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法制化的问责

干部问责制从“问世”到全面推行，一直备受关注，令社会各界充满期待。《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出台，体现了中央全面推进问责制的决心。这一规定的出台，必然会给问责实践带来深远的影响。规范问责：从政策问责到依法问责我国的干部问责制遵循着先实践后规范，边实践边规范的路线图。从1995年的“责令辞职”开始，     

引咎辞职者的反思是问责制度完善的另一种保障

在“三聚氰胺牛奶”事件中，“问责风暴”再次刮起。这是近年来继非典、开县井喷和北京密云踩踏事故之后，中国政坛掀起的新一轮“问责风暴”。     

探索官员问责制度化、常态化的路径

谭琪、齐秀强在《理论前沿）2009年第1期上撰文认为，目前制约官员问责制度化、常态化的关键是四对矛盾的存在，即“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之矛盾，“火线问责”与制度问责、常态问责之矛盾，问责“大”与“小”之矛盾，责任“轻”与“重”之矛盾。因此，为使官员问责形成长效机制，应当着力于三个方面来探寻官员问责制度化、常态化之路。一是实行绩效问责，作为官员问责制度化、常态化的突破口。通过绩效评估来强化问责，     

行政问责制刍议

自2003年“非典”危机之后，行政问责制、责任政府等概念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领导人的讲话和政府文件中，尤其是2008年掀起一场席卷全国的问责风暴，国内一些媒体把2008年称为中国政治领域的“行政问责年”。“行政权的行使与其公益目的的相偏离的现象是无法避免的”，权力和责任是一对孪生姊妹，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要追究，这是现代政府执政的理念。行政问责正是对这一理念的实践。     

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渐入佳境

由权力问责到制度问责；由事故问责到行为问责；由“运动式”问责到经常性问责 14年问责探索，一朝落到纸面。7月1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再次发出中央加强反腐倡廉、整顿吏治的强烈信号。     

愿行政问责不再“风暴”

2008年9月，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辞职，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被免职。在过去的一些时间里，还有系列官员因为重大责任事故而被免职，如山西襄汾溃坝事故、深圳龙岗火灾等，被问责的有一大批官员，舆论普遍认为，这是新一轮“问责风暴”。     

行政问责下的舆论监督法治化

从3月1日起，云南省的“舆论监督新规”开始施行了。按规定，在云南省，如果被媒体曝光，领导干部将遭到问责。如今，已有人因舆论监督而被停职问责，这让不少对“舆论监督新规”寄予厚望的人们受到了鼓舞。但也有人表示担忧：仅仅以文件形式出现的“舆论监督新规”，能否承载舆论监督制度化的梦想，     

官员问责难题与西方话语霸权祛魅

问责是以归因为基础，以课责为关键的反映问责人与责任人控权关系的机制。在学理上，官员问责存在职责交叉难题、责任归因难题、多种惩罚逻辑的课责难题，本质上是复杂治理形势与民主政治要求之间张力的产物，是全球公共行政现象。但西方学界对中国官员问责制存在两种话语霸权：一种社会中心主义问责观聚焦于选举政治上，关注于选民在问责上的主体地位，忽视国家自身的归因需求和课责能力，称中国没有问责制；一种中国威权主义问责观聚焦于课责机制上，认为中国威权国家政体“无需”和“无力”课责，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攻击。面对西方的问责话语霸权，国内问责研究需批判意识形态攻击，并摆脱理论贫困，从实践中挖掘中国官员问责特殊性，从理论上提升中国官员问责解释的普遍性。     

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快速启动面临的“集体行动困境”

近年来，我国行政问责在理论研究、实践经验和制度建设等方面均取得了明显进步。由于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尚处于初创阶段，无论是法律规定还是具体实践，都还存在诸如问责启动滞后、问责程序不明、问责效果不足等突出问题，而问责快速启动是整个行政问责工作的开端，其充分实现程度直接关系到整个行政问责制度建设与运行的成败。在我国当前现实中，行政问责的快速启动往往难以充分实现，原因是其面临着“集体行动困境”造成的动力不足问题。7·23温州动车事故的行政问责作为我国近年来最为成功的一次重大公共事件行政问责案例，其工作方法和经验能为我们解决该问题提供许多有薷的启示。     

官员问贾从“风暴”趋制度各级问责办法出台

据新华网报道，2009年，全国各地区各部门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有关规定．对7036名领导干部进行了问责。在过去的一年里．从中央到各地问责办法的纷纷出台，到一批批官员被问责下马，在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副主任杨小军教授看来．这表明，党和国家在廉政建设以及公务员作风建设上，     

“慢作为”当治

通过党的先进性教育、机关作风整治等活动，机关及工作人员“失职”，“渎职”，“不作为”、“乱作为”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遏制，但少数机关及工作人员节奏不快、效率不高的“慢作为”现象却依然存在，甚至在某些方面日益突出。近期，扬州市纪委的问责追究制不但对“有过的”，“不作为”，“乱作为”的干部进行追究，“慢作为”的干部也要受到问责，这不失为整治机关作风的一剂“良药”。     

试论人大质询制度的完善

质询存任的问题 质询是人大代表、常委会委员问责“一府两院”的重要方式之一。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应以问责为常事；人大代表作为人民的委托人，应以问责为己任。但是，人大质询的制度设计远未达到预期的问责目的。我国的质询制度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富川：百里瑶山成为“开放走廊”

最近,大化瑶族自治县在实行“问责制”中,有6个单位的负责人被“问责”问出了问题,受到通报批评、劝诫或免职。“自实行‘问责制’以来,无功就是过,我时时刻刻感到身上有压力,‘太平官’不好当了。”当地一位领导干部这样说道。正因为有了“问责制”,如今“干部不作为,太平官照做”在大化已经行不通了。大化县制定出台的“六项问责”制度——发展问责、服务问责、稳定问责、作风问责、安全问责、廉政问责,已经成为党员干部不作为的“紧箍咒”和“加压阀”。     

苏联官员也曾快速复出

照我们“槛外人“的看法，一位官员如果在任内被问责丢了官，就几乎跟官场绝缘了。理由很简单，阁下所以被问责丢官，乃是实践证明你不适合做“人民公仆”，最好的归宿当然是闭门思过、反躬自省。     

重庆：出台我国首部高官问责制度

重庆市政府常务会议日前通过了《重庆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这是我国第一部法定化的高官问责制度。这一办法通过18种问责情形和7种追究责任,对政府行政部门“一把手”追究其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的责任,小至诫勉、批评,大至停职反省、劝其辞职。     

期许行政问责成常态

2008年9月22日发生了两起人事任免，二则是国务院同意李长江辞去国家质检总局局长的职务；另一则是河北省委免去吴显国省委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的职务。在过去的一些时间里，还有一系列的官员因为重大的责任事故而被免职，如山西襄汾溃坝事故、河南登封矿难、深圳龙岗火灾等，被问责的有一大批官员，舆论普遍认为，这是新一轮的“问责风暴”。     

决策失误该追究

《人民日报》报道，新公布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之“第二章”“第五条”明确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一）决策严重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     

如何实现问责主体的多元化

完善的行政问责制应是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的有机结合。然而，我国目前启动的问责制主要是同体问责，而不是异体问责。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异体问责才是更客观、对官员更具有威慑力的问责形式，特别是在发生了重大不良影响的事件上更是如此。笔者认为，为改善我国当前行政问责制中的问责主体缺位问题，应实现以人大问责为核心的多元化问责主体。     

督办代表建议应该引入问责机制

2011年上半年，沈阳市人大常委会专门出台了代表建议办理工作问责办法，决定对延误代表建议办理时限、答复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答复后不按时兑现等5种情形进行问责。笔者认为，这一规定无疑为人大常委会和人大代表督办建议提供了法规依据，必将增强督办代表建议的底气和力度，各地应该建立建议办理问责机制。     

网络公民问责的异化及其消解

王天笑在《理论导刊》2011年第1期撰文认为，网络公民问责，是基于网络路径的公民问责形式，是公民问责在网络领域的延伸和发展。相较于传统的公民问责而言，网络公民问责具有一系列独特的价值和优势；同时，其发展也面临着激情问责、无序问责等一系列异化现象的阻碍。在网络公民问责日渐兴起的背景下，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对其进行有效的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