民币用于清偿公法之债时必须具有无限法偿性，排除行政机关的自主选择。数字人民币超越了既有的电子支付方式，并可以通过智能合约，结合自动划账、封金、信托等法律结构，发挥多样化的货币功能。数字人民币支付费用的承担，取决于当事人的合意。另外，必须准用《电子商务法》第57条，在用户、加害人与商业银行等主体间分配数字人民币的非授权支付责任。     

“数字弱势群体”社会融入：内涵表征、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

数字技术的非均衡化赋权带来了社会结构断裂和秩序失衡,引发了新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在数字化浪潮中,数字弱势群体的可行能力被剥夺,遭遇建构性、工具性、积极与消极四种社会排斥,成为数字时代的“遗民”,加快“数字弱势群体”的社会融入已经极为迫切。当前,“数字弱势群体”的社会融入呈现“现实性与虚拟性交织”“强技术与弱应用共存”“价值性与工具性统一”等复合特征。由于数字工具属性与数字弱势群体价值冲突、资本俘获下群体排斥和数字资源偏好流动、“数字人权”体系和保护机制缺失以及“数字鸿沟”与数字“马太效应”的叠加等因素的影响,加剧了“数字弱势群体”的社会融入困境。为此,必须加强政府、社会和企业等多元主体的协同合作,有机统一有为政府、责任企业和包容社会,畅通数字弱势群体社会融入之路。     

唱响“咱们工人有知识”

一曲《咱们工人有力量》一唱就是50年。50年来，这支从广大工人朋友心中飞出的歌，唱出了工人阶级艰苦奋斗、任劳任怨、甘于奉献的优秀品质和高尚精神，鼓舞和激励了几代工人为祖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笔者以为，在新的世纪我们应该赋予它新的时代内涵，是否还应唱响“咱们工人有知识”呢。因为在知识经济时代，有知识的工人才能真正有力量。     

略论我国政体的几个特点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就指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必须建立“共和政体”,作为无产阶级进行社会改革的工具;“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将来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自从十月革命以来,每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也就是一个新的共和国的诞生。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其政权组织形式就具有这样的基本特征:1.确认工人阶级(通过工人阶级政党)对国家的领导,并广泛吸收人民群众参加国家管理;2.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它不仅是议事机关,而且是真正享有权力的机关;3.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就是说,在国家政体方面,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的是共和制。但是,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社会主义共和政体的具体形式也呈现出“非常丰富和繁杂”的状况,富于本国的特色。     

数字金融、居民消费与地区经济增长

基于固定效应、中介效应、门槛效应和空间杜宾模型，利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等对2013—2020年中国数字金融作用于地区经济增长的效应和机制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通过使用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替换被解释变量以及更换样本期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作用机制分析显示，拉动居民消费是数字金融赋能经济增长的重要机制，其中主要是生存型消费起到了中介机制的作用。通过门槛模型检验发现，数字金融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存在“边际效应”非线性递增特征，并且数字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呈现空间溢出性。     

数字资本主义的“变”与“不变”及其启示

随着新科技革命到来,数字化成为全球经济的显著特征,资本主义进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一方面,数据成为核心生产要素,平台商业模式应运而生,生产劳动过程发生重组以及劳资关系更为复杂,这些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之“变”表明资本主义社会进入新阶段。另一方面,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劳动的生产性、资本剥削剩余价值的本质、社会基本矛盾以及人的异化生存方式都未变化,蕴含着资本主义本质维度不变的实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数字经济作用越发重要。因此,我们要在数字资本主义的“变”与“不变”中吸取经验教训,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数字经济。     

智能革命时代的资本权力表达

资本权力批判作为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受到各个时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关注。马克思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结合自身所处的时代特征，分别立足于生产、生活、无意识领域对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权力表达做出富有时代性的分析，并为我们研究当前资本权力表达提供了思路。在智能革命时代，资本与智能技术的联姻引发了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权力在生产、生活、无意识领域表达方式的剧变，同时智能化的监控技术也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福柯所谓的全景敞视主义，进一步保障了资本权力运行的稳固性。     

数字剩余价值:透视数字经济体系的核心视角及治理思路

为什么大型的网络平台企业在数字时代能够以远超传统时代工业企业的速度聚集和增值资本?数据时代是否能够创造一种更为公平的经济体系还是反之?对于数据时代的资本运转,应该采用何种监管的态度和策略?这些都是构建数字时代经济体系必须直面回答的问题。通过对数字经济体系与工业时代生产体系的价值分配比较可以发现,数字时代的资本方一方面提高普通劳动者强度、效率和延长劳动时间,另一方面通过消解发明者权益、降低管理成本、降低市场费用和逃避制度责任,从而达到更有效地积累剩余价值,可称之为数字(时代的)剩余价值,如此加速了财富向更少数人集中的趋势,引发包括两极分化、增加社会矛盾、破坏市场秩序等一系列问题。数字剩余价值既有生产性和创新性,也具有剥削性和垄断性。治理的策略一方面要进一步鼓励经济的数字化改造,提高生产力水平;另一方面则要保障普通劳动者的劳动权益和报酬收益,更有效地优化税收调节机制,坚决强化反垄断、促进社会公平,进一步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建设美好社会。     

从“云端爱情”到“严肃相亲”:互联网婚恋平台的数字空间管理与交往模式营造

针对数字技术如何影响亲密关系形态的问题,当前研究过于关注技术中介下亲密关系的浅度化特征而忽略了“平台”作为技术架构生成者与交往实践管理者的能动角色。基于对一个婚恋平台的民族志观察,本文探讨了平台营造深度交往模式的行动逻辑与技术实践,以推进有关中介化亲密形成条件的讨论。本文发现,平台通过对用户进行道德评估,形成数字空间使用权限的道德等级,有效抑制了网络亲密的流动性与遮蔽性,从而营造出“严肃相亲”的深度交往。个人数据呈现的性别气质和社会角色是平台区分“道德交往用户”与“两性娱乐用户”的基本依据,成员身份的“道德性”、交往数据的“可见性”、中介技术的“可供性”是平台形塑交往模式的三种机制。针对机制的作用局限,用户展开了包括法律动员、话语对抗、技术拓展在内的多种博弈,以突破平台的权限设置。     

对赛博朋克的批判性考察——基于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立场

赛博朋克作为当今技术狂想的代表,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当代思考与未来幻想。赛博朋克文化是在控制理论、系统理论及信息理论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一种亚文化。与马克思社会再生产从生产到消费循环的四个环节相对应,赛博朋克社会同样以四个环节维系其“统治”：将劳动者去生产化而否定劳动价值;推动劳动者进行义体改造;促使中下层人民增强对精英阶层的权力崇拜;通过收编大众文化确保文化同质性来统一标准价值。赛博朋克世界存在着深刻的生存危机：高科技、低生活的社会矛盾;围绕经济公司、黑客与人工智能开展的社会斗争;充满暴力犯罪和反乌托邦氛围的社会环境等。在赛博朋克世界里,人与智能科技地位颠倒,商品价格取代社会贡献成为衡量生产劳动价值尺度,资本主义与科技高度融合应用,这些问题的彰显对当今我们如何面对科技和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警示作用,值得引起人们深入思考。     

也谈数字鸿沟

21世纪是一个信息化的世纪。以知识的生产、传播和使用为主要特征的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带来新的增长点。然而,由于信息资源分配的不均衡,使得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在新的世纪将会面临更严峻的信息壁垒。数字鸿沟的存在,把贫穷和富裕之间,以及发达与欠发达之间的分划带入了信息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