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微刑事案件和解制度应当慎行

继上海试点实行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之后，我省的司法机关也提出了“刑事和解办理刑事案件”，这一制度在探索在现行的刑法框架内对一些轻微伤害案件的折衷处理，在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更好地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等方面确实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刑事和解制度毕竟是对现行刑法的一种突破，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难免会引发一些争议的问题，因此对这一制度的实施应当慎行。     

中国藏区刑事和解问题研究——以青海藏区为中心的调查分析

在中国藏区,刑事和解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是该地区重要的刑事冲突解决机制。近年来,在和谐社会语境下,中国藏区的刑事和解有所复兴,主要表现为诉讼外和解与诉讼内和解两种形式,其基本依据是盛行于当地的和解赔偿习惯法;实践中,和解的主持者主要是在当地具有威望的长老、宗教人士、村长、部落头人的后裔、司法人员等。就整体而言,中国藏区的刑事和解与国家刑事司法之间是冲突的,而且造成这种冲突的原因较为复杂。为了解决这一冲突,实现中国藏区刑事法治的良性发展,应以维护刑法规范的有效性和彻底解决刑事冲突为功能向度,建立包括刑事案件发现制度、诉讼外和解确认制度和诉讼内和解制度为基本内容的刑事和解制度。     

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和解问题探析

刑事和解制度是修改后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的一种法律制度，它作为一项新型的刑事案件处理机制，完全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及现代刑法理念，既提高诉讼效率，又节约司法资源。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还是存在不少问题，在此本文结合检察工作实践，对刑事和解适用中的一些问题作一些浅显的分析，期待该制度能在今后的实施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国民族自治地方变通施行刑法之机制研究——以刑事和解为视角的考察

我国民族自治地方变通施行刑法的现行制度缺乏合理性和可行性。刑事和解既具有变通施行刑法的功能,又具有克服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变通制度固有弊端的优点,并且与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的传统法律文化高度契合,因此应作为我国民族自治地方变通施行刑法的最佳机制。在我国民族自治地方推行刑事和解制度,应采用司法机关主导的和解、司法机关委托的和解和司法体制外的和解并存的模式。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的传统法律文化、民间解纷力量以及习惯法是在该地方推行刑事和解制度可资利用的本土资源,应将其纳入刑事和解的制度框架合理利用,以保障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得以充分体现。     

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

刑事和解制度作为一种新兴的犯罪处理模式,创生了一种新的利益争端解决方式,具有诉讼分流、满足不同主体利益、化解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矛盾和冲突等司法功能,能够弥补现行刑事司法体制的不足与缺陷。本文对我国现在的刑事和解面临的问题和制度困惑进行了解析,立足于问题,从实体制度、程序制度、和解监督和辅助制度等四个角度提出了全面构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设想。     

论刑事和解的出路

正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对统一、规范和指导刑事诉讼活动、节约诉讼成本等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往各地刑事和解改革试验中,公检法三家"约定俗成"的功能定位和职责分工,特别是对公安机关和解功能的削弱将直接降低刑事和解的成功率,从而大大削弱刑事和解的立法目的。本文将从制度选择和法益权衡的角度,细细考量刑事诉讼法修改前后刑事和解在司法实践中的微妙变化,以期为刑事和解制度的广泛适用寻找解决办法。     

论我国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与制度构建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新型纠纷解决制度,立基于和合文化、恢复性司法、司法处遇个别化和利益共赢等理念,在司法实践中行之有效但又备受争议与质疑。厘清刑事和解的内涵,明晰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与条件,进而设计不同诉讼阶段刑事和解的适用程序,解决现行刑事和解试点中的冲突与失范,应当成为制度化构建中国范式刑事和解的实然径路。     

论我国刑事和解的刑法学思考

刑事和解反映出我国由传统的刑法观向现代刑法观的转变,在刑法上定位为量刑情节。刑事和解在刑法学上,其存在着"正当性"的问题,"法定性"的问题,以及刑法保障措施缺乏的问题。应该完善刑法立法;建立刑事和解的考察制度与撤销制度,建立刑事被害人的国家救助制度,完善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以此为刑事和解的实施提供刑法保障。     

浅析检察权在刑事和解中的作用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最新兴起的刑事纠纷解决机制,因其具有重视被害人利益保护,节约司法成本,提高诉讼效率,有利于被告人的"再社会化"等优势,所以越来越受到学界和司法实践的重视。然而在分析刑事和解制度的过程中,少有学者们把检察权从司法权中剥离出来单独研究。本文通过对检察权与刑事和解关系的剖析,并结合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对刑事和解中的检察权进行定位,阐释了检察权在刑事和解中的运行机理,并希望以此加深对于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解,为推进我国刑事司法理论的前进贡献一份力量。     

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与完善

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的规定,在立法上明确了刑事和解的适用条件和范围,统一了刑事和解的适用标准,标志着我国刑事立法的又一重大进步,具有重要的立法价值。但刑事和解制度在实际运行中仍出现了一些问题,亟待进一步的完善。     

刑事和解的生存空间:市民刑法

市民刑法与敌人刑法的划分是21世纪初重要的刑法思想;刑事和解的人的目的性存在的哲学基础,所诠释的恢复性司法的恢复正义理念及刑事和解制度构建的适用范围均与市民刑法的内涵相契合;刑事和解制度的生存空间必然是市民刑法。本文将从刑事和解制度所具有深刻的哲学基础、所体现全新的司法理念,其制度构造的合理适用范围几个维度展开分析,试图论证这样一个基本命题:市民刑法是刑事和解制度的生存空间。     

试论刑事和解制度在非羁押诉讼中的运用

修改后刑事诉讼法首次规定了刑事公诉案件和解程序,既为刑事司法提供了一个新的诉讼解决模式,也带来了新的考验。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检察院近年对非羁押诉讼的司法实践正契合了刑事和解制度,刑事和解也给非羁押诉讼机制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新的司法课题。一、刑事和解制度对非羁押诉讼机制的重构刑事和解入法建立在长期的政策铺垫和实践探索的基础上,但由于与传统的公诉案件处理方式在基本理念、指导思想和具体操作上存在显著差异,导致刑事诉讼法在修改时,关于是否增加"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     

关于刑事和解的几个理论问题

刑事和解在我国开展试点工作以来在各地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同时在诸多方面对我国法律制度造成不少冲击。虽然,刑事和解与现行立法及刑法基本原则并不构成根本性冲突,但确与我国传统程序观念及国家本位的理念有所背离。     

浅析我国刑事和解在理论上面临的困境及出路

刑事和解是指在犯罪后经由调停人的帮助,使加害者与被害者直接相谈、协商,解决纠纷或冲突的一种刑事司法制度。我国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刑事和解制度,但是刑事和解已悄然兴起,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我国的刑事和解面临着一定的困境,在理论上表现为与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刑罚目的的冲突等。因此,应对刑事和解与刑法理论的冲突加以解决,并通过一系列的措施使得刑事和解走出困境,找到其出路。     

刑事和解与刑法基本原则的关系——兼及刑事和解的价值取向

以恢复性司法理念为基础的刑事和解制度目前正逐渐成为我国刑事法学界和实务界的热门话题。刑事和解在尊重被害人、促使加害人认罪悔过改过自新方面,具有恢复失去的正义,尽快平息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矛盾的作用和促进社会和谐有不容忽视的优势;同时,刑事和解还体现了公正、谦抑、人道的刑法价值。刑事和解并非对刑法基本原则的背离,而是刑法基本原则的一种实现方式。     

背景与困境:刑事和解制度的理性考察

刑事和解是西方社会在恢复性司法理念下所孕育的一种刑事案件解决模式.其理念产生和植根于其所存在社会的个人本位刑法观、刑事契约观和复合正义刑罚观.刑事和解制度的出现,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解决刑事案件的方案.但不容忽视的是在中国,刑事和解本身的个人本位刑法观与国家本位刑法观之间、去刑化思维与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之间以及复合正义刑罚观与公众的报应正义的刑罚观之间的对立、背离与对抗.而刑事和解在中国情境下将可能出现对人人平等的刑事法治理念的冲击,对加害人、被害人的合法利益的损害,形成不公正的司法制度从而毁灭刑法的公众认同的制度隐患.理性地对待刑事和解制度,应当是我们所应有的态度.     

从帕累托最优看刑事和解制度

刑事和解制度在本质上并没有伤害任何人,只要没有违背刑法基本原则,刑事和解制度对社会整体是有益的。只是由于观念上的偏差,导致了我国刑事和解实践为人误解,使之在实践中遭受重重阻碍。本文以帕累托最优化理论来审视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刑事和解,以全新的视角分析探讨了刑事和解的合理性问题。     

交通肇事检调对接的正当性与模式构建

刑事和解,也称为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是一种刑事案件的解决方式。本文将刑事和解制度与传统刑事司法的对比,得出我国刑法规定的交通肇事罪适用刑事和解制度的可能性与正当性,构建了普通交通肇事罪中适用刑事和解的模式。     

浅议刑事和解程序所处的诉讼阶段

近年来刑事和解被视为我国司法改革的热点之一,理论和实践都对这项制度的建立进行着有益的探索,然而意见不一、做法各异的局面却严重侵蚀着法律的严肃性。目前我们亟需建立统一的刑事和解制度。本文通过对刑事诉讼各个诉讼阶段的特点进行分析,同时对一些地方司法部门的实践进行研究和总结,尝试指出刑事和解所适合的诉讼阶段及相关制度的设置。     

刑事和解制度与国家本位主义价值观研究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新型的刑事纠纷解决模式,在国外兴起不久,在我国也仅处在探索尝试阶段。其融合了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的优点,在尊重被害人,促使加害人认罪悔罪、改过自新等方面显示出优势,同时,在实现刑法价值和与既有刑事法基本理论和谐和协调上也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在刑事和解情况下,增加被害人作为刑事法律关系中的一极,是对传统刑事法律关系的完善,不会与现行的国家本位主义价值观直接产生对立与冲突。当前,借鉴、引进刑事和解制度,构建中国特色的刑事和解制度,服务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顺天应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