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资本主义的“变”与“不变”及其启示

随着新科技革命到来,数字化成为全球经济的显著特征,资本主义进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一方面,数据成为核心生产要素,平台商业模式应运而生,生产劳动过程发生重组以及劳资关系更为复杂,这些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之“变”表明资本主义社会进入新阶段。另一方面,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劳动的生产性、资本剥削剩余价值的本质、社会基本矛盾以及人的异化生存方式都未变化,蕴含着资本主义本质维度不变的实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数字经济作用越发重要。因此,我们要在数字资本主义的“变”与“不变”中吸取经验教训,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数字经济。     

从分工到异化：数字劳动分工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审视

在数字劳动分工中，数字劳动的总体性效用被分割成各种节点，数字劳动分工后的总体性是数字劳动者被分配为数字子劳动的聚合性。这种聚合所形塑的总体性算力，并非数字个体劳动的直接数字技能，而变成提升数字劳动生产率的数字社会进化力量。数字平台把之前分散的数据重组成具有整体性的体系，原本属于数字主体的数字劳动目的和“点击性”生成数据的数字子劳动，转变成数字平台中的数据流，进而变成数字技术合目的性的算法机制。因此，数字资本生产进程中数字劳动分工的连接关系最终异化成数字资本的操控力量。     

浅析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劳动研究的价值意蕴

在数字时代,数字劳动是普遍存在的重要的劳动形式。虽然有人质疑和否定数字劳动研究的必要性和科学性,否认其中存在的资本剥削现象,但这正说明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学说的时代价值和科学性。研究数字劳动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的创新发展,也为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建设公共的网络空间提供路径指导。     

数字时代平台资本主义生产全过程的政治经济学解析——以“无酬阶段”的“数字活动”为切入点

当前，数字经济呈现出与一般商品经济不同的诸多新特点，但其生产关系并未能超越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范畴。从生产劳动的目的性、“数字活动者”同生产资料的分离程度、劳动力的补偿、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创造、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方面看，平台经济“无酬”阶段的“数字活动”不属于劳动，更不属于生产劳动。“无酬阶段”的“数字活动”产生的“原始数据”的价值既不是一般互联网用户的“数字活动”本身创造的，也不是数字平台“在从数据中创造价值方面”起了“关键作用”，而是数字平台的价值在“无酬阶段”的“数字活动”过程中转移到了“原始数据”上。数据商品的价值来自平台专业劳动者所进行的平台化生产、维护等劳动，而非普通平台用户的“数字活动”。在厘清平台资本主义生产全过程的基础上可以发现，新型数字化平台获得的高额利润一方面来自对“活劳动”的剥削，另一方面来自由垄断带来的垄断利润。我国在融入数字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要摒弃数字资本主义的弊端，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激活数字经济变量，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数据资本化与资本数据化：数据资本主义的批判与应对

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必不可少的生产要素，是数字平台进行货币化转化的关键资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表明，用户的线上活动实质上是一种具有生产性质的数字劳动。在数据资本化阶段，用户的行为数据成为平台生产数据商品的原材料，资本创造性地打破了雇佣劳动的剥削界限，通过对数据商品价值的私人占有，实现了对无雇佣数字劳动者——用户的剩余价值剥削。为确保数据要素的无限供给，数字平台在数据资本化基础上，不断加强资本数据化的进程。在数据资本驱动之下，平台不断拓展新形式的数据生产空间，加速迈向数据垄断资本主义，通过扩大再生产助推数据资本循环。面对数据资本化与资本数据化，中国应在实践中探索符合数字经济发展趋势的应对之策。     

数字空间视角下“玩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以信息编码方式的颠覆性改变为标志，经济社会经历了工业时代到数字时代的转变。“玩劳动”作为一种新的劳动形态出现，再次掀起了学界关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否过时的探讨。实质上，从单一空间维度去分析“玩劳动”难以真正厘清其物质属性和生产质性。随着数字经济新形态的发展，“玩劳动”不仅符合马克思劳动二重性，同时还具有空间二重性。即在现实物理空间和虚拟数字空间二元空间视角下，“玩劳动”在现实物理空间中表现为休闲、娱乐等活动，在虚拟数字空间中进行着生产劳动。这种空间二重性的产生是数据商品化、数字平台资料化以及经济空间数字化重构的结果。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数字资本以更加隐蔽的方式榨取和占有“玩工”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进一步加剧了价值剥削、劳动控制和社会两极分化。     

数字经济时代的数据垄断与掠夺路径分析

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生产要素，在社会生产、消费、分配各环节发挥着重要作用。数据竞争成为企业竞争的核心要素，数据垄断表现出双轮垄断的特征。这造成资本增殖空间的扩大、资本统治力度的增强，也挤压着传统经济空间，导致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失衡等问题。数据垄断的前提是数据的集中，而集中的数据掌握在作为数据载体的私人平台企业手中，平台企业掌握数字技术和算法是实现数据垄断的“另一条腿”。数据垄断有三种掠夺方式：一是无偿占有用户的数字劳动，二是基于数据垄断优势的需求“制造”，三是对数据空间收取“数据租金”。我们需要正确审视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变化，才能制定符合实际的监管方法。     

数字经济中资本的特性及其效应——基于《资本论》研究的视角

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需要引导数字经济中资本的有序发展。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论述了特定历史阶段下，资本在追求价值增殖过程中，合并不同生产要素，推动生产力及财富增长的文明因素。这在数字经济中表现为在推进数字技术升级、数字服务普及，驱动数字劳动扩充，提升数字融资效率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资本论》所分析的资本消极效应，将可能在数字经济中衍生为数据等要素垄断的加深，虚拟资本投机的加剧，以及再生产结构的进一步失调等。在对待数字经济中的资本问题上，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有序引导资本开辟数字经济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加强数字平台监管体系建设，保护劳动者在数字经济中的生产要素所有权，为数字经济中以片面寻求要素垄断和无序投机方式逐利的资本设置“红灯”,为在数字经济中以推动生产力发展、带动高质量就业方式获利的资本亮“绿灯”,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兴农:机理、效应及风险防范北大核心

数字兴农是促进我国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抓手,但在实践中也可能会引发新的社会风险。一方面,数字技术通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供求匹配效率和产品流通效率,促进了经济总体性增长;通过小农户结构性嵌入市场体系和生产体系,提升了农民群体的价值创造能力和利益分配地位。但是,另一方面,农业数字化过程中也会产生因不同主体对数字技术的占有和使用权分化而导致的红利歧视。比如,规模生产经营者与小农户技术渗透水平的差异化、市场竞争地位的差异化以及价值分配次序的差异化等。数字技术应用虽然能够使小农户的收入和生活境况得以绝对改善,但其与规模经营者的相对差距会日益拉大。从本质上看,数字兴农的歧视性效应是结构性的、在较长时段经常发生的,而不是阶段性和摩擦性的。因此,亟须通过加强数字技术公共性供给、健全产业链利益共享机制、完善线上市场公平竞争制度等举措来防范和降低社会风险,确保经济效率提升的同时社会公平也得到更高水平的实现。     

数字经济: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从要素构成看,"数据"脱颖而出,超越传统的土地、劳动力、资本要素等上升为极其重要的生产要素,被称为"数字时代的石油",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数字经济冲击着既有的经济运行方式、活动规则和经济发展方式,其主要特征表现为虚拟性及共享性,指数性及可复制性,多样性及精准性,可达性及互通性。数字经济正塑造着新的生产力和新生活的独特机制,数字经济发展未来可期。     

劳务派遣女工的劳动权益保障盲点和法律完善

近几年,劳动合同制度的纵深推行和劳务派遣制度的广泛实施,一方面促进了企业的发展和就业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劳动者劳动权益受损的负面效果,尤其是劳务派遣领域的派遣女工,由于其身份的特殊,不仅要遭受普通劳务派遣工所承受的“同工不同酬”等不公平待遇,还要遭受只有派遣女工才会遇到的“三期”被退回等特殊待遇.劳务派遣女工的劳动权益保障存在责任主体不明、罚则力度不够等法律盲点,急需从立法、司法等方面加以弥补和完善.     

数字劳动、数字权力与数字权利：赛博无产阶级的生命政治学

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阶级与剥削的概念不仅仍存在且更复杂。数字劳动催生了赛博无产阶级，赛博无产阶级不仅指谓从事数字生产的用户，还包括数字生态链中的劳动者——开采生产数字设备的矿物质的工人、组装数字设备的流水线工人、研发数字软件的“码农”等。而用户是赛博无产阶级最具典范性、表征性、普遍性的存在。数字生产体系的持续性与稳固性，依赖数字权力的生命政治学管控。数字权力在今天以无形的“电子鞭子”作为新的惩戒机制、以人口“注意力”要素的提取作为新的调节机制，使赛博无产阶级在新的经济胁迫面前表现出新的服从。赛博无产阶级是数字平台这股新生力量的真正主体，对数字权利的争取，以及对数字形态的“现实运动”的共产主义引领，是赛博无产阶级面对数字文明的新历史使命。这不仅关乎赛博无产阶级真正的未来，更关乎人类文明在数字时代的走向。     

上网也是劳动吗？——数字劳动泛化批判

现今,数字劳动存在诸多的争议焦点,核心争议在于：上网也是劳动吗？传播政治经济学学派、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学派和以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派对数字劳动进行了泛化解读,强调互联网用户的上网活动也是一种数字劳动。然而,上网不是劳动,不能把数字劳动过度泛化,数字劳动泛化将可能造成数字劳动理论研究的混乱之态,影响经济实践的高质量发展,导致经济统计的偏差现象。需要运用政治经济学理论针对数字劳动泛化争议进行批判,明确数字劳动的内涵与外延,显明互联网用户的上网活动只是生成数据原材料的数字活动,并非真正的数字劳动,数字劳动仅是数字劳动者借助自身的脑力和体力对互联网用户生成的数据进行复杂化加工的活动。     

构建数字经济时代信用体系

随着我国数字化转型进程的加速推进，社会信用体系的建构迎来机遇与转型。征信机构广泛采用数字技术进行数据采集、存储、运算和使用，推动了信用数据“量”的增长，但这种做法却未能跳出传统的经济分析框架，因而对信用体系的“质”的提升作用较为有限。数字经济时代信用体系建设面临一些新挑战，主要表现在数据范围应当开辟新“跑道”、抵押担保体系需要变革、线上数据可信性亟待提升三个方面。构建数字时代社会信用体系的理论内涵和实践外延，将信用范围扩展至线上、推动数据开放共享，促进数字经济与信用监管融合以及数实融合，强化算法透明度提高公平性和可信性，既可以扩大征信范围、提高征信效率，又有助于解决线上市场信任塌陷、秩序缺失等问题，从而有效提升全社会信用水平。     

马克思主义劳动观视阈下的网络平台劳动问题探究

数字经济时代催生了平台企业的发展壮大，以“自我雇佣”为特征的网络平台劳动者也随之大量增加。其劳动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生活、休闲和劳动的界限也在日益模糊，资本控制和逐利更加隐蔽，传统的雇佣劳动制受到挑战。同时，网络效应使平台企业具有天然的垄断倾向，基于算法主导的系统加强了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劳动更加依附于资本，因此平台企业在规则制定、利益分配等方面占据了绝对优势，出现了权利与收益“双失衡”的现象。网络平台劳动者则面临收入稳定性下降、权益无法有效保障、专业技能难以提升等问题。需要政府强化监督管理，企业健全自主管理体系，劳动者的联合等多种方式共同解决。     

数字经济时代我国的劳动过程分析——基于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的视角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过程的一般性体现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侧重于劳动的技术形式。他从劳动的独立性和社会依赖性的辩证关系的角度阐释了劳动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侧重于劳动的社会组织形式。马克思从技术推动了分工和交换发展、分工和交换的发展又影响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思路,分析了劳动的技术形式对劳动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塑造和限制,从而描绘出一幅商品经济条件下社会总体劳动过程的宏大画卷。从企业内部劳动过程来看,数字技术对企业劳动过程的介入使得劳动过程全面浸润在劳动者的生活过程当中。数字经济改变了企业的外部经营环境,使企业具有调整内部科层结构和雇佣方式的内在动力;从社会总体劳动过程来看,"大数据"是物理世界中人类大规模劳动分工协作和劳动交换体系在数字孪生世界里的映射。数字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劳动者的分化,对劳动者素质和劳动保障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我国的社会总体劳动过程中,劳动过程特定的社会历史属性主要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属性。     

统筹推进数字中国建设 全面引领数智新时代——《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笔谈

202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明确了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规划》提出,到2025年基本形成横向打通、纵向贯通、协调有力的一体化推进格局。《规划》并具体化提出“2522”总体布局,即“打通数字基础设施大动脉、畅通数据资源大循环”两大基础,“做强做大数字经济、发展高效协同的数字政务、打造自信繁荣的数字文化、构建普惠便捷的数字社会、建设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构建自立自强的数字技术创新体系、筑牢可信可控的数字安全屏障”两个强化数字中国建设关键能力,“建设公平规范的数字治理生态、构建开放共赢的数字领域国际合作格局”两个优化数字化发展环境。《规划》的出台,意味着全面开启数字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要多方协力,坚持整体主义方略,通过优化路径、创新能力引领、提升数字政府传播能力、数据治理转段与创新、畅通数据资源大循环等,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     

数据所有权的三重转变——以平台资本主义中数据资本的运生逻辑为线索

步入数字经济时代，以数据要素为核心的数字资本生产过程使传统财产所有权的权利体系难以为继，催生了数据所有权的新形态。以平台资本主义数据资本的运生逻辑为线索，可以发现数据所有权的三重转变。在数据资源价值化过程中，以用户消费性的无偿数字劳动生产形式，实现从数据所有权到数据使用权的转变。在数据价值资本化过程中，以平台对数字资本的剥夺性积累形式，实现从数据所有权到数据掌控权的转变。从用户的数据使用权到平台的数据掌控权，意味着传统的所有权由权利束集合裂变为单一的数据所有权，形成了“数据鸿沟”中的隐性剥削。消除平台资本主义的隐性剥削，需要在数据资本公有化中推进从数据确权到数据共享。     

数字老龄化的中国优势:释放数字红利北大核心CSSCI

当下数字中国的崛起历程与人口老龄化进程相伴共存。老龄社会新形态在数字时代的浪潮中日渐突显,呈现出既有机遇、也有挑战的新影响与新态势。数字老龄化并非旨向“技术与社会”的二元博弈,其概念要义在于从适应技术到参与社会的理论递进;在继承“积极老龄观”理念与发展“健康、参与和保障”行动中丰富积极老龄化的共识范畴。中国数字老龄化超越了西方国家以技术为中心的单一逻辑,在国家战略与社会治理共举的复合结构中呈现出独特的发展潜力。一方面,在弥合数字鸿沟上,中国数字老龄化已经走在世界前列;另一方面,凭借制度、理念、文化与人才等多重优势,中国将进一步释放数字红利,积聚老龄社会下建设数字强国的中国力量。     

代驾司机数字劳动不稳定性的算法形塑机制及其主体应对

数字劳动是当前青年就业的重要形态。通过对代驾司机数字劳动过程进行考察，讨论数字劳动不稳定性的塑造机制以及数字劳动者的主体应对策略。研究发现，代驾司机的劳动时间、劳动空间以及虚拟劳动身份极不稳定。代驾平台通过算法管理，对代驾司机的数字劳动进行控制，剥夺了代驾司机的劳动知情权、劳动选择权以及劳动评价权，从劳动政体上形成数字平台对劳动者的霸权，从而确保按需服务得以实现。面对算法管理驱动的劳动不稳定性，代驾司机通过猜算法、顺从算法、弥补算法来应对。本研究揭示了数字劳动不稳定性的本质及其算法形塑机制，丰富了数字劳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