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R在我国行政诉讼中的运用探讨

随着行政纠纷的与日俱增且呈现多元化和复杂化,传统单一的行政纠纷纠纷机制给法院的行政审判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和压力,本文试结合当前行政诉讼面临的困境和行政审判工作实践,分析在我国运用ADR解决行政纠纷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通过借鉴美国、英国和日本的ADR制度,提出了司法ADR等多种完善我国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的方式和手段,以期更好地处理好行政纠纷,促进全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试论我国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

行政纠纷是社会纠纷的一种,其存在具有客观必然性。随着行政权的扩张,行政纠纷大量出现,从而使和谐社会的建立面临挑战。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完善现有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成为必然。本文从分析现有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的缺陷入手,尝试性地提出一些重构和健全现有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的途径,以促进我国行政救济制度的完善。     

论我国农村纠纷的行政调解解决

行政调解在纠纷解决方面具有的独特功能和优势与我国农村纠纷的特点具有相当的契合性。从目前我国农村纠纷解决的实践来看,我国农村纠纷的行政调解制度还存在不少问题,完善我国农村纠纷的行政调解制度,是健全我国农村纠纷解决机制,促进我国农村社会和谐的一条重要途径。     

浅议行政调解制度

行政调解制度作为解决社会纠纷的一种有效措施,在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社会的转型,行政调解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行政机关化解民事纠纷这么简单了.行政纠纷的日益复杂,诉讼高潮的到来要求将灵活、有效的行政调解制度引入行政纠纷解决机制中来,从立法层面上给予行政调解新的内涵,通过制度完善,真正实现行政调解解决行政纠纷的作用.本文主要从对行政纠纷的行政调解角度出发,探讨了行政调解的内涵、原则、效力等内容,并对我国建立行政调解制度模式提出了相关见解.     

论我国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解制度的完善

行政调解在纠纷解决方面具有独特的功能和优势,其与知识产权纠纷的特点具有相当的契合性,在我国知识产权纠纷的解决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但目前我国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解制度还存在不少问题,为此我们应当从完善立法、规范程序以及加强与诉讼的衔接等方面完善该制度,以健全我国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机制。     

法社会学视角下行政纠纷解决机制及公众参与

我国处在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复杂多样,行政主体在行政过程中与行政相对人产生了大量的行政纠纷和行政矛盾,并潜在积累着社会大众对行政主体的不满,日益制约着行政主体职能的发挥和社会的稳定,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和经济的发展。本文在法社会学理论的指导下对行政主体行政过程中出现的行政纠纷和行政矛盾进行分析,运用法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并结合公众参与理论,在现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范围内为行政纠纷的解决提供合理的制度设计和解决途径。     

ADR适用于解决行政纠纷的合宪性论证

ADR应用于行政纠纷解决领域,不但关涉公共资源配置和公民利用司法的权利问题,更涉及行政权、司法权和立法权之间的分权关系以及法治原则等重要宪法原则,必然会引发关于合宪性的关注与审视。ADR合宪性命题的证成是推广应用ADR的必经之路。在法律移植层面上,作为一种在不同的法律秩序中完成同一功能的规则,美国行政纠纷解决中ADR合宪性之确立,为学界探究我国多元化行政纠纷解决机制提供了一种比较与借鉴的视角。     

略论美国社区调解对我国人民调解的借鉴

美国社区调解制度是一种以解决婚姻家庭纠纷和社区邻里纠纷等人际纠纷为目标的非司法纠纷解决机制.我国人民调解制度可以借鉴美国社区调解制度的成功之处.这对于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制度的优势化解新型社会纠纷,推动我国法治社会建设进程,推进和谐社会建设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西方国家行政性ADR的经验及其借鉴

行政性ADR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或准行政机关所设或附设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包括行政调解、行政申诉、行政裁决等基本形式。行政性ADR在功能和程序上具有诸多优势,无论在解决纠纷的效率和成本上,程序的规范性与灵活性上,还是在对纠纷双方友好关系的恢复和维持上,乃至在纠纷解决协议的权威性和履行上,都是诉讼判决难以达到的。其蕴含着实质正义和社会和谐的价值追求,这种价值理念不仅契合中国人传统的心理取向,而且正为全球性的司法改革和法制现代化所推崇,成为现代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综观西方各主要国家,行政性ADR不仅有理论上的肯认、观念上的基础、实践中的认同,而且还有制度上的支撑。其在行政法中的贯彻与适用,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充分表明了行政调解方式在行政纠纷解决中适用的普遍性、广泛性,其经验对我国的行政调解制度具有借鉴意义。     

行政机关解决纠纷机制研究现状之评述

现行的司法困境以及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的优势使得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行政机关解决纠纷机制作为其中关键的构成部分更是学界研究的重点。本文对学界关于行政机关解决纠纷机制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初步的分析。     

论行政争议——兼论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之区分

行政争议作为行政诉讼制度的核心概念 ,是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刑事诉讼的根本不同之处 ,如何界定与判定行政争议则是行政诉讼理论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本文在公私法二元分立理论背景之下指出行政争议是行政主体在行使公权力过程中与相对人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之间发生的、依据公法可以解决的争议 ,并以主体、公权力、权利义务等因素作为判断行政争议的标准。提出了从制度层面增加“行政争议”的概括性规定和设立权限争议的解决机制两点建议。     

论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扩展——基于经济法司法实施的思考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过于狭窄,不能满足经济法司法实施的需要,必须扩展.扩展的内容包括三个方面:诉讼标的应扩展到内部行政行为、抽象行政行为、非政府的公共管理行为;原告应扩展到授益行政中的利益相关者、潜在的利益受损者乃至公益代表;被告应扩展到非政府的公共管理者.     

涉外可持续发展行政法制若干问题研究

建立完善的涉外可持续发展行政法制,不仅是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我国履行国际可持续发展公约的国内法保障。本文在分析我国涉外可持续发展行政法制基本概念的基础上,主要就涉外可持续发展行政法与国际条约在我国的适用问题、涉外可持续发展行政法中的“超国民待遇”问题、涉外可持续发展行政法律关系的法律救济问题展开论述。     

公法学视野中的行政执法

行政执法在我国法律实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面临诸多深层次问题。仅从行政执法自身来看待和解决这些问题,难以治本。应当从公民社会与法治国家的关系出发,以公法学的视角重新审视行政执法,大力推进立法民主化、科学化,发扬公民自觉自治,合理配置国家权力,健全纠纷解决机制,重构行政执法,加强法律实施,促进社会主义法治政府与和谐社会建设。     

行政公正的伦理化探索

作为一项重要的伦理原则,公正贯穿于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而最需要公正的领域则是公共行政领域。现代政府作为全社会利益的代表者,应该以行政公正为核心理念,促进社会公正的实现,这既是公共行政无法推卸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共同要求。本文阐释了行政公正的基本内涵,分析了行政公正的伦理导向,并从他律和自律两个角度探讨了实现行政公正的基本对策。     

诉讼内外纠纷解决机制的分流、协调与整合

目前我国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存在效率低下的弊病,难以充分发挥其解纷功能.其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诉讼内外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缺乏有效的衔接.应当在合理分流纠纷的前提下,分别建立人民调解制度、仲裁制度、行政处理及涉法信访等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与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有机衔接,达到诉讼内外纠纷解决机制的功能互补与良性互动.     

论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重构

我国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过于狭窄,限制了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也使对行政主体的司法审查在很大范围上受到了限制。正确界定行政诉讼的范围,应当从行政诉讼目的出发,从我国立法对受案范围的规定入手,提出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除某些特殊权利)、抽象行政行为、内部行政行为、准行政行为、侵犯公益性质行政行为等的可诉性等问题加以重点研究,以期在今后完善我国行政诉讼立法时,更加合理科学地界定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The fair process effect and procedural criteria in the resolution of disputes between intimate same-sex friends

This series of studies extended procedural justice research to the informal domain of dispute resolution in intimate same-sex friendship. The first study identified the types of disputes that occur between friends and the concerns that friends have when choosing dispute resolution procedures. Seven dispute types and 11 procedural criteria were found relevant to dispute resolution in friendship. Study 2 assessed the importance of procedural criteria for resolving several dispute scenarios. As expected, ratings of criterion importance were affected by subject and disputant sex. Females rated four criteria as more important than did males, and one criterion was rated as more important in disputes involving a male and a female than in disputes involving two females. The importance of procedural criteria was also influenced by the type of dispute, but this effect was qualified by an interaction with the dispute version. It was suggested that the importance of procedural criteria is generally defined by the context of friendship and specifically defined by the dispute topic. In Study 3, the relations among subject sex, traditional fairness variables, and criterion-based measures of process control were examined. Consistent with studies in other domains, process control predicted procedural justice, and decision control predicted distributive justive. Moreover, the hypothesized fair process effect emerged as a function of speed, a criterion-based measure of process contr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