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天主教的世界

任何人如果想要进一步理解现代社会及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对基督教信仰的认知是必不可少的。而天主教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基督教派别,天主教在塑造西方的传统和价值观方面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当今时代,有许多理由要求我们对天主教的基本特征和中国天主教具有基本的了解。     

西方文明之源——基督教

基督教作为三大世界性宗教之一,是西方文明之源——两希文明的结晶。它构成了西方社会两千年来的文化传统和特色,并影响到世界广大地区的历史发展和文化进程。如果想要了解现代社会尤其是西方文明及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必须对基督教信仰有所了解。基督教在塑造西方文化的传统和价值方面,在中西思想文化发展和交流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基督教发展脉络的简单梳理,旨在为读者打开一扇门,使读者可以对这一世界最重要的宗教有更系统的认知。     

周恩来关于宗教问题的思想与实践

周恩来关于宗教问题和宗教工作的理论思想和实践,是周恩来同志一生光辉思想和伟大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周恩来同志高度重视宗教问题和宗教工作,他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提出了一系列处理我国宗教问题的重要观点,对我国宗教工作的伟大实践产生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一、中国的宗教应该由中国人来办 我国的基督教和天主教,从一开始就受到帝国主义势力的极大影响和控制。周恩来尖锐地指出:“近百年来基督教传入中国和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却是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联系的。基督教是靠帝国主义枪炮的     

基督教与刑法--对近现代刑法宗教渊源的解读

西方的法律文明有其深刻的宗教根源。其中 ,近现代刑法制度中许多被认为最重要、最关键的一些核心理论和基本理念 ,都属于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于基督教文化的内容或受其影响的结果。了解近现代刑法的宗教渊源 ,是理解刑事法治深刻语意的有效途径。     

依法强化宗教事务管理努力维护稳定大局

我县宗教工作面广量大,任务繁重,是全省宗教工作重点县之一。现有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四种宗教,全县批准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152个,信教人数约4.8万人,其中基督教信徒4.3万余人。近年来,我县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宗教政策,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保持了宗教领域的稳定,为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西方宗教教育的历史考察

基督教的宗教教育在西方国家教育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并发挥着特殊作用。早期社团组织、修道院是基督教最初的社会教育场所,到中世纪教会学校成为最主要的教育机构,并孕育着现代大学的雏形。     

近十年我国宗教人才培养问题研究述评

本文对近十年来我国关于宗教人才培养问题的研究成果作了择要梳理,包括对五大宗教人才培养情况的研究动态,宗教人才培养总体性研究以及对该问题研究的未来展望等内容。佛教相关研究主要关注其现代性和社会性问题,伊斯兰教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经堂教育,基督教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历史考察、现状分析和教育思想的阐发。道教和天主教相关研究成果相对薄弱。作者建议加强宗教人才培养的学术研究。     

以三项活动为载体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

明水县辖15个乡镇,总人口33万。有基督教、天主教、佛教、伊斯兰教4种宗教,宗教场所16处,信教群众1.2万人(其中基督教群众居多),占全县总人口的3.5％。在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加强对宗教事务管理的同时,如何做好宗教工作,维护社会稳     

我市宗教形势分析及对策

一、当前我市宗教态势及存在的问题从我市1995年的调查统计数字看，全市73，791名信教人员中，基督教人数最多，占63，244人，其次是伊斯兰教8，612人，道教1，500人，佛教415人，天主教26人。从地区分布看，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我市各县（市）、区均有。而道教和天主教则集中在灵宝和陕县，佛教集中在灵宝市、涌池县、湖宾区。总的看，我市虽五教俱全，但基督教“相对优势”较大。目前，我市基督教徒多数是合法信教的。但是，伴随着国际交往的增多，各种与宗教有牵连的非法活动也日益增多，宗教领域内的一些问题已不容忽视。（一）宗教传播…     

论中西文化对比中的宗教差异

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的发展道路,是我国宗教发展历史经验的总结、是我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宗教方面的积淀、是我国宗教文明进步的表现、是我国各宗教和谐共处并积极健康发展宗教的相容共存的必然趋势。宗教都是一定社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中国数千年的发展历史证明不论中国本土的道教,还是外国传来的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天主教等,都自觉地与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相协调,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相适应,走上了一条中国化的道路。积极引导我国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我国宗教工作的一项重要的任务,也是中国人民安居乐业的基本要求和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趋势。     

我国法律职业教育学制体系建设研究

我国现代职业教育学制体系源于清末民初，深受东西方文化影响。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框架下，破除社会对高职教育的传统看法和思想偏见，先解决法律职业教育学制结构体系的完整性问题，再解决法律职业教育学制体系的修业年限问题，才具有实质意义。在此基础上，寻求课程体系改革、教学模式创新，乃至产教紧密融合、校企深度合作，以及师资队伍职业化、教学条件保障和国家政策支持等配套措施落地，方可形成学制体系建设的合力和助力，实现学制改革的愿景和目的。     

20世纪初叶引入我国教会大学的英语教学新方法评析

19世纪末 ,为满足社会学英语的需要 ,教会学校开始普遍开设英语课程。在西方教育改革运动的影响下 ,“古安系列教学法”(GouinSeriesMethod)在 2 0世纪初叶悄然引入我国教会大学 ,并随后在其他教会学校盛行。它打破了我国晚清盛行的“语法翻译教学法”一统天下的局面。与“语法翻译教学法”相比 ,“古安系列教学法”最大的优点是讲课的生动性和学生的直接参与性 ,但也有其不足。不过 ,“古安系列教学法”是我国晚清英语教学方法的一个巨大进步 ,对初学英语的学者来说 ,更是一种良好的方法     

论中国警察教育的行政属性

警察教育在中国清末、民国期间都被视为是警察行政的一项重要内容。“行政化”是中国警察教育始终坚持的原则。同时，中国警察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职业教育，一直是自成体系，与普通国民教育少有甚至没有联系：警察教育的师资因承担了一定的警察行政职能．也具有“警察教官”身份，纳入行政系统管理，具有警察身份。     

关于清代诗学史的研究方法

清代诗学相比前代诗学,具有文献丰富、作者众多、流派纷繁的特点,现有的研究由于视角单一,同时缺乏对文献的发掘和关注,视线集中在有限的少数问题上,遮蔽了清代诗学的丰富性和多样性。鉴于此,笔者结合自己多年的研究实践对清代诗学研究的方法谈了点看法。     

莆田书院文化发展对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历史影响

书院是古代中国学者读书、教书、讲学、著书、刻书和藏书的重要场所,也是文化积累、知识传播与学术研究的教育组织。莆田书院文化创立于南北朝时期,发展于唐,繁荣于宋,鼎盛于明,转化于清。莆田书院文化的创立与发展,不但为地方营造了一种从师习儒、读书仕进的良好氛围,而且为莆田"文献名邦"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莆田书院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不但促进了莆田乃至福建的文化教育事业发展,而且使偏僻之地发展成为文化发达的"海滨邹鲁"。莆田书院文化的传承与传播,不但赢来了"进士之乡"的美誉,造就了一个庞大的莆田"仕人群体",而且对闽台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以及对台湾岛内的教育、科举和文化事业发展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实学与闽学在台湾儒学发展中的思想对立及合流

台湾儒学发轫时期,明郑引入的浙东学派实学思想占据主体地位;清朝统一台湾后,闽学伦理思想逐渐兴起,实学精神转入地下隐抑状态,并在传播方式、思想受众、思想取向上与闽学伦理产生对立;近代以来,随着列强入侵,实学精神再度兴起,并逐步与闽学合流,抵御了外来文化入侵,传承了儒家文化传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台湾儒学体系。     

黄道泰《不自弃亭集》叙记

清人黄道泰所著《不自弃亭集》，目前海内外藏家已极稀罕。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所藏该集，其诗文内容包括衣食住行、民俗民风、山川景色、花鸟禽鱼、思乡离愁、亲朋赠答、仕途经历、人生感悟等，并有涉及清前期台湾事务，同时留有前人墨笔校改和朱笔圈点，殊为难得，对研究清康熙、雍正年间福建、广东的地方民俗、文化等，均有其文学和历史价值。     

转变期青花瓷艺术空前繁荣的原因

明末清初[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至康熙二十年（1681）]的青花瓷艺术没有因御窑停烧和战乱而衰败,相反,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展现了独特的时代特征和风貌.陶瓷学界称这个时期为中国瓷器发展的转变期.由于晚明商品经济的发展,思想观念的解放,御窑与民窑的融合和互动,以及科技的发展,使瓷器在构图风格、造型技法、纹饰绘画、审美观念等方面都有极可贵的创新和发展.     

论中国宪政思想的特点——谈中国宪政构建中的本土情结与文化抵抗

一般认为,清末宪政运动是中国近代宪政史的开端.中国百年宪政构建的过程是西方宪政思想不断本土化和基督新教文化被逐步认同的过程,儒教文化在这一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百年中国宪政的构建颇多挫折,但其中有两个重要原因是:本土情结与文化抵抗.     

清代的民事法源问题再探析——以巴县档案中的坟产讼案为中心

在清代的民事审判中,官府并非严格依照《大清律例》,而只是参照了《大清律例》的基本原则。《大清律例》中的相关规定除了具有参照作用外,还具有威慑作用和原则的指引作用。同时,由于民间习俗得到司法认同,官府在审断中还需考虑＂天理＂和＂人情＂等因素,州县官通常将＂情、理、法＂作为一个＂整体性＂原则来考量具体案件。因此,清代的民事审判不是黄宗智所谓的严格＂依据律例进行判决＂,也并非滋贺秀三所言的＂依据情理＂进行＂教谕式的调解＂,应该从＂法律多元＂的视角来考量清代的民事法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