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转型中的网络公共领域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所处的时代是转型社会。从技术演进的角度来看,我们已经迈入信息社会。因而,从社会治理转型的视角来分析网络公共领域,无论在实践层面还是在理论层面均有着重要的价值。网络公共领域的生成是与互联网的发展同步的,已经超出传统公共领域的范畴。网络公共领域的异化是与互联网企业的垄断行为密切相关的。网络公共领域的重塑,应当在以政府、互联网企业、网民为主体共同参与的合作治理中得到实现。     

公共治理:背景、理念及其理论边界

公共治理理论是当前社会科学的前沿理论之一。20世纪末,该理论被广泛地运用于政治发展和行政改革的研究与实践领域。梳理公共治理理论产生的社会背景、公共治理的基本理念,我们不得不思考,治理理论只是西方语境下产生的价值理念,还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发展路径?在引介西方理论和观照中国现实中,政府治理变革应有怎样的思维逻辑与实践路径?     

解读公共治理：双重维度分析

公共行政领域的治理应该界定为公共治理,它是指在自组织治理的基础上,政府参与其中并起“元治理”作用,政府与自组织形成互动型治理网络,共同谋求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形式。从精神维度上看,公共治理追求自由与公平的终极价值,彰显公共性的本质,塑造理性化与契约化的公共精神,预设有限理性的政府;从制度维度上看,公共治理以自组织网络为组织基础,以“元治理”为政府角色,以有限政府为政府的制度形态,以后科层制为组织模式。此双重维度共八个要素相互支持、相互强化,支撑起了公共治理的理论大厦。     

公共危机与政府公共治理再造

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了社会危机的可能性,由此也提出了对以增强行政组织机构快速反应能力为特点的公共治理能力的考验。我国发生公共危机尤其诱因,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功能存在缺陷。要应对危机中对于快速应变能力的要求,我国政府治理必须适应新形势,以实现政府公共治理再造。     

公共精神及其对构建新型治理模式的意义

公共精神是公民和公共管理者在对国家的政体价值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乐善好施和爱国主义精神的结合体。公共精神包括公民精神和公共行政的精神两个层面。重塑公共精神,对于公共行政伦理价值的回归,公共行政改革的理想目标和愿景的实现,强化公民参与意识和塑造公共管理者的行政人格至关重要,有利于新型治理模式下＂良治＂状态的实现。     

基于政治协调的区域公共治理中政治资源的配置

区域经济的发展导致了需要通过政治协调才能解决的区域公共问题的产生和显现:跨地区性公共事务治理失灵、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没有进入区域公共治理的范畴、治理主体的利益差异引发区域公共治理体系的紊乱.区域政治协调的逻辑主要是:以区域逐渐增长的利益需求为动力、以体现区域发展价值的制度安排来推进和完善.政治协调的内涵主要包括政府职能、经济、社会三个层面.政治协调视域下区域公共治理的路径选择应考虑:构建区域治理的利益交换和利益补偿政府平台、国家总体配置和调节区域公共治理资源、完善区域公共治理的政策协调体系,建构以均等化为导向的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西方公共治理前沿理论述评

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理论体系和理论丛林,公共治理是治理的一个分支。公共治理是指在公共事务领域中,地位平等、相互依赖的治理主体通过合作的策略活动实现治理目标,并在西方政府治理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公共治理理论。西方公共治理理论内容丰富,其中以新公共服务理论、网络(化)治理理论、整体性治理理论、数字治理理论、公共价值管理理论为代表的公共治理五大前沿理论影响最大。西方公共治理五大前沿理论分别在治理的理念、结构、方式、工具、使命或目标方面为公共治理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了服务、网络、合作、数字、公共价值等理论贡献,构成了西方公共治理理论体系。它们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困境进行反思并结合时代特点而进行的创新。西方公共治理五大前沿理论之间相互补充,而非替代,一种或一些理论处于前沿,并不意味着传统理论的消亡,它们是并存与互补的。     

网络公共领域的兴起及其治理探析

在网络"大众麦克风"时代,公众话语权得到了空前普及,网络公共舆论磁场已经形成,并对我国政府治理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战。通过对网络公共领域内涵和特点及其成长的认识,引出我国网络公共领域发挥的功效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而结合南京大学小百合BBS建设管理经验探讨网络时代背景下我国政府治理的相关举措。     

中国网络公共领域的兴起与政府治理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应用,一个公众自由言论的平台---网络公共领域随之萌芽、发展和逐渐成熟。为了能更好的认识和利用网络公共领域,我们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进行研究得出了网络公共领域的内涵,并提出了政府治理网络公共领域的对策：海量信息的政府引导、网络立法的尽快颁布、网络公共领域强化管理、网络秩序的政府监控、网络传播的伦理管制。     

公共治理视域下的非营利组织内部治理初探

公共治理日益进入人们的视野，社会领域开始自治化的进程，其伴生物就是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壮大。非营利组织已经并在成为提供公共服务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但近年来就非营利组织所能够和所应发挥的作用而言是远远不够的。在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中，政府的积极姿态是关键的，但非营利组织也要做出积极的回应，借助政府改革的春风，促进自身的发展与完善。鉴于此，本文则将理论视角聚焦到组织内部治理的局限性，并在此基础上规划了非营利组织在公共治理的视域下的内部路径选择。     

县域数字政府公共价值创造的理论基础、构成维度与实践逻辑

县域数字政府建设是国家数字政府建设的基础。以公共价值创造为视角,基于穆尔的战略三角模型,结合县域数字政府的特殊性,从公共价值、上部与外部的授权环境和内部与下部的运作管理能力三个维度分析县域数字政府公共价值创造的基本内容,建构一个内外部叠加的公共价值战略大三角模型。实现公共价值,在价值寻求方面要收集社会集中偏好与期望,找到具体实质性的公共价值;在价值论证方面要获得上级政府的政治合法性与社会合法性授权;在价值实现方面要以优化的组织结构、先进的数字技术和协同共治的网络治理推进县域数字政府公共价值创造。未来研究进路包括公共价值失范、特殊的授权环境、评估体系及县级党委政府的角色与行为。     

从测量到治理:构建公共价值创造的整合分析模型

公共价值管理是后新公共管理时期的公共行政新范式,创造公共价值被视为新范式下政府工作的主要目标。近几年,学者们主要从范式变迁的角度阐述了公共价值管理的主要观点和范式意义,但微观上如何测量公共价值,并回应公共价值治理和创造的挑战尚缺系统研究,公共价值测量、管理、治理和创造的关系也并不清楚。运用文献分析方法,在公共价值测量的哲学基础上,本文从过程和内容两个层面阐释了公共价值测量的研究,包括其理论框架、方法和体系等。本文认为,公共价值治理包含了公共价值的识别、管理以及确认等三个环节,公共价值测量贯穿于公共价值治理的全过程,公共价值事前测量为公共价值识别累积信息基础,事中测量确保公共价值管理的效率和效益,事后测量为公共价值的确认与治理提供改进着力点。在以上研究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公共价值领域的未来重点研究问题,包括开发设计公共价值测量量表、分析公共价值创造过程中跨部门合作的影响因素与结果、公共价值冲突的形成机理和解决途径等。     

民主的流失与重构——公共危机治理的价值向度思考

传统意义上的公共危机治理都是以政府为中心的单向治理,这种治理模式有助于迅速控制危机事态,缓解危机,并为危机治理提供效率上的支持。但是在公共危机中,因为单中心的治理模式导致的泛效率化倾向与与行政集权容易使民主生存的空间被挤占。那么在此语境下,将危机治理的效率价值与民主诉求通过程序进行整合,建制法治民主,并实现政府、公民和社会团体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与协作,以此来彰显民主的价值诉求,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当然之意。     

替代还是互补：整体性治理与分散性治理——对公共治理转型的一种回应

以＂整合还是分立＂、＂合作还是竞争＂为参量可以将公共治理分为整体性治理和分散性治理两种类型。整体性治理主张建立较少数量的大部门以强化合作,以此解决政府改革所引发的空心化和碎片化问题。分散性治理则认为只有建立更多较小的部门以强化专业性,才能在日益多样化的政府组织形式下保护公共利益,从而实现＂良好的治理＂。良好的治理需要超越非此即彼的逻辑,实现不同治理模式的整合。整体性治理与分散性治理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能够在一定的条件下实现互补。     

公共治理理论及其引发的变革

如何提高政府管理水平 ,改善公共领域绩效 ,这是 2 0世纪 7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公共治理强调多元主体的治理和治理方式的多样化 ,被认为是对传统公共行政范式的替代 ,对提高和改善公共物品的数量和质量有着积极意义。     

“模糊性治理”的理论系谱及其诠释：一种崭新的公共管理叙事

无论是就公共管理的“约束条件”、“治理机制”抑或“行动策略”等而言，皆存在明显的刻意或无意的模糊性；影响到政府治理实践的各个环节（譬如决纂、执行与评估）与维度（譬如环境、制度、组织、机制与主体）。所谓“模糊性治理”（Ambiguous Governing）是指当政府面对困境性的（譬如政策方案不成熟）、可争议性的政策议题，或者为应对价值或伦理上的两难情形，在治理机制、政策工具或行动策略上表现出来的具有“诠释灵活性”、“模棱两可”、“态度暧昧”、“不连贯性”或“不一致性”等特性的公共管理模式。在政府治理实践中，“模糊性治理”是一种惯常的现象；可以将其视为一种崭新的公共管理叙事和考察公共管理的大理论。在法学、管理学和政治学等领域，学界曾就“模糊性及其对政府治理的影响”进行过较多研究。本文旨在通过梳理其理论系谱，以建构符合本土实践且同国际学界接轨的模糊性治理理论。     

公共治理的理论基础:政府、市场与社会的三边互动

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作为公共事务管理的制度与机制安排,有其各自独特的行动资源及行动逻辑,也各有其特定的行动范围和有效边界。在公共治理理论的视阈下,政府、市场与社会都不是惟一的治理主体,三者间的互动、合作成为必然选择。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三种机制运行中各存在比较优势与不足,公共治理的理论基础是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的三边互动。为了实现公共领域的良好治理,必须而且应当建立起三者良性互动的网络治理机制,在互动中开辟解决社会公共问题、增进社会公共利益的有效途径。     

论构建政府主导下的农村用水公共行动网络体系

温总理在指导云南省抗旱救灾工作讲话中要求地方政府要痛定思痛，加强水利建设，凸显了政府角色在农村用水管理中的重要性。本文从农村用水的属性和政府角色变迁两个角度，强调政府角色在农村用水管理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同时分析了当前农村用水现状与政府角色失败的内在联系，指出在转型时期多元主体兴起的新形势下，政府应当在治理理念指导下逐步构建一个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农村用水公共行动网络。最后，本文强调了政府要在制度层面、统筹规划、服务和监管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以缓解当前农村的用水危机。     

非营利组织准公共产品初论

准公共产品是介于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的物品。它具有无形性、可物化性、生产与消费的同步性、可传递性等特征。人的多种需要的满足、对利己主义所带来的副产品的问题治理以及对“政府失灵”的治理，促进了准公共产品的形成。     

荒政之行政伦理与传统国家（State）公共价值生成——基于“官僚制实践困境”命题中的行政伦理

就传统国家公共价值生成所必需的＂制度设计＂而论,社会公共事务治理——如荒政——之所以是传统国家公共价值生成之路径依赖,其根因即在于此类公共行政内在之行政伦理能够转换为公共价值。此行政伦理从官僚制生长的政治、社会、组织与管理背景揭示了传统国家能够生成公共价值及其官僚体制能依此价值实现演进之内在道德根据。在学理上,它关涉是否能在＂重塑政府与社会关系＂或＂在社会成长中再造政府＂的过程中重新定义政府（国家）,使政治和价值问题再度回到公共行政的核心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