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与治理——马克思主义美学建构的两条路径

在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的历史中,批判理论一直居于主导地位,推动了理论体系的有序演进,成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标志性话语系统。随着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后,被长期忽视的治理话语系统开始慢慢进入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者的视野。作为文化治理体系核心部分的审美治理,亦开始成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另一个生长点,展现出值得深入开掘的空间。从整体上看,审美批判和审美治理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的两条基本路径,二者不是矛盾冲突的,而是并行不悖、相互依赖的。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系必须同时包含二者,在批判理论的基础上,展开建设性理论的话语系统。     

声乐艺术情感论的社会学视野

声乐艺术是一门情感的艺术，这是本文的理论立足点，也是文中展开所有理论探讨的出发点。音乐社会学是当代音乐学中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它既强调了音乐，也指向了社会，是音乐的社会性，也是社会意义上的音乐。在音乐社会学的理论框架之下，提取音乐的艺术门类之一——声乐艺术，重点从声乐艺术的社会历史渊源及其风格演变的社会历史原因与声乐艺术的社会情感意义及其不同时代的社会功能显现两大方面进行理论初探。一方面，对音乐社会学的研究或有些许理论上的细化与具体化，以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充实音乐社会学的理论内容；另一方面，拓宽声乐艺术关学的研究视野，从音乐社会学的混响中辨析、感受声乐艺术情感论美学的独特音响，给声乐艺术情感论以社会学的解释、支持与证明。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文艺学美学思想的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当代发展思考之四

把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称为"过时的思辨美学"是经不起论证和推敲的忽略了文化对社会现实的建构作用,是没有道理的.文艺社会学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的重要内容.中国大众审美文化的兴起与发展,一方面需要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指导,另一方面也为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展开了广阔的平台.     

西马文论与当代中国文化批评

西马文论与当代中国文化批评唐欣一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一个重要的哲学和社会科学派别，在它的发展和演化过程中，一直侧重和致力于研究资本主义的精神危机。对文化艺术问题的高度重视和关注，对人的感性的审美的生活方式的强调和倡导，使其具有鲜明的文论特色。十多年前...     

审美资本与审美资本主义批判

“审美资本”和“审美资本主义”是当代美学研究的前沿议题，该问题阈源于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空间隐喻的再讨论，亦即，审美和艺术不只属于上层建筑，而是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形式，在当代社会发挥出基础性功能；另一方面则是对于审美/艺术与经济如何基于人的情感结构而建构新型关系的纵深探讨。藉此，审美资本主义批判既是对于审美资本在当代社会转型和变迁中所发挥作用和意义的显现，同时也是基于审美资本的特殊性，对审美的资本化及其可能的旧病复发提出的批评与重构。     

乡情治理:县域社会治理的情感要素及其作用逻辑--基于顺德案例的考察

公共管理的现代性发展相对忽视了情感要素的治理功能,本文基于顺德案例提出"乡情治理"概念并探析其运作逻辑,以呈现传统文化和情感要素对县域社会治理的重要价值。经验考察表明,乡情治理的核心是基于经济、社会纽带和共同文化符号的情感场域,并通过以下特征治理要素发挥作用:乡情凝聚下的"新士绅"和议题网络作为主体;传统节日和文化场合作为公共平台和议事空间;爱乡、奉献、共荣等地方价值内嵌为利益协调和集体行动规则;发达的民间和社区慈善作为内生治理资源。乡情治理是对基层自治、法治和德治的补充和催化,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增加了"共荣"的精神动力和文化内涵,为乡村振兴和城市化进程带来新的治理想象力。     

审美人类学视野下的时尚美学：访彭静莲教授

时尚的建构机制既可以是新奇的、 反叛的， 也可以是传统的、 自然主义的。当代时尚逻辑具有将原本处于不同等级序列的风格交相杂揉的想象力和分配能力， 这恰恰见出了时尚的两副面孔和续密的双向运作机制。 在此意义上， 时尚问题就成为了时代与社会， 情感与想象的最富于魅力的一面镜像。 时尚的形成、 变化与符码转换紧密相联， 从符码到符码的转换是时尚、 艺术、 音乐和生活方式的转换， 其中必然包含意义的生产与再生产。 在当代多元文化叠合、 杂揉与流动的语境中， 时尚作为情感与多重资本的融合， 将跨文化／多元文化、 审美制度、 审美认同、 审美资本、 审美治理、 文化遗产再生化、 生态美学等问题联结起来。 无疑地， 对于这些问题的阐释需要跨学科的视野与方法， 这也为审美人类学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与挑战。     

审美态度在当代大众艺术情感上的蜕变

在当代社会,由于科技的高度发展、政治的民主化、思想文化的宽容和多元化、市场经济和文化工业的影响,导致了审美态度在当代艺术中发生了蜕变,这在审美情感方面表现得非常明显。这种蜕变主要表现为:在当代艺术中缺乏一种崇高感、悲剧感之类的精神内涵,很少有一种升华了的、理性的情感,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失去距离的情感,表现的情感和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混淆了艺术和现实的界限,使艺术失去了原有的那种神圣、纯洁的特征。这种蜕变对当代社会人们的思想文化观念、心理及美学等方面都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对当代文学艺术的影响更为直接和深刻。     

精英吸纳、融入性协同治理与乡村治理共同体建构

面对现代社会风险与复杂性叠加的情况，乡村治理模式由精英治理到多元共治再到治理共同体演进，以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对抗碎片化、个体化、多元化的挑战。鉴于乡村精英流失、具备资源汲取及整合能力的权威性力量衰弱，国家通过政策、项目、制度、组织、文化（荣誉、情感）等多元方式吸纳被冠以“新乡贤”的新时代复合型精英回归，将促进其融入乡村发展与治理作为实现共同富裕和治理有效的重要举措。乡贤作为重要治理主体与关键行动者，通过公共参与和协同治理、文明传承与人文教化、道德垂范与共享价值体系重塑、共同体意识培育与公共性再生等机制，促进了乡村参与共同体、精神共同体、伦理共同体、建设共同体等不同形式共同体的重塑，在治理共同体建构中发挥了重要的“链条”作用。治理共同体建设须遵循系统性、协同性原则，围绕“结构—行动—意识”三个维度，将多元主体激励与协同、组织合作机制建构、公共性培育作为重点。     

社会治理中的情感治理:理念、能力与路径——基于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视角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囿于"情感-理性"二元对立的惯式,情感治理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相关问题有待厘清。在探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时,作为治理对象和治理策略的情感治理,需要从主观、客观两个层面激活社会治理的情感治理能力,而核心则在于社区的情感治理能力建设。在治理路径上,发挥基层党建和技术治理作用的同时加强情感动员,共建情感共同体,对于实现共治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文化思维与方式：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

文化思维与文化方式，也是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文化思维与方式介入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必然导致以下结果：国家发展方向的确认、社会进步的目标锁定产生革命性意义；文化的影响力和作用大大体现；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目标、规划更加科学有效。文化思维与方式介入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国家软实力的建设是关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核心目标；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是重要组成部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是重要补充；中国梦是崇高目标。在文化思维与方式介入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关键在于：执政者应当是文化的行家里手；以文化思维思考、观察、解决问题应当成为各个层次执政者一种潜在的意识；要统筹兼顾，善于“弹钢琴”；善于运用传统文化介入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整个过程。以文化思维与方式评判国家治理的绩效标准为：人民群众精神素质明显提升、精神面貌明显改善；社会和谐程度的明显显现，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明显增强；全民族精诚团结、国家认同感的明显增强，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刍论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关系

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体制是治理中重要的概念和形式,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社会治理的主体、社会领域的问题以及社会治理的价值都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下,我们应以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作为突破口,通过理顺政社关系、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推进基层自治和底层参与、创新社会矛盾体制、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构建多中心的治理模式等途径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重要的社会基础。     

当代审美文化发生发展的自律和他律

当代审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是美学自身发展逻辑的必然结果,即审美活动成为人的重要生存方式,成为人的生产活动和日常生活的重要评价尺度和追寻目标。美学的这种发展逻辑又是由人的解放和社会进步的客观要求决定的。美学的发展历史从审美层面映现了人的解放的步伐和程度。在影响当代审美文化的各种社会因素中,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规律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     

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观在民族地区的实践研究

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观在民族地区治理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改善民族地区治理效果的重要理论基础。基于此,以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观作为研究对象,结合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观的主要内容,分析当前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并从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结合阐述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观在民族地区的实践与应用。     

基层治理中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

建设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所在。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具有多维内在逻辑，分别是秩序和谐的生活共同体、多元构成的利益共同体、权责适应的责任共同体、社会进步与人全面发展的共同体。建设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需要用制度、协商、情感等多维治理工具来实现其现代化建设，需要重视解决重构基层新型人际关系、扩大群众参与、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创新治理方式等难点问题。     

审美治理与当代社会

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审美和艺术在治理实践中发挥着一种特殊的功能。审美治理将审美和艺术作为一种智性活动,织入“治理”隐秘而精妙的机制之中,它并非完全被自上而下的正式制度规制,而只是“编织”。审美治理作为一种斡旋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基本层面的活动,其内在的机理在于主体自身的革命。随着感知结构的溶解与习性的变迁,治理在改变人的机械性和本能性中真正地运转起来,它旨在给予一种新的审美配方,重构人的感知结构,从而搅拌出一个新的感觉共同体。在此意义上,审美不再局囿于艺术作品及其活动,而是一种不断生成的感知经验。     

推进国家治理的公平化

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之一,国家治理公平化是对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公平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公平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实现路径和实现形式。国家治理公平化的实现需要建立在国家治理制度的公平化基础上,包括政治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公平化、经济制度和市场体系的公平化、社会治理和保障体系的公平化、政治文化和价值观系统的公平化。     

诠释与新变──当代文化视野中的古典诗词

在当代学术视角下，对古典诗词进行重新诠释不外乎美学批评、文化批评两种模式。进行关学探视，见到的是古典诗词的灵魂；进行社会文化考察，见到的是古典诗词的“原生态”。当代也正是通过这两种“现代化”模式的学术研究，揭示出古典诗词的文学价值、文学史价值、文献价值，达到为当代文化建设服务的研究目的。在“古为令用”视角下，当代古典诗词主要体现出四重价值，即社会政治价值、人类文化史价值、审美欣赏价值、创作借鉴价值。当代对古典诗词的吸纳、利用方式主要有：用其意蕴、用其语句、用其意境、用其形式以及用其原理等，从而使古典诗词的“关貌”和“灵魂”在当代文艺创作与文化消费中得以再现、“复活”。     

当代宗族更新与基层社会的文化治理——以浙江省为例

宗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承载体,当代宗族的复兴显示了传统宗族文化潜在的顽强生命力。浙江省当代宗族在20世纪80年代迅速复兴,成为重建乡村社会的重要力量,其所包含的以伦理为方式协调社会秩序的文化治理模式,也对乡村社会治理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当代宗族需要加强现代性的更新,在避免与行政力量合而为一、克服狭隘的宗族本位观念的前提下,造就新伦理,构建地缘与血缘相结合的组织体系,并把现代文化元素注入到宗族文化之中,才能切实地发挥以伦理为方式协调社会秩序的文化治理的作用,为乡村社会重建以及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动力。     

当代中国地方治理中的话语民主论析

现代社会是一个治理的社会。要实现良好的地方治理就必须保证各种治理主体,尤其是公民大众在地方治理过程中的话语民主。由于缺乏话语民主的支撑,我国的地方治理缺乏公民组织的有效参与。公民社会贫弱、公民文化落后、公民意识淡薄、公民能力低下、民主制度不健全等因素严重制约着我国地方话语民主的发展。建立健全以党群合作、政府与社会合作为核心的社会合作治理,拓展地方治理中的话语平台与话语渠道,健全中国特色的基层公民治理,从治理体制、机制上践行地方话语民主,是实现话语民主与地方治理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的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