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制定与实施的外部性及其内在化

经济法制定和实施往往都是给他人带去一些非自愿的受益或成本,这就称之为经济法的外部性。不管是集体还是个人的经济行为都存在一些外部性,就是主体在实施经济行为的时候,总会产生的一些外部影响,而经济法的制定与实施就是为了解决或制约这些外部性。但是经济法的制定与实施也存在着一定的外部性,进而造成整个经济市场的不利影响。校正经济法制定与实施的外部性的方法就是需要让其内在化为外部性制造者的成本或收益。     

关于未婚同居的经济学思考

男女双方为什么愿意选择未婚同居?从经济学的角度对比婚姻和未婚同居的成本收益,未婚同居是理性的选择,是对现代社会经济状况变化的反应。它将会成为一种新的两性关系形式并与婚姻关系并行不悖越来越普遍存在。法律同样应该给子未婚同居以理性的、清醒的认识和认可,不管它是双方最终的选择还是只是婚姻的前奏。     

知识产权失信行为的法律规制研究

知识产权领域中各种形态的失信行为,不仅严重侵犯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而且如一种具有超强杀伤力的病毒,摧毁着市场经济运行的信用基础,必须对其予以法律规制.应抓紧制定一部统一的知识产权基本法典；通过信用立法将知识产权不良信息纳入社会信用管理体系；结合反垄断法推出规制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配套法规；建立健全知识产权违法失信行为惩戒制度.     

论乞讨的法律规制

乞讨现象在一些大中城市出现并逐年增多,这其中有的强行讨要、有的组织他人--主要是未成年人和残疾人进行乞讨,给社会带来了较严重的危害.乞讨行为属于一种道德权利,是法律放任的自由.但如果乞讨行为超越了界限,为了保护他人和社会的利益,国家法律应该干涉.中国现在关于规制乞讨的法律也存在一些缺陷,应该使其更加合理和完善.     

诉讼失信行为惩处制度研究

诉讼诚信体系的生命在于应用。通过有效惩处诉讼失信行为,形成失信者"寸步难行"的制度制约,促进执行难的破解,推动社会信用建设,是诉讼诚信体系建设的核心价值目标。本文探讨的重点是,围绕诉讼失信行为惩处的原则、法律保障和操作机制,建立健全让诉讼失信行为人付出沉重代价的惩处制度,对已收集、评定并录入到诉讼征信信息库中的失信行为人,依法加大处罚力度,保障实现诉讼诚信体系建设的价值目标。     

司法部关于加快建立律师诚信制度的通知(摘要)

诚信是对律师基本的道德和法律要求,是律师执业活动的生命线。建立律师诚信制度,必须依靠健全的规章制度规范律师信用行为,用制度来保证守信者得益,失信者受损。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和律师事务所要根据本地区、本所律师失信行为的多发环节和部位,有针对性地加强诚信制度包括业务制度和保障制度建设,不断健全完善诚     

诚信的自由诠释与法治规训

实现法治型社会管理效果,必须重视诚信法治的研究.现代诚信不仅保有道德结构、政治情境和法律场域的三重意境,更因解构而存在新的三维之义:作为个体品质的诚信、作为关系纽带的诚信和作为价值追求的诚信.以此为前提预设,失信行为即能避开道德难题的困扰,进入法律规制范畴.社会失信治理的现实困境,是呼吁诚信法治的条件因素；诚信法治则以诚信的法治与法治的诚信为基本内涵,证成了规范诚信的正当逻辑.诚信法治回应社会诉求,应以内在一致性与递进式的层次为建构原则,依次推动思想基础、结构基础、制度基础和实践基础的建设.法治以诚信为本义,诚信法治与民生法治构成现代法治的一体两面,是解决失信问题的现实选择.构建诚信法治,是法治实效的重要前提,更是社会管理模式创新的题中应有之义.     

论科研信用规制的法治路径

科研信用规制作为一种兼具道德寓意与法治思维且游走于公私两域的治理模式,本质上是一种责任之治,其目的在于预防科技资源配置风险而非法律惩戒。我国科研治理沿袭由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再到责任本位的发展历程。当前的科研信用规制以公权力为主导,重视制度理性建构而忽视科研责任的承担与科研人员利益诉求、客观能力、价值观念等人性因素。科研信用规制法治化应以最优化科研责任承担为旨趣,合理界定德性培育与制度理性、行政权力与专业权力的作用场域,并通过重塑科研人员的主体性、厘定科研失信行为界限、优化科研失信责任等规则设计,实现由传统的“物本”性向“人本”性转变,最终迈向更加凸显主体性的公私法融合的科研治理新范式。     

理性、情感与社会规范——村民投票行为的三维解释

村民的投票行为是理性、情感与社会规范共同支配和控制的结果。村民是否参与投票,最终是根据成本收益的比较分析做出的决策;没有情感的推动,村民不会去参与投票;基于农村宗族、社会关系、道德等因素形成的社会规范也影响着村民的投票行为。因此,从理性、情感和社会规范三方面客观分析村民的投票行为并做出相应的制度规范,将有利于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有效运行。     

偏好与理性选择：保守主义人士也能接受的规制——行为经济学与“非对称父爱主义”的案例

非对称父爱主义的规制目的是帮助那些有限理性的人们避免犯成本过高的错误,同时仅对理性的人们加以很小的成本甚至不加以成本。结合了认知心理学与经济学的行为经济学表明,有时候即便有健康心智的人们在某些特定的、可预见的情形下也可能不会为他们长远的自身利益行事,很多非对称父爱主义的规制就是基于这种考虑而产生的。这些规制体现在缺省规则、对信息的提供或重组、冷却期、对消费者选择的限制等方面。非对称父爱主义并不必定是严厉的,它可能会引导产生比现有政策更温和的规则。而且新技术为将这种规制作为一种新的对规制选择的成本收益评估标准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因而值得被认真对待。     

违法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主体为什么选择违法行为?如何制止主体选择违法行为?对此,经济学的回答可谓令人耳目一新。经济学恪守“经济人”的信念,认为理性的主体都是利益最大化追求者,他们在作出一定的行为之前,总要对各种可选的行为方式的成本和收益的大小进行预测和比较,从中选择能给自己带来最大利益的行为。主体选择违法行为,就象主体选择职业一样,关键在于有利可图。因此,要制止主体选择违法行为,就必须对违法行为的成本和收益进行调节,使主体得不偿失。     

论网络经济环境下不正当竞争的法律规制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市场的范围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概念.网络经济作为更简单快捷的存在,给消费者的生活带来更多的方便和可能,同时为一国的经济带来巨大的生机与活力.市场上的经营者采用各种手段采获取更大的利润就导致了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发生.就我国现行法律来看,对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制还属于比较薄弱的环节.本文将从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原理入手,对我国规制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制度进行分析,对比借鉴发达国家的法律特点,对我国规制网络不正当竞争提出建议.希望对我国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规制有所助益.     

对外资跨国并购我国企业的法律规制研究

近年来,我国外国投资领域外资并购我国企业的步伐加快,规模加大。外资并购给我国带来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但从总体上讲,外资并购我国企业对于我国来讲仍然是利大于弊。但实践中不少规模较大的并购个案引发了一系列新的法律问题,因此,建立一套健全而完善的法律监管体系来规制外资并购行为,可能使我们以最小的代价赢得最大的收益。     

经济模型分析范式下的贪污贿赂犯罪

我国经济社会体制重大转型过程中,贪污贿赂犯罪问题的存在,给社会造成了巨大损失,成为社会秩序安定和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的重大障碍,成为我国迈向法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绊脚石。在社会经济体制重大转型过程中,监管制度的缺失,决策的不透明,贪污贿赂行为被查处的概率较低,使得贪污贿赂成为高收益、低成本的行为。探求刑法投入的成本最佳量,以求得提高刑法收益,其核心是成本—收益的比较分析。经济分析作为众多研究方法的一种,不能解释所有的贪污贿赂犯罪现象,所用的效用这个概念也较主观,不可量化。但是,就贪污贿赂行为人行为选择而言,经济学基本分析方法是可以适用的,也可以给刑事政策的制度设计提供启示。     

行政机关自我规制动力探究

行政机关既是追求物质利益的经济人,也是重视社会关系的社会人。行政机关自我规制的内部动力归根结底是其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之后的理性选择。行政机关自我规制的外部动力主要在于外部规制功能的不足,而这种不足恰好可以由自我规制弥补。确保行政机关自我规制动力的持续性既依赖于制度的保障,也依赖于技术的支持。惟其如此,行政机关才能彰显自我规制的力量,树立良好机关形象。     

从啃老族看老年人权利的法律保护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就业压力的不断增加,年轻人更多地选择投靠父母等老一辈,"啃老族"应运而生,由于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不同,引发了各种家庭甚至是社会矛盾,如何保护老年人的权利成为司法实践急需解决的难题。我国有关于老年人权利保护的法律大部分为原则性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而对于啃老行为的法律规制更是少之又少,对于啃老行为的规制有利于更加全面保护老年人的权利。本文拟以啃老族为视角,采用中外对比的研究手段,通过对于啃老行为的规制探究,以探寻更加全面的保护老年人权利的方式。     

作为规制决策程序的成本收益分析

成本收益分析作为一项重要的规制工具,虽然在我国政策和规范的层面已经得到了初步确立,然而在实践中的运用仍然罕见。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既有政府规制过程自身需要考虑更多重因素,无法为成本收益分析所涵盖;同时也缘成本收益分析本身的有效性需要若干的条件。因此就政府规制的分析而言,在多数情况下是将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与多重标准分析方法结合在一起。成本收益的分析方法对于增强我国规制改革过程中的客观化、透明度和自我监督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将该方法的"法律化"可以部分容纳来自政府规制领域给行政法所带来的问题,从而实现行政法的发展。     

浅析控制转售价格行为

我们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建议零售价格"、"全国统一零售价"等字样,这就涉及到了受法律所规制的控制转售价格行为。控制最高转售价格行为和控制最低转售价格行为二者是截然不同的,它们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是大不相同的。因此,法律应当区别对待这二者,采取不同的方法进行规制。本文就讲对反垄断法所规制的纵向限制竞争行为中的控制转售价格的相关问题进行论述和探讨。     

法律实施激励机制的基本原理及立法构造

对于受制于集体行动悖论的共益权规则、维权效益低下的私益权规则、难以标准化的义务规则、实施成本高昂的法律监管规则，以及责任边界不清晰、威慑作用有限的法律责任规则的实施，相关法上的惩罚机制作用有限。为了弥补惩罚机制功能局限、强化法律实效，应当为法律实施构建完善的激励机制，改变法律私人实施效用函数，将法律公共实施转化为私人实施，促使法律实施行为外部性内部化，消除法律实施过程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引导法律主体主动遵守和适用法律规则，使其行为符合立法目的。申言之，一是通过经济利益给付、荣誉褒奖、资质评定和信用公示等方法，使法律实施与立法目标激励相容，以此克服集体行动困境，减少委托代理关系下可能出现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二是厘清产权关系，将法律实施的外部性内部化，使每项行动决策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相对应；三是通过优先权奖励、保障权利行使、降低适用成本及法律责任减免或替代承担，使法律实施的成本收益结构回归均衡。     

论虚假广告的法律规制

广告已经成为现代商业社会中的普遍现象。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的建立,大量的虚假广告开始充斥市场,对我国的经济、文化、道德、政治等各个方面产生极大危害,目前我国虚假广告的法律规制中对虚假广告的界定上存在的困难,虚假广告的违法成本低也是其出现的一种原因,在虚假广告的审查上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在虚假广告的法律规制上,必须要认清虚假广告的界定和违法成本,完善虚假广告的立法,健全我国虚假广告的法律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