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制还是对话——国际政治中的霸权话语分析

霸权话语是国际政治话语体系中最重要的形式之一。在近代,它主要表现为殖民主义话语如东方主义。在当代,它主要表现为新帝国主义话语,如美国外交中的国家分类学。霸权话语体现了霸权对非霸权的权力关系,霸权话语的目标是压制非霸权话语,使其边缘化,使其沉默无声,但是,霸权话语几乎处处遇到抵抗。当今世界是一个对话多于对抗的世界,霸权话语与非霸权话语需要走出压制与抵抗的恶性循环,在沟通与对话中承认差异,达成共识。     

普遍主义仍然是激进思想吗?——阿兰·巴迪乌的真理政治

英刊《星丛》第12卷第4期(2005年)发表了詹姆斯·D.英格拉姆的评论文章,对法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家和哲学家阿兰·巴迪乌的政治思想进行了分析评论,认为巴迪乌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中出现的人道主义和人权话语提出了深刻批判。巴迪乌认为这些普遍主义话语和行动后面掩藏的是     

苏联行为的根源

凯南是美国政治现实主义的代表人之一。《苏联行为的根源》1947年发表在《外交季刊》上,因署名X,故有"X论文"之称。X论文提出了著名的"遏制"战略,是乔治·凯南第一个公开发表的、阐述其政治现实主义思想的著述。虽发表的时间较久,但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多元主义、连带主义与英格兰学派的人权话语构建

国际关系英格兰学派以多元主义与连带主义为概念框架,构建出相对完备的人权话语体系。尽管布尔首次阐述这对范畴时主张多元主义,后来学派内部出现了明显分歧：连带派强调人权的重要性和人道主义干预在特定条件下的必要性;多元派认为为促进人权而干预其他国家内政的做法缺乏足够共识;平衡派则反对在尊重国家主权与保护基本人权之间二者择一。布赞明确区分了以国家为中心的连带主义与世界主义的连带主义,并试图用前者调和人权与主权之间的矛盾。英格兰学派的人权话语构建实现了从法律共识到法律与道德共识并重、从二元对立到相互接近和部分融合的转变,体现出以国际社会与世界社会的关系为中心线索、以秩序与正义的优先次序为评判标准、以经验研究与规范研究的结合为基本路径的特点,但也存在关注点不够均衡和概念过度延展的缺陷。     

当代中国政策实施和政治稳定性研究的分析框架

舒耕德是德国图宾根大学亚洲与东方研究院大中华研究项目主任,李安娜是图宾根大学大中华研究项目的研究助理。本文刊登于美刊《中国政治学刊》2011 年第 16 卷第1 期。该文使用二维的分析框架来调查中国地方政策的实施对政治体系稳定性和合法性产生的影响,将戴维·伊斯顿的政治系统理论与政策分析以及 "战略群体分析"这一"以行动者为中心的制度主义"之变体结合起来。文章运用该框架对浙江省庆元县实施的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行了案例研究。     

纪念赛义德

本期《文化理论》栏目纪念美国著名学者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1935-2003)。赛义德在《东方主义》和《文化与帝国主义》等书中探讨了文化与政治之间的紧密联系,表现了一个学院知识分子对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的警觉。作为一个巴勒斯坦人,赛义德在巴以问题上坚持一贯立场,致力于改变西方世界对穆斯林世界的看法,正是这方面的工作使他的影响超出了学术界,获得了人们的尊敬。     

东方主义的文化解读

<正>由于萨义德在学术界引爆了"东方主义"的概念,不仅使他成为里程碑似的人物,而且还引出了无数学者对于这一概念的思辨和阐释。萨达尔的《东方主义》即是一例带有浪漫文学气质的社会学文本。2006年美国出版的尚未译成中文的     

实践形态与学术形态的国际毛主义:对话理查德·沃林

正理查德·沃林(Richard Wolin)是著名左翼学者,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院历史学和政治思想史杰出教授,著名欧洲思想史家,代表作有《本雅明:救赎美学》、《存在的政治》、《海德格尔争论集》、《文化批评的观念》、《迷宫》、《海德格尔的孩子们》、《非理性的诱惑》等。他长期持续关注知识分子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其近作《东方之风:法国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和60年代的遗产》,标志着他的研究转向左翼知识分子与     

美国拒绝批准《儿童权利公约》原因探析

多年来,美国拒绝批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以下简称CRC)的行为一直为世人所诟病。事实上,美国拒绝批准CRC的主要原因在于CRC与美国例外论的政治传统、联邦主义的法律体系和美国传统家庭理念存在冲突。同时,CRC内在的权利冲突问题,基督教右派在具体的政治运作中的坚决反对和有效动员,也是导致CRC未能适用于美国的重要原因。而上述原因与美国的虚伪和霸道无关,美国拒绝批准CRC不宜受到指责。     

甘地主义介评——纪念甘地诞辰120周年

莫汉达斯·卡拉姆钱德·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 1869—1948),世界东方一大名人,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著名领袖,素有"圣雄"之美称。甘地的思想和学说,人们通称为甘地主义。甘地主义不仅是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武器,而且也是印度独立后国家政治生活的指导原则。甘地主义不仅在印度而且在世界特别在亚洲东方一些国家中有着重要的影响,它是人类文明宝库的重要遗产。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甘地及     

《中国季刊》与毛泽东思想研究

近年来,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备受关注,但学界却鲜有文章关注《中国季刊》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中国季刊》作为近现代中国学研究的重地,汇集了大批毛泽东思想研究大家的文章,其发表的文章既具有学术偏向,又反映了现实政治的发展导向。本文从有关毛主义独创性的争论、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毛泽东的政治思想、毛泽东的外交思想四个方面,探讨了《中国季刊》在毛泽东思想研究方面的发展过程。     

关于《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的政治化倾向——兼论斯大林主义对意识形态的影响

《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编印于斯大林体制形成和个人崇拜盛行时期,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的影响,带有强烈的斯大林主义烙印。《列宁全集》第四版编印过程中,斯大林主义种种表现的实例可以反映出政治对意识形态的影响。     

重建非市场价值观——专访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

即使市场的观念被广泛接受,但与此同时,在人们内心中还有一部分对社会生活和公共话语中纯粹的功利主义和市场万能论不满。人们可能一方面拥抱了市场逻辑,另一方面又对这些观念的负面社会影响感到不安。迈克尔·桑德尔是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社群主义的代表人物,以其1982年所著的《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一书中对罗尔斯《正义论》的批评而闻名。近日,本刊特约记者对其进行了专访。市场经济与市场社会《南风窗》:您近来著作中所批评的观     

古巴青少年保护法律体制论纲

在古巴，《宪法》确立了青少年权利保护的基本框架，以《青少年法典》为中心建立起一系列青少年保护法律体制。以宪法的相关规定为中心，形成了青少年政治权利保护法律体制；以《家庭法典》的相关规定为中心，形成了青少年家庭权利保护的法律体制。青少年的劳动权、休息权、健康权等则通过劳动法律、社会保障法等得以保证。古巴还建构起一整套的教育法律体制，以保障青少年受教育权利的落实。古巴青少年保护法律体制存在着政治色彩浓、重义务轻权利、缺乏执行性的不足。     

中苏关系研究的理论与历史

本文从不同的理论框架(意识形态、国家利益、结构现实主义、认知心理学、国内政治和认同等)出发,以《中苏关系史纲》提供的素材和数据为基础,结合国内最近解密的省级档案等史料,对中苏分裂等核心问题进行理论性的探讨。本文尝试从国际关系理论出发审视中苏关系,以期促进国际关系理论与冷战史的富有成果的对话。     

俄罗斯权威主义政治探析

权威主义政治是俄罗斯转型时期所确立的一种政治结构模式,它在俄罗斯的生成不是偶然的,而是历史文化与现实国情综合作用的结果。目前,具备合法性的俄罗斯权威主义政治发挥着其在转型社会中的有效性。但从长远看,向民主政治转型是其必然趋向。     

俄罗斯联邦的国家性质和政治思想基础

俄罗斯科学院哲学所政治哲学研究室主任、教授В·И·舍甫琴科在2006年11月20—21日于北京举行的“马克思主义:历史与现实”的国际学术会议上提交了题为《俄罗斯联邦:国家政权的性质、政治思想基础的演化和发展前景》的论文,分析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流行的自由主义、强国主义、     

政治制度:作用和局限

政治制度影响政治过程,进而影响到其结果,这是制度研究中的一个共识。传统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的文献从不同角度、以不同的方法揭示和分析了这种作用。然而,由于政治的过程和结果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政治制度的这些作用也存在局限性。分析和解释制度在复杂的政治过程中的作用,不能离开制度所指涉的领域、其历史社会经济背景以及具体的形势,也不能无视受到制度影响、同时也塑造着制度的政治行动者的作用。制度和政治行动者是互为补充的。不考虑到这一点,孤立地分析制度的作用,不仅不能解释清楚现实世界中复杂的政治过程和制度在其中的作用,而且会跌入制度决定论的陷阱。     

《两个主义一百年》荣获中国图书奖

本刊编委肖枫研究员撰写的《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两个主义一百年》一书(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最近荣获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 《两个主义一百年》一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站在邓小平理论的高度,对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中两个最基本的内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变化中的一些热点难点问题,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提出了不少新颖、     

《政党法》的世界概况与主要成因

《政党法》是政党立法的一种基本形式。《政党法》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制定《政党法》要具备一定条件,如国家处于政治或社会转型期、"多党制"初期,社会多元、意识形态多元,存在各政党共仰或服从的统治权威,具有一定的政治诱因等。从二战后的世界概况看,有《政党法》的国家不是多数,而是少数,《政党法》与民主政治之间并无逻辑上的必然联系。一国要想有效维护政党政治秩序、促进民主政治发展,需德法相济、他律与自律相济,协调好政党法律规范、政治伦理、党内规范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