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社会学视野下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

在法社会学“纠纷三阶段”理论的框架中,社会整体层次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包括“忍受”、“回避”、“压服”、“调解型第三者纠纷解决机制”和“审判型第三者纠纷解决机制”等类型。其中,“调解型第三者纠纷解决机制”和“审判型第三者纠纷解决机制”对于缓解因行政纠纷导致的社会压力,维护既有行政法律秩序的正统性具有重要意义。作为我国的“审判型第三者纠纷解决机制”的行政诉讼制度由于存在着吸收纠纷的范围有限、第三者中立性缺失等问题,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因此,有必要建立多元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在我国行政领域引入ADR。     

私法纠纷解决模式在行政法上的运用——替代性纠纷解决（ADR）之理论原型、妥当性及其影响

20世纪末,作为私法纠纷解决机制的ADR在西方行政法上广泛适用,逐渐成为西方社会解决行政纠纷的有效方式。ADR的理论原型是法社会学理论中的“调解型第三者纠纷解决模式”,它是西方后工业化社会的背景下,为了回应法院系统在解纷过程中显露的种种弊端而采用的替代性方案。作为以平等、意思自治为前提的私法纠纷解决机制,其在行政法上适用之妥当性在于——其与正式司法救济程序的补充关系、行政裁量权的广泛存在等。ADR不仅适用于个案行政争议,而且也适用于行政规则、公共政策、管制标准的制定过程中,它具备多样化的“技术装置”。ADR实践的发展使得西方现代行政法产生了向“回应型法”发展的趋势,并发展出两种新的行政法的运作形态。     

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纠纷的行政解决机制研究

行政机关社会管理创新必须完成管理手段和方式上的创新,运用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有效化解社会矛盾,达到案结事了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为此,应当充分发挥行政机关解决社会纠纷和稳定社会秩序等功能,充分运用行政调解、行政裁决、行政仲裁、行政复议、信访等机制在解决纠纷中的功能,     

公安机关参与的矛盾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的构建

矛盾纠纷多元解决机制是当今世界各国在纠纷解决和司法制度发展中面临的共同课题，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则成为公安机关现阶段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以新时期公安机关参与矛盾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的理论基础为依据，分析公安机关在化解矛盾纠纷多元机制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找出公安机关在化解矛盾纠纷多元机制中的困境，提出完善公安机关化解矛盾纠纷多元机制的建议。     

走向和谐与法治——中国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

社会发展和社会控制的客观规律给予了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内在合理性和外在正当性。伴随着社会发展的进程,社会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和分散化,矛盾纠纷日益多样化、复杂化和琐碎化,决定了法律（司法）一元控制难以实现社会矛盾的和谐解决,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正是在这样的客观环境中为世人所认可,为世人所构建。本文将对我国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总括,设立目标和具体制度做相应探讨。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决定

(2005年10月26日通过,2005年10月30日公布)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综合运用和解、调解、行政处理、仲裁、诉讼等手段,高效、便捷、低成本地解决日益多样、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纠纷的客观需要,对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作用。为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推进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运用,及时有效地解决平等主体之间的纠纷,促进社会和     

城镇化过程中的行政纠纷预防机制探析

随着社会的发展,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城镇化过程中行政纠纷出现了新的特点和趋势,在内容上、类型上都趋向于复杂化和多样化,行政纠纷的解决面临着新的挑战,在此背景下,行政纠纷的预防机制探索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司法行政为人民 化解矛盾促和谐

当前，我省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各种矛盾纷纷凸显，全省司法行政系统坚持以化解矛盾纠纷为第一职责和任务．喊响“司法行政为人民、化解矛盾促和谐”的口号。努力发挥职能作用，打造人民调解核心品牌．建立健全高效便捷、成本低廉的社会矛盾纠纷化解调处机制，促使各利益主体依法表达诉求，在发展中求和谐，在和谐中谋发展。     

法经济学与纠纷解决

作为一种全新的法学解释系统和理论框架,法经济学有着自身的研究范式。法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应该是研究纠纷解决理论的有利工具。法经济学基本研究范式对纠纷解决的理论阐释包括对成本效益、供求关系和市场、纠纷解决过程中国家制定法与民间社会非正式规范的博弈均衡等诸多方面的理论分析。在法经济学的研究视角下,论述纠纷诉讼外解决的经济社会合理性。     

西盟佤族传统纠纷解决及其法社会学解读

民主改革前的西盟佤族社会因其封闭性和原始性而被称为＂初民社会活化石＂。以纠纷解决为着眼点,充分运用田野调查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全景式地展现西盟佤族传统社会调控内外秩序的八种类型是具有时代意义的工作。在此基础上,从法社会学的视角深入剖析西盟佤族传统纠纷解决的制度设计、运作机理、社会支撑和文化密码,以期在相互联系的社会统一体的运行过程中对西盟佤族传统纠纷解决有更为明晰的认知。     

信访潮与中国多元化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的重构

当代中国信访潮的出现是社会转型诱发城乡二元结构断裂、利益主体诉求多元以及社会矛盾激增的必然结果。信访量的急剧增加既无端耗费了巨大的社会成本，也使社会治理模式与法治渐行渐远。信访“废除论”、“强化论”及“还原论”虽不乏合理因子，但都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当下中国官民矛盾的乱局;信访“改造论”既坚守法治理想也顾全中国现实，是相对合理的顶层设计方案。信访底线作用的发挥，实际上是行政复议纠纷解决主果道地位修复、行政诉讼纠纷解决次果道地位巩固、行政调解纠纷解决分流功能激活的过程。信访潮的妥善消解，最终取决于中国多元化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的重构。     

协商性行政执法的理论研究

协商民主理论与发展及行政裁量理论的兴起与适用,使得"公权力不可处分"的传统观念开始动摇,为协商行政执法的产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文章认为协商性行政执法是行政执法主体在法律及其法律的原则之下,充分尊重行政相对人的意愿,采用一些不带有强制性和命令性的方法,与对方沟通协商并展开互动。协商性行政执法将有助于减少行政纠纷、提高行政效率、化解社会矛盾。     

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治本之策:规范公权力

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纠纷不断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权力行使不规范,表现为社会政策和法律制度滞后、政府违法决策处置突发事件不当、行政执法不规范、法律实施不良、行政不作为、信息不公开等,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根本出路在于规范公权力行使,包括明确权力边界,规范立法权力,健全程序规则,规范决策和执法行为。由于解决矛盾纠纷主要依赖行政方式,诉讼、复议等法定救济渠道并未充分发挥作用,致使社会矛盾越解决越多,预防化解矛盾纠纷的难度不断加大。为此,应当慎用行政手段,畅通法定救济渠道,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     

论食品安全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

和解、调解、行政处理、仲裁、诉讼是五种食品安全纠纷的解决途径,食品安全纠纷具有的食品危害滞后性、纠纷主体力量不均衡性等特点,平衡纠纷主体地位、强化社会团体功能、发挥行政机关与仲裁机构的专业优势和完善我国民事诉讼制度是完善食品安全纠纷解决机制的关键。     

做好排查工作 发挥职能作用

去年以来,内蒙古自治区司法行政机关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积极探索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新路子,精心组织开展了社会矛盾纠纷集中排查治理活动,把传统的民间矛盾纠纷调解处理深化到社会矛盾纠纷排查治理,把调解处理一般性的民间矛盾纠纷扩展到排查治理各种社会矛盾和经济、民事、行政纠纷,使人民调解工作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得到了发展,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党委领导是关键 社会矛盾纠纷排查治理是一顶涉及上下左右、方方面面的社会系统工程。在工作中我们深深体会到,党委领导是关键。只有紧紧依靠党委的强有力领导,…     

关于行政审判中的司法建议制度的思考

为了满足社会司法需要,更好地解决行政纠纷,扭转行政审判的尴尬处境,司法建议便风行于行政诉讼之中。就目前情况而言,我国还存在着不完善的司法建议制度。本文通过对我国司法建议的主体进行理清,从根本上对司法建议内涵进行揭示,对现阶段我国司法建议中的问题及产生问题的原因进行总结。以司法建议有效机制的建立作为问题的突破口,同时在对司法建议的三要素进行明确的基础上,创建一套比较符合法院审判和实践的工作流程,并保证在管理社会的过程中,法院能够对问题予以及时的发现与反映,并对其予以积极的解决,已达到行政审判中司法建议权的终极目标及根本价值的目的。     

立法社会学的几个理论问题论要

一般而论，立法是专门国家机关按照一定的法律程序创制法律规范的活动。但这是一种标本的看法。从法社会学的角度看，立法是法律规范从社会中形成的过程，是一定社会经济结构所内蕴的社会关系的应有模式和主体权利要求转化为国家意志的过程。立法过程中存在着两对基本矛盾，即主观和客观的矛盾，应有和现有的矛盾。立法的价值评价问题，包含立法评价的对象和标准。前者涵盖对立法主体、立法过程和法律规范的评价；后者乃评价的尺度，是价值标准和实证标准的统一     

如何找准化解矛盾纠纷的切入点

人民调解化解纠纷具有成本低、效率高等优势,是解决社会矛盾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手段。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各种社会矛盾纠纷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如何迅速找准化解矛盾纠纷的切入点、有效解决纠纷,是人民调解工作面临的问题。在纠纷的调解过程中,当事人大多数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人民调解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积极构建和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构建和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必然要求,是转型期中国社会治理面对的重大政治和法律课题.目前,我国已有的过分强调以诉讼方式解决纠纷的机制已经不能适应多元化社会发展的要求,为此,应当进一步明确人民调解的职能定位,逐步扩大人民调解的工作范围;正确定位行政机关在纠纷解决中的特殊职能,提升行政机关处理社会矛盾...     

特别关注：律师“参政”调查

“政府高参”还是“救火队员” 面对利益主体多元化、资源配置市场化的新情况，政府在加强社会管理中，遇到社会矛盾时如果总是冲在最前面，事事与群众直接面对，容易丧失回旋余地，削弱政府的公信力。而解决这些民事矛盾、行政矛盾和刑事矛盾的纠纷，以律师为代表的社会中介组织人员身份超脱独立、有高度专业知识，在政府、经济实体和群众之间能起到沟通和平衡的独特作用，有利于建立全过程、多渠道、全方位、法治化与柔性化的社会矛盾调节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