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无效行政行为的探索

最高人民法院从司法审查引发出对无效行政行为制度的探索,虽没有使用“自始没有任何法律效力”和“无效”等概念,却在民事诉讼领域形成了有关基础行为的构成要件,在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中形成了重大明显瑕疵的类型化和明显性判断标准,并形成了排除具有重大明显瑕疵行政行为公定力、相对人拘束力和司法强制执行力的无效行政行为制度雏形,为我国今后立法积累了丰富的素材。从最高人民法院的探索轨迹及其重大明显瑕疵的类型化,可以发现无效行政行为规则的鲜明中国特色,司法的制度生成意义和生成机制。     

民事证据的若干问题——兼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对证据问题作出的司法解释尚存在着一些不足 ,有待明确、补充和修正。应当把法律要件分类说作为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 ,同时对按照此原则不能得到公平结果的少数情形实行举证责任倒置 ;对于某些疑难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 ,应当由最高人民法院以批复形式解决 ;应当采用较高程度的盖然性的证明标准 ;对于已经刑事或者其他民事判决确认的事实 ,应当按照不同情形 ,认定其在后诉程序中对于事实证明的效力     

作为债之独立类型的法定补偿义务

在公法和社会法领域内,法定补偿义务作为债的独立类型由来已久。但就法定补偿义务可否作为私法上独立类型之债,与合同之债、侵权之债、不当得利之债、无因管理之债等并身而立,民法学界远未达成共识。若从解释论角度出发进行分析,侵权责任法若干条款规定的补偿义务、"分担损失"规则以及"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等,都属有关法定补偿义务的规定。它们与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确认的法定补偿义务一起,构成我国民法中独立类型之债。在我国的责任保险制度尚不发达,社会保障制度还远未健全的背景下,如果法定补偿义务制度运用得当,无疑可在一定程度上济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制度之穷。     

证据立法问题笔谈--理想、现实与需要——刑事证据立法之我见

近十年以来,证据立法问题就一直是法学研究的热点。从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民事、行政证据规定的两个司法解释开始,学者和司法部门就对证据立法投入了空前的热情。《统一证据法》草案、《刑事证据法》草案、《民事证据法》草案以及《人民法院统一证据规定》草案陆续面世,各地司法机关的证据性规定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针对实践的需要和学界的呼吁,最高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也在酝酿如何从立法或司法解释层面改革我国现行的证据制度。基于此,我们约请在证据法学领域颇有造诣的几位中青年学者,就此问题发表观点．以期提供有益的参考。     

四级两审制的发生和演化

司法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举措是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这一改革举措可能意味着我国法院层级或审级变化的新动向.从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看,法院层级和审级变化并非彼此孤立,且都从属于国家政治形态设计.1954年中共中央取消大区分院,促动了法院审级由三审制改为两审制.两审制带来的法院功能和案负变化,导致中级人民法院层级的设立.为了保障四级两审制平滑运作,民事调解制度扩大,基层法院派出法庭普遍设立.这一法院层级和审级制度的设立,契合了扩大省级地方权力的政治目标.1983年以来“地改市”运动、民事调解制度的萎缩以及撤销部分派出法庭,使得四级两审制的基础发生松动,法院层级和审级方面的新变化由此产生.     

证据的采纳和采信从两个“证据规定”的语言问题说起

司法人员审查认定证据应该分为两个阶段，即证据的采纳和证据的采信。司法人员审查认定证据的内容应该包括“四性”，即合法性、关联性、真实性、充分性。采纳证据应该遵循带有一定刚性的规则；采信证据则应该依据带有一定弹性的标准。科学证据的采纳和采信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当代中国的司法改革:成就、问题与出路——以人民法院为中心的分析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人民法院的司法改革呈现出从司法规范重建——审判方式改革——司法体制改革的基本走向。司法改革不仅开启了当代中国司法现代化的崭新历程,也有效推动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发展步伐。当下中国司法改革的突出问题是司法改革的全局性缺失问题,具体表现为司法改革缺乏统一性、计划性和系统性。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明确司法改革的价值目标,确定深入推进司法改革的基本方向,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实现司法制度的整体现代化;确立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核心的现代司法理念是推动司法改革深入发展的重要突破口;走反思性司法改革道路是推进司法改革的基本路径,其关键是要反思司法改革的方法,尤其要注重司法改革的整体推进方法、综合研究方法和局部试点方法的运用。     

司法改革的目标——使司法成为公平正义的有效防线

我国新一轮司法改革已经启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这新一轮司法改革确定了方向、目标及具体任务。对研究者来说,需要在正确认识这一轮司法改革的方向的基础上,首先研究这次司法改革所设定的目标,以便理解和落实司法改革的具体方法、步骤,顺利推进司法改革。基於司法能否成为社会公平正义的有效防线,对司法改革的整体目标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这个目标的实现,不仅需要对司法体制进行改革,而且需要其他相关制度的改革与之配套。因此,我们将以正在进行的信访制度改革为重点,探讨这次司法改革,如何进一步保障司法成为我国社会公平正义的有效防线,以切实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在中国海事审判中,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纠纷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关于提单以及提单项下货物交付的规定比较原则,造成审理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纠纷法律适用方面的困难。为解决海事审判中出现的法律适用方面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等有关法律规定,总结中国海事审判经验,参照国际海运惯例、国际海事公约,借鉴国际海事司法的通常做法,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起草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并于2009年3月5日起施行。从规定适用的提单范围,承运人无单放货的责任,承运人无单放货是否可以享有责任限制,承运人提单审查的风险责任,承运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可否免除承运人的赔偿责任,可否免除承运人交付货物的责任,对记名提单持有人所享有权利的限制,免除承运人交货义务,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的连带责任,实际交付货物的托运人可否有索赔权,正本提单持有人的索赔权以及正本提单持有人索赔的诉讼时效等方面对规定加以阐述和说明。     

中国涉外送达法律制度的完善

The difficulty of foreign-related judicial document service is one of the hot issues in the discussion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judicial theory and practice. In 2006, the Supreme Court released the Several Provisions on the Service of Judicial Documents of Foreign-related Civil or Commercial Cases, which can mitigate the existing problem to some extent. However, it is only a makeshift to rely on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to solve foreign-related judicial document service but can not settle the problem fundamentally. We should make full use of the legislative interpretation and modify the related provisions in the current Civil Procedure Law for improving China’s legal system of foreign-related document service.     

“全域数字法院”的构建与实现

近年来中国互联网司法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建设一种全新的法院样态——"全域数字法院"提供了可能。与既往的法院信息化建设不同,"全域数字法院"是一场重塑性的制度革命,它以线上线下深度融合、内网外网共享协同、有线无线互联互通为基本要求,更加注重系统集成与数字赋能,更加注重流程再造与制度重塑,更加注重全面数字化与高度智能化,运用"技术+制度"为实现更高水平的公平正义注入新效能。建设"全域数字法院",主要路径是通过"平台化建设""无纸化转型""智能化赋能"三阶段,打造全生命周期的司法平台,提供全时空在线的司法服务,构建全流域智能的司法模式,驱动司法制度的全方位变革,并最终实现司法领域从数字赋能到制度重塑的革命性变革。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文件:现状、问题与前景

除了制定司法解释之外,我国最高人民法院还通过颁布各种形式的抽象性司法文件来指导甚至约束各级人民法院的法律适用活动,这一方面可以视为最高人民法院试图在通过低成本的方式来实现法制统一的目标,但其中也蕴含着某些阻碍我国司法体制进步的消极因素,因此,需要在司法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加以关注并予以有效解决。     

A COMMENT. The road to court improvement in child protection cases

Judges are the key to court reform in child protection proceedings but legislative mandates cannot guarantee the requisite level of judicial commitment. Lack of full implementation of the Adoption Assistance and Child Welfare Act of 1980 demonstrates that rather than rely on statutory language, court reformers ought to increase judicial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visions of federal law through initiatives such as cross-training. From December 1996 to June 1998, Kentucky's Court Improvement Project delivered 11 regional cross-training sessions to more than 550 judges, attorneys, social service personnel and other child advocates. Based on a statewide survey, cross-training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wareness of federal child protection objectives among the state's judges. Awareness of a policy among those expected to implement it is the first step toward implementation.     

民事审级改革略论

公正合理的审级制度是最大限度地实现司法职能和法律价值目标的前提条件.而我国司法的行政化导致法院缺乏独立性;司法腐败和地方保护主义导致法官的不独立;再审制度导致裁判的不确定和司法权威的下降.现行司法的审级制度影响法院独立行使裁判权,影响司法公正,必须进行改革.对民事审级改革中各审级法院审理的范围方式,审查程序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思路.     

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的背景与内容

2013年年初,中央部署了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改革的工作。在2003年11月举行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央更是把[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改革]纳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为适应公正司法的要求,建立符合司法规律的审判权力运行模式,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需求,     

司法改革“上海方案”价值评析

在当前改革的关键时期,司法改革的核心是提高司法的公信力,树立司法的权威。我国三轮司法改革的实践证明,司法行政化与司法地方化是影响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的两大障碍性因素。如何根据法治的一般理论,遵循法治的基本规律,建构能够解决中国问题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体制与机制,是中央顶层设计和地方实践探索的关键。“上海方案”作为本轮司法改革的先驱者,所探行的“员额制”、责任制、人财物统一管理体制等,彰显了司法改革的顶层设计性、开拓性、试水性、引领性等系列价值。同时,“上海方案”在具体制度的设计与实施中,还需要缜密论证与审慎推行。     

判例:一种法律解释的方法--兼论我国国际私法判例制度的构建

判例法和成文法分别是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的主要法律渊源.然而,作为一种创制法律、解释法律的技术方法而言,判例法与成文法并不是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的.来自法官个案司法经验总结的判例法,由于其独特的直观性、灵活性,可以弥补大陆法系成文法适用与解释之不足.成文法亦是我国的传统,借鉴和移植判例制度,有助于克服我国司法解释中存在的种种缺陷,增强法律适用的确定性、灵活性和公正性.尤其在国际私法领域,立法的严重滞后,使得判例制度的引进和重构成为完善我国国际私法的一个重要路径.     

行政诉讼司法建议制度的功能衍化

行政诉讼司法建议原本是一项裁判执行措施,但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政策的变化,其发挥的事实功能被大大扩展。实践中,行政诉讼司法建议在规范性文件修改中发挥着功能性审查的作用。从社会变迁的视角观察不难发现,维稳压力、协调和解政策与地方发展型政府的模式变迁,诱发了对于行政诉讼司法建议的制度性需求,从而迫使司法建议成为行政诉讼工具箱中的重要工具。行政诉讼司法建议制度的功能衍化,为法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极具价值的制度样本,亦为行政诉讼法的未来发展提供了背景材料。     

论我国刑事证据法的转变

2012年《刑事诉讼法》关于刑事证据制度的诸多新规定,对于完善我国刑事证据法具有积极意义。为了促进我国刑事证据法更加科学、规范、文明,需要通过司法解释对《刑事诉讼法》关于刑事证据制度的规定予以进一步完善,以继续推动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重心从注重职权便利的需要向重视权利保障的转变、从注重证据形式向注重证据规则的转变、从着眼于细化证明标准向重视实现证明要求的程序规则的转变。     

为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权一辩

尽管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工作尚存在各种不足,然而我们更应该看到其对于我国法制建设与司法实践的积极意义。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权的正当性可以从实在法和学理两个方面得到辩护。要推进我国的司法解释制度,就要在肯定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权之正当性的基础上,对该制度的另一些重要问题展开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