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之原委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东北军张学良和十七路军杨虎城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毅然联合发动"兵谏"扣留了蒋介石,随即通电全国,提出八项救国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当天,张学良即电告中共中央。17日,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前往西安,力促事变和平解决。22日,宋子文、宋美龄也从南京到达西安。经过谈判,双方达成六项协议。在蒋介石承诺"决不打内战"和"一定要抗日"后,西安各方同意释放蒋介石。西安事变的和平     

张闻天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前的形势 1936年秋,中共中央改变"反蒋抗日"的方针为"逼蒋抗日".为力促蒋介石停止内战,早开谈判,实现国共合作,联合抗日,派潘汉年于9月24日携带中共中央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离开陕北,前往上海;并准备派周恩来作为中共全权代表,同国民党谈判,签订<抗日救国协定>.然而,蒋介石对于中共的倡议却不予理会.在平息两广事变以后,蒋介石立即增兵陕甘,"围剿"红军;在谈判桌上则翻云覆雨,态度强硬.他企图以军事进攻与政治谈判双管齐下,一举解决西北问题,实现其"溶共"和收编红军的野心.中共中央在国民党军队猛力进攻之下,一方面,"从各方面造成停止进攻红军的运动","以此迫蒋停止剿共";另一方面,于11月下旬组织了山城堡战役,显示红军的声威.在谈判中,则"并不坚持过高要求",同意"红军改名受蒋指挥".然而,蒋介石仍一意孤行,反而严厉督责张学良、杨虎城"进剿"红军.     

苏联与西安事变

正在以往对西安事变的研究中,人们总以为苏联与西安事变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真实的历史恰恰相反。蒋介石西安之行由"和"到"剿"的转变从1935年底起,蒋介石主动派人在莫斯科试探国共谈判的可能性。当时蒋介石以为,长征中的红军已经不足为患,"安内"基本完成,政策的重心开始倾向"攘外"。如果不乘胜抓住机会同中共和谈,就不能指望从苏联方面得到"攘外"不可缺少的援助与支持。     

百年回眸: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50件大事(五)

１７西安事变———古城西安张杨“兵谏”国共两党再度合作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当时驻在陕西、甘肃一带。１９３６年春,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达成了互不侵犯及交通、通商等协定。同年４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派周恩来与张学良进行了会谈,双方就联合抗日的许多重大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与此同时,我们党又先后派汪锋、王世英、王炳南等同杨虎城进行了联络。在此期间,红军在前沿阵地与…     

西安事变中苏联是什么态度

在以往对西安事变的研究中，人们总以为苏联与西安事变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真实的历史恰恰相反。叶剑英西安致电毛泽东：“蒋明日到此。”从1935年底起，蒋介石主动派人去莫斯科试探国共谈判的可能性。当时蒋介石以为，长征中的红军已经不足为患，“安内”基本完成，政策的重心开始倾向“攘外”。如果不乘胜抓住机会同中共和谈，就不能指望从苏联方面得到“攘外”不可缺少的援助与支持。     

历史性的谈判——周恩来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正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周恩来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赴西安前提出"努力争取蒋之大部"的方针西安事变发生前,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政策是:"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蒋介石:《苏俄在中国》)他派陈立夫赴苏联谈判,希望与苏联签订共同对付日本的军事同盟,同时让国     

浅谈西安事变

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中华民族危在旦夕，蒋介石“剿共”政策不变，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西安事变震惊中外，国内外反应不一。如何处理西安事变，国民党内部亲日派与亲美派争斗十分激烈。中共中央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周恩来卓有成效的工作，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     

周恩来在西安事变的日子里(续完)

挺身而出 拯救危局 最高军事会议之后,杨虎城派代表到潼关和顾祝同谈判,准备接受南京的条件,和平解决。少壮派极为气愤,以为是王以哲、何柱国坚持主和的结果。他们一方面策划屠杀主和派,主要对象是王以哲、何柱国;另一方面,准备派武装人员截留杨虎城派去潼关的代表,又包围于学忠,要他营救张学良,指挥东北军作战。西安已被恐怖气氛所笼罩。 2月1日晚上,应德田、孙铭九、何镜华等主战军官就酝酿杀王以哲、何柱国的事。     

周恩来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以民族大义为重,为了达到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在西安发动"兵谏",扣留了到陕西督战的蒋介石,同时软禁了在西安的南京政府军政要员陈诚、蒋鼎文等人,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史称"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各种政治势力因利益不同而反应各异。     

奏响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序曲--国民党考察团赴陕甘宁边区考察纪事

1937年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前,曾进行了一段颇为曲折的谈判.谈判过程中,双方开展了一系列的公开活动,以向世人证实国共实施第二次合作的信心和决心.这些活动中影响较大的是国民党派考察团赴延安等中共控制地区考察一事.     

中共与西安事变关系研究的四大焦点

近十多年来,西安事变的研究出现了众多成果,在史实分析和方法运用上都有重大突破。因为史料的掌握、历史观的立场等原因,在中共与西安事变关系的研究中形成了不少热点和难点问题。梳理起来,主要为4个方面:中共与西安事变的发动,争论的主要焦点是中共事先是否知晓;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决策转变,争论的主要焦点是谁先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西安事变期间周恩来与蒋介石会面谈判问题,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周、蒋会面谈判有几次;西安事变释放蒋介石问题,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周恩来是否知晓并同意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去南京。     

1937年国共谈判中毛泽东、周恩来、洛甫等的一组来往电文

1937年,为了尽快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推动国民党在政策上进一步转变,实现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周恩来在党中央领导下,奔走往返于西安、杭州、庐山与延安之间,和国民党政府进行多次谈判。2月下旬至3月上旬,周恩来、叶剑英代表我党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在西安进行第一次谈判。谈判的中心是红军改编和苏区政府问题。3月下旬,周恩来到杭州,与蒋介石进行两党的第二次谈判。6月上旬,周恩来携带我党草拟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共同纲领,到庐山再次与蒋介石会谈。7月8日周恩来率我党代表团再次上庐山与蒋介石国民党谈判。7月17日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代表我党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邵力子、张冲就国共合作问题进行第四次谈判。以下公布的26份档案即为国共两党合作谈判中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人的往来电文,均根据中央档案馆馆藏原件,首次全文公开发表,内容涉及谈判的方针、宣言的内容、干部人选、红军改编等,电文标题和注释均为编者所加。个别电文编者作了编辑处理,如改正了错字,加了标点符号等。个别无法辩认的字,用□标出。     

西安事变的一个曲折——也评张学良陪蒋回宁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古城西安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出于爱国热忱,扣押了蒋介石。在中共中央正确的方针政策指引下,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的努力下,加上张、杨两将军以民族利益为重,忍辱负重,迫使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当张学良陪蒋介石回宁时,背信弃义的蒋介石竟将张扣留软禁。从此,张学     

抗战初期边区费用悬案的形成和处理

1936年12月12日．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了“西安事变”．提出了“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的诉求．蒋介石被迫接受。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为停止内战、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双方就各方面问题展开了谈判。     

叶剑英在西安事变前的特殊使命

叶剑英元帅在长征途中曾冒着生命危险将张国焘危害党中央的企图及时报告给毛泽东,使得党中央得以及时转移北上;在粉碎“四人帮”的行动中,叶剑英元帅对逮捕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又起到了关键性的决策作用。鲜为人知的是,西安事变前,叶剑英元帅也曾身负特殊使命出使西安,对促成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与我党的抗日联合,形成“三位一体”的局面起到了特殊作用。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继侵占我东北之后,又把侵略魔爪伸向了华北,企图将中国变成它独霸的殖民地。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在西安进行抗日的准备工作。张、杨分别派人同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四川的刘湘、云南的龙云、山西的阎锡山和傅作义、北京的宋哲元、山东的韩复榘、新疆的盛世才等各方实力派进行联络,宣传停止内战联合抗     

何耀榜与国共岳西谈判

正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战斗在鄂豫皖边区的红二十八军与国民党当局在安徽岳西县境内举行谈判,最终在青天畈上青小学签订协议,决定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史称"岳西谈判"。岳西停战谈判,是南方8省14块红色根据地中最早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达成的局部停战谈判,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人们所熟知。但是,对于皖鄂特委书记何耀榜及其为岳西谈判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则很少有人知晓了。     

"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从朝鲜停战谈判看周恩来的决策艺术

1951年6月,朝鲜战争已经进行了整整一年。一年来,美军接连遭受中朝军队的反击,伤亡惨重,已经看不到胜利的希望,再加上国际国内舆论的强大压力,美方不得不接受中国关于举行停战谈判的建议。中国派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乔冠华一行去朝鲜参加谈判工作。行前,周恩来对谈判工作作了全面的指示,并且引用了一句古语作总结：“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     

西安事变前后博古行踪考

对博古在西安事变中具体行踪的考证,表明博古不仅先于周恩来到达西安,还是谈判期间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的秘密信使,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最为紧张的时刻,始终与周恩来并肩战斗在第一线。     

试论周恩来统一战线思想在西安事变初期阶段中的实践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停止“剿共”,实行联合抗日政策,奠定了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基础,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发展.周恩来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发生,使中共在沉寂多年后重新登上苏区以外的政治舞台.本文以西安事变的发生到“保蒋安全”阶段为节点,对多个主体在西安事变发生后的反应和周恩来在其中的斡旋调停作一梳理,并分析周恩来统一战线思想在西安风暴中心的实践特点.     

周恩来与张学良

在周恩来漫长的一生中,他与张学良交往的时间,短暂得微乎其微,前后算起来,都加在一起也不过八天九夜,然而,他俩之间却建立起了异常感人的深厚情谊。1936年,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经被红军俘虏的东北军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的牵线联系,张学良于3月4日从西安亲自驾机飞抵洛川,与中共代表李克农、钱之光、戴镜元进行了联合抗日的谈判。为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张学良提出,由中共派一位全权代表,最好在毛泽东、周恩来中推出一位,与他再一次商谈,地点定在肤施(延安),时间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