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云南省与GMS五国高等教育合作与交流研究述评

自1992年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正式启动以来,国内学术界对中国云南省与周边国家开展教育合作与交流的研究,围绕合作方式、政策环境、合作机制、合作问题与对策等方面开展了比较全面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在合作项目实施效果评价、合作机制等方面仍需深入研究。     

当前俄罗斯对非洲政策及合作机制初探北大核心CSSCI

近年来,俄罗斯与非洲主要国家的联系与合作渐趋紧密,俄非合作机制也在逐步发展。非洲在俄罗斯对外政策中并不处于首要地位,但俄罗斯对非政策定位清晰,对非合作原则明确、重点突出。俄非合作机制涵盖了政治、经济、人文等诸多领域,形成了多层次、多模式、多主体、重视法律基础和司法合作,同时又兼顾优先方向和基础国家的一整套合作机制。     

当前俄罗斯对非洲政策及合作机制初探

近年来,俄罗斯与非洲主要国家的联系与合作渐趋紧密,俄非合作机制也在逐步发展。非洲在俄罗斯对外政策中并不处于首要地位,但俄罗斯对非政策定位清晰,对非合作原则明确、重点突出。俄非合作机制涵盖了政治、经济、人文等诸多领域,形成了多层次、多模式、多主体、重视法律基础和司法合作,同时又兼顾优先方向和基础国家的一整套合作机制。     

论中国在推动东北亚区域合作中的作用与对策

东北亚地区既是中国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重点地区,也是难点地区。鉴于东北亚地区各国的区域经济合作战略和经济实力,中国应该在东北亚区域合作中发挥关键性推动者的作用。以地区多边安全机制建设合作促进经济合作、以深化双边合作促进多边区域合作、以次区域开发合作促进整体性的区域经济合作、以具体领域的合作促进全面的经济合作等,是当前中国推动该地区经济合作的最佳政策选择。     

山东与韩国京畿道经济园区比较与合作研究

中国山东与韩国京畿道经济园区作为区域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在各省道经济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两省道经济园区在投入产出、管理模式、园区环境等方面既存在共性,也存在差异。为了加强双方经济园区的交流与合作、继续担当区域经济的增长极,必须建立园区合作的政策机制和人才机制,打造园区合作的信息平台及创新模式,优势互补,在新的起点上实现经济园区整体健康发展。     

金砖国家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动因及合作机制分析

金砖国家建立的初衷是为了崛起中的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应对金融危机;但随着各成员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意愿不断增强,金砖国家在气候治理中的角色及其逐渐形成的合作机制开始引人注目。此外,气候问题与各国经济及能源领域的密切关联也使气候合作得以成为金砖各国深化合作的重要动力。本文将根据金砖国家各自的经济发展和能源消耗状况等客观因素,具体分析它们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动因和具体政策,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气候合作机制的构建及影响。     

论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机制化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加快的大趋势下,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表现出了较强的滞后性。构建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是解决该问题的有效途径。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化的必要性与迫切性日益凸现,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是指在东北亚区域范围内,以合作项目为主要纽带,以促进东北亚区域合作为宗旨,由组织协调、资金筹措、信息传播、人才交流、咨询服务和多边法律约束等若干子机制构成,在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中发挥务实、高效的功能。从东北亚地区区情出发,采取适宜的举措以促进东北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框架的形成。     

俄罗斯在解决朝鲜半岛事务中的作用论析

经过冷战后十余年的演进,俄罗斯正逐步形成一个比较稳定、成熟和较为全面的半岛政策,其积极参与朝鲜半岛事务,无论是在解决核问题、建立半岛永久和平机制,还是在半岛统一问题,抑或是在加强与半岛的经济合作与发展方面,俄罗斯都发挥了与之国情相一致的作用。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及其对中国—东盟金融合作的启示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给本来就复苏缓慢的欧盟经济蒙上了一层阴影,并对全球经济复苏造成严重影响。本文对此次债务危机的原因及其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东盟金融合作的具体情况,提出中国—东盟金融合作要认真吸取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教训,在中国—东盟金融合作过程中,各国政府之间要建立良好的政策协调机制、危机应对机制和监管机制,以防范区域性危机的发生。     

日本对美经济合作新动向及前景评估

美国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国第一”的经济单边主义政策,在贸易问题上不时敲打日本.对此日本加大了对美经济的合作力度,不仅大幅提升了对美经济合作的政策主动性,还积极追加对美投资等,刺激美国实体经济增长.尽管如此,日本国内普遍担忧日美经济合作前景、特朗普政府的“经济单边主义”及其经济政策的可行性、日本的海外利益等诸多问题.受其影响,短期内日美经济合作关系将出现“双速型”的发展模式,即能源及农业贸易等战术问题将得以突破,而日美FTA、TPP等战略问题将久拖不决.     

逆全球化背景下东亚经济合作的机遇

亚洲金融危机推动了东亚合作的机制化建设,经过了20年的发展,本地区逐渐形成了以东盟为主导、"10+3"为核心、东亚峰会为主要平台的多层次合作框架。本文基于中日两国对掌握东亚合作主导权博弈的视角,回顾了在域外因素影响下的中日韩东亚政策演变。本文认为当前东亚地区的合作困境源于本地区仍然存在的冷战对抗思维与零和博弈认知,而逆全球化给各国带来冲击的同时也提供了合作契机。中日韩应积极重启领导人对话机制,以互惠的经济关系和共同的和平诉求为合作基点,加快区域经济合作安排的谈判,利用边境自贸试验区的建设等途径,尽快在经济合作领域取得阶段性成果。     

澜湄合作中的非传统安全治理:从碎片化到平台化

澜湄地区的安全问题以非传统安全为主,涉及跨境犯罪、社会公共卫生、水与环境安全、信息网络犯罪等广泛议题,呈现出明显的复合性与联动性的结构特征,深刻地影响着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安全。自2016年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正式成立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澜湄合作给予广泛关注和多视角研究,但对于该机制框架下的非传统安全研究还相对缺乏。长期以来,澜湄地区的非传统安全治理属于“碎片化”治理模式,机制拥堵,治理政策、资金、技术、人力和物力的投入分散,且缺乏持续性,导致安全问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澜湄合作机制成立后,从合作治理内容、结构、参与主体等方面,推动了非传统安全治理逐步向“平台化”模式演进和发展,从根本上促进了澜湄地区国家之间的务实合作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澜湄合作五年行动计划(2018~2022)》已将非传统安全合作列为重点合作内容,未来澜湄合作需要在治理范式创新、多层平台搭建、早期项目设计和收获等方面完善非传统安全治理机制,持续推动澜湄合作拓展和深化。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动力、特点和前景分析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简称澜湄合作机制)从提出到形成经历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却已经建立了相当完备的合作架构。澜湄合作机制是在中国与部分东盟国家关系持续发展过程中的新增长点,反映了各国的外交理念、政策和重点发展方向,以及优化次区域外交环境和架构的愿望,必将促进各国扩大合作的范围、议题和功能。澜湄合作机制符合本地区合作的现有规范,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机制相互包容和补充,将更趋完善和健全。澜湄合作机制是中国周边外交政策的具体实践,但需要妥善处理与现有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机制和中国—东盟(10+1)合作框架等合作机制的关系,其他大国与湄公河次区域国家之间合作机制的关系以及澜湄合作机制内部各成员国之间在合作议程选择上的差异等,显示出澜湄合作机制的独特优势。澜湄合作机制建设不断取得新成绩,将推进命运相连、政治互信、经济共进、社会文化共生的澜湄共同体不断从构想成为现实。     

“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贸易治理机制变革

全球贸易治理机制为维护战后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各国的开放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自身也存在一些缺陷。多边贸易体制缺乏公正性,区域贸易协定不断涌现,导致全球贸易治理出现"碎片化"趋势,非正式制度安排缺乏法律的约束力,合法性也受到质疑。全球贸易治理机制的缺陷导致了诸多治理低效率问题,逆全球化浪潮就是贸易治理机制低效率的突出表现。此外,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格局中地位日益上升,现行的全球贸易治理机制所界定的利益分配格局越发不合时宜。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并付诸实施,将会引领全球贸易治理机制变革,促进全球贸易治理向公正导向、发展导向转型,将整合"碎片化"的全球贸易治理机制,引领新的经济全球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全球贸易治理提供新的多边合作平台。"丝路新秩序"为全球贸易治理机制变革设定新范本。     

奥巴马政府能源新政下的中美能源合作*

奥巴马政府的能源新政立足于长远发展,将能源政策、经济复苏、气候变化和美国国 家安全结合起来加以考虑,为中美能源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但中美能源合作仍受到意识形态、冷 战思维等政治因素的制约。根据奥巴马政府能源政策基本动因和特点,可以考虑深化中美能源合 作,在清晰认知和评价中美在能源领域中的竞争与合作的客观基础上加强交流与合作,从互补的 角度提升中美能源合作的推动力,通过机制建设和增加合作层次,保证能源合作的持续深化     

澜湄合作框架下的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研究

贸易与投资便利化是促进澜湄国家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抓手。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有益补充,澜湄对话合作机制对构建开放公平的营商环境、促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加快构建服务型政府意义重大。推动澜湄合作应充分依托"10+1"、"10+3"框架下形成的合作成果,有效衔接"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湄公河委员会"、"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等现有机制,在《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等一系列双多边协定的指导下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通过增强政策透明度、降低准入门槛、加强贸易和投资政策对接、简化投资手续、提高通关效率、强化监管等措施推动澜湄合作迈向新台阶。     

巴以水资源争端及其出路

水资源之争是巴以冲突六大关键问题之一,水问题是仅次于耶路撒冷归属争议问题的第二大难题。巴以水争端集中于对地下含水层和约旦河水的争夺。造成目前巴以水资源分配困境的因素多种多样。通过和平方式切实解决巴以水资源争端是可行的,为此,双方应立即建立一个相互信任机制,努力缩小在水资源问题上的立场差距,调整各自的水政策,合作应对水危机。但太多的政治干扰和投入严重不足使双方解决水资源争端问题举步维艰,巴以水资源争端的局势尚难预料。     

中国与中东欧合作:问题与对策

中国对中东欧政策追求“务实性”,双方在合作机制上具有不对称性,中国对中东欧政策采取“欧洲视角”与“中东欧地区方式”结合的办法,双方合作面临“窗口期”.中国推进与中东欧务实合作存在诸多问题和挑战,主要有中东欧是非同质化区域而难以形成战略整体；中东欧诸国对华诉求多元化；欧盟因中国和中东欧合作而不断对我施压等.在推进与中东欧务实合作时,中国应局部修正中国和中东欧合作机制的不对称性问题,细致挖掘同中东欧某些国家的合作潜力,注意欧盟的核心关切,并重视软实力的推广.     

澜湄水资源合作:矛盾与解决路径

澜沧江—湄公河沿岸6国虽然在水资源开发中涌现出各种矛盾,但由于彼此间存在现实利益的交织,所以合作是大势所趋。澜湄合作机制建立后,中国可在这一机制框架下积极倡导推动澜湄水资源合作机制的建立,以实现流域国家间公平合理的水资源利用、分配和流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寻求水资源合作治理的道路上,中国应深化与下游国家在防洪、灌溉、航运和水电等水资源开发领域的互利合作;还可通过高层交往、技术合作、合作开发、民间交流等方式,推动与下游国家间的政治互信,建立并维持良好的周边水资源外交关系。     

东盟公共卫生合作的制度化路径与特点CSSCI

东南亚地区具有独特的经济、政治、自然条件,面临着一系列类似的地区性公共卫生风险,这一现实推动了以东盟为基础建立的区域卫生合作机制。在抗击跨国传染性疾病的过程中,东盟逐步发展出以社会文化共同体为基本框架的合作机制,并形成了通过联合宣言与声明带动具体领域合作的实践路径。在危机面前反应迅速、由具体成员国牵头开展信息交流与能力建设合作,以及借助区域外国家与国际组织的力量是东盟国家开展公共卫生合作的主要路径,体现了东盟的团结与对公共卫生议题的高度重视。但是,也应看到,东盟各国对主权的关切、跨部门协调不足以及地区整体社会发展水平的局限制约了东盟区域性卫生合作的制度化进程。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东盟及时启动了地区与跨地区层面的对话与政策协调机制,但在细化具体防控政策和组织集体行动上的合作尚处于起步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