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新品种授权保护与注册保护的制度关系与立法冲突

植物新品种“授权”保护是我国政府针对植物新品种保护专门制定的一项法律制度。云南省为加强地方植物新品种保护工作,在国家“授权”保护制度发布之后,也制定了植物新品种“注册”保护制度．通过对比发现,“授权”保护与“注册”保护之间,在保护客体,保护范围、保护期限、审查程序、转让限制等方面存在明显立法冲突。“注册”保护已经超越地方立法权限范畴,需要国家或地方立法机关对云南省植物新品种“注册”保护制度予以重新审视,并就其中与“授权”保护制度冲突的内容,作出必要的调整与修正．     

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法律思考

植物新品种制度的设计体现了知识产权制度的这种特征。植物新品种保护如何在育种者、二次开发者、农民等利益主体之间实现利益平衡和利益分享 ,有专利保护和专门保护两种制度选择。从立法的角度来看 ,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既要遵循国际惯例和相关国际公约的规范 ,又必须结合国情 ,扬长避短。     

中外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之比较与启示

确保植物新品种的不断推出是加强我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有效措施之一.植物新品种有别于一般知识产权的客体,需要进行特殊的立法予以保护.目前世界上主要存在多轨制保护模式及专门法保护模式两种不同的模式,各国在品种权及其限制的具体内容上也各有相异之处,我国亦具有自己的特点,完善现有法律制度,以更好地为农业经济的发展服务.     

植物新品种国际保护的法律问题

进入新的世纪以来,生物技术产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朝阳产业,在技术研究成果不断发展的同时,对规范的要求也日益迫切,特别是在各国生物技术发展水平极不均衡的现实条件下,国际间有关生物技术保护规范的形成和统一成为国际法研究的新热点。其中关于植物新品种之保护,基于事实及政策面之特殊考量,在保护方式及强度上具有特殊性,因此在各国立法上有单独立法予以保护之趋势,文章旨在比较各国相应制度,并分析国际上对植物新品种保护的现状及趋势。     

我国植物新品种知识产权的保护对策分析

植物新品种的培育、推广和应用是我国科技兴农政策的重要途径。对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实质就是要保护育种者的权利。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目前我国对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与我国农林业发展的要求并不相称。因此,应结合我国农林业发展和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实际,适时采取提高立法层次、下放行政权力、扩大保护目录、降低保护门槛、建立补偿激励机制等措施,完善我国的植物新品种保护体制。     

试论知名形象的法律保护

知名形象包括知名的真实人物形象和虚构角色形象。对于知名形象,目前我国是通过民法通则的人格权法或著作权法、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特别法来进行相应保护的,但这种保护制度存在不足与缺陷。我国对知名形象的保护应在借鉴美国、日本等国家对形象权保护的有益经验的基础上从法律制度上来进行。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以知识产权保护为进路

既相契合又相冲突的关系致使知识产权制度不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全面性的保护。对符合知识产权条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充分利用知识产权制度进行保护,对知识产权不能提供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或者即使可以运用知识产权制度进行保护,但亦有许多制度性缺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制定特别法的形式对其提供有效的保护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论未成年人的刑事保护

从未成年人法律保护体系的角度看,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法律保护属于特别法保护,如《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为特别法。本文是对近几年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特别法保护的总结整理。同时,建议修改现行《刑法》、《刑事诉讼法》中相关未成年人的部分条文规定。     

发挥知识产权保护在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意义重大。其中,加强植物新品种保护、优化农产品商标及地理标志保护、重视民间文学艺术的知识产权保护尤为重要。     

论物权变动中第三人利益保护制度之选择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规定了善意取得制度。善意取得制度在物权变动中对第三人利益的保护所起的作用有其缺陷,而公示公信原则在保护物权变动中第三人的利益上有其优点。从维护交易安全的角度出发,我国的物权变动中第三人利益的保护应采用单一的形式主义公示公信原则。     

刑释人员社会保护制度的构建

刑释人员的社会保护是现实的需要,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也是人道主义的体现。制定专门的刑释人员保护法,建立健全刑释人员就业援助系统、生活救助系统,设立前科消灭制度等,是我国完善刑释人员社会保护问题的重要内容。     

外观设计综合保护问题初探

外观设计由于其本身的特性 ,很难单独归入智力成果的某一类别 ,因此对其进行综合保护已成为趋势。本文通过著作权法、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角度 ,就外观设计之综合保护的可行性、意义进行了论证 ,并对我国相关立法的完善及有关法律适用问题作了分析     

人权保障语境下的行政行为选择自由——以公共行政民营化为例

行政行为选择自由是行政法学在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的最新成果,有着充分的公法保障和私法基础.而作为公法领域私法化特例的公共行政民营化,与行政行为选择自由相互交融,二者以人权保障为契合点,是人权保障在行政法学领域中的新路径。     

论中国青少年法律与司法特别保护

我国在青少年特别保护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但仍然存在很多严重问题,主要表现为法制观念滞后、相应的法律制度存在结构性缺陷、保障机制不完备、司法环境不完善、与国际标准有较大差距等。应当进一步理论创新,构建以青少年法律与司法特别保护制度为核心的新青少年法学,同时还应当对青少年特别保护政策、最低标准、保护原则、具体制度和独立程序等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和完善。     

2010年至2012年知识产权保护专项行动效果评价

近年来,我国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体系逐步健全,2010年至2012年通过开展"亮剑"和"剑网"两个专项行动,保护知识产权的力度不断加大。通过对2009年至2012年审结的涉及知识产权侵权刑事案件数据的统计分析,对专项行动实施前后以及两项行动并行时的联合效应进行效果评价,印证了"亮剑"行动、"剑网"行动所取得的执法效果。从保护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体系和工作机制完善的角度剖析,专项行动成效显著的原因在于司法解释或意见的出台,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衔接,集群作战新模式的支持。     

论外交保护制度中的公司国籍规则——2004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外交保护条款草案》述评

外交保护的对象包括一国的公司,有权行使外交保护的国家原则上是公司的国籍国。外交保护制度适用特定的公司国籍规则。公司国籍适用双重标准:成立地和注册办事处、管理层总部所在地等,而不适用"真正联系"标准。在公司不存在或公司具有造成损害的被指称责任国的国籍的情形下,股东的国籍国可以行使外交保护权。     

儿童被害人保护初探

儿童成为刑事被害人现象的突出,使得儿童被害人保护变得迫切。儿童本身的特殊生理特征和其在案件中的惟一性、亲历性,是儿童被害人保护的必要性所在。尽管刑事被害人保护已有一般性原则,但针对儿童的特殊性,还应有一系列独有原则,体现对儿童被害人的特别保护。为落实儿童被害人保护,有必要在刑事司法过程中针对儿童的情况设置综合救治制度以及特殊的保护措施。     

作品标题的法律保护

我国法律对作品标题的保护问题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在国外,不同的国家对之态度也不尽相同,有的采取用著作权法保护,有的则采用反不正当竞争法来加以规定,有的用商标法来保护。     

论证人保护制度

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率低，拒证问题普遍存在，其根本原因是我国现行立法对证人及其亲属的人身安全和经济利益保护乏力，证人权利与义务严重失衡。制订完善的证人保护制度是保证证人出庭的前提，是完善我国诉讼制度的内容之一，也是实现公正高效审判目的的需要。在借鉴别国成熟经验的基础上，应该根据我国的国情尽快制订专门的证人保护法或将证人保护制度以专门章节列出，对证人的权利义务、保护范围、保护措施、保护措施的启动条件及运作程序、保护机关等问题都应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