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谁先提出劳动竞赛的主张

《社会科学报》2月22日第193期刊登赵春明同志的《谁先提出劳动竞赛主张》,发表了与恩格斯不同的看法,引人注目。恩格斯于1844年说过:迄今“只有傅立叶一人”对劳动竞赛“作过一些说明”。作者却指出:在傅立叶之前,“早在18世纪中叶”,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马布利就已经提出了未来社会实行劳动竞赛的主张,并且引用他于1789年(这该算18世纪后期,而不是中叶--笔者注)出版的《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一书中关于要把劳动竞赛的奖品授予优异的农夫、牧人、工人等七种人的一段话为证。     

论霍布斯经验主义基础上的自然权利理论

霍布斯以经验主义方法在人的自然欲望与需求中寻找自然权利的根源,并以自然权利为核心构筑起整个政治理论体系。虽然他对于个体权利界定及对人性理解过于狭窄,导致了个人主义与专制主义的奇异结合,但其自然权利理论仍然不失为构筑完整的社会批判系统的初步尝试,即"个体权利——共同体价值"批判系统。个体权利与共同体价值是密切对应、互为规定的关系,对二者内涵的不同界定体现于这一批判系统的演变过程之中。     

现代共同体的分裂困境及其矫治

共同体是人类生命活动展开的必然形式,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近代以前的人类社会是共同体本位社会,共同体作为一个统一整体凌驾于个人之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动了现代个人的产生,随着个体意识的觉醒、个人主义的不断膨胀造成了个人与共同体关系危机的产生、现代共同体日益陷入分裂困境,成为人类普遍面临的时代问题。马克思对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实践生存论把握、从生产方式切入对共同体的历史性理解以及作为人类未来理想共同体形式的"自由人联合体"愿景的提出,构成了矫治现代共同体分裂困境的经典视域,"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则是当代中国以马克思共同体理论为遵从,而提出的应对危机的中国方案。     

马克思关于个人与共同体关系思想的研究状况

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思想蕴含的重要维度,目前国内学术界相关研究进展主要表现为:指认了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所具有的前提性和基础性地位;揭示了马克思语境中"个人"与"个体"、"共同体"与"社会"等核心概念具有性质不同的内涵;对马克思的个人观、共同体理论做出了较为系统的解读并在一定程度上触及马克思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思想;分析了中国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历史传统与现代困境。但是,已有研究还没有把马克思个人与共同体关系思想系统地、整体性地呈现出来,问题研究视角单一,经典视域缺失、现代性视域缺失以及当代中国视域不足,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破解。     

新时代边疆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活之维

现代国家共同体意识是在一定社会生活交往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而来的，是现代国家政治与社会不断互动、演化的复合产物。边疆地区是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场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回归到边疆地区社会个体的日常生活之中。进入新时代，我国边疆地区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国家治理的转型、社会发展的变革、文化多元化等因素塑造了边疆社会政治生活新格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超拔于社会日常生活的抽象国家意识形态，必须融入边疆社会个体的日常生活之中，并使其成为“自然而然”的情感依恋。党和国家要积极寻求将国家意识历史记忆与现实生活的有机融合、根植于边疆社会个体生活的国家信仰与价值诉求、推动边疆社会振兴发展以增进个体对共同体意识认同的自信。     

国际经济危机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多维审视

与资本主义国家过分强调个体利益与资本自由的经济制度体系相比,中国以"结合"为特征和以"平衡"为实现机制的经济制度,为社会整体与个体良性互动提供了制度支撑;与资本主义国家过分强调对立、制衡、优胜劣汰的政治制度设计相比,中国以统一、同心、协同并进为特征的制度设计,传承和优化了传统家国体制巨大的社会凝聚力、平衡力和再生力;与资本主义固有本性形成的"生死竞争"逻辑相比,中国以"和谐共存"为主要特质的制度安排,培育了传承中国传统生存智慧、符合事物发展规律、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心理认同基础、基本行为理念与核心价值观念。     

国际关系学视野下的人性善恶问题

作为个体和动物的人,具有为己和自利动机,人出于为己和自利动机可能善也可能恶。组成社会后,人的为己就导致了社会对其成员拒斥"恶"的手段,以"善"的手段来为己的客观要求,社会中的大多数人表现出善的人性;善的人性表现、善的意识是出于不得不,出于客观的社会存在的制约和要求,人性问题上表现出了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原理。一个社会共同体内部的人性形成机制会重现于国际社会中。     

中西空想社会主义之比较

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 ,中国与西方都存在着空想社会主义。中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是传统的“大同”理想。中国的“大同”理想和西方空想社会主义都要求改造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消灭剥削压迫 ,消灭私有制 ,实现社会平等。在追求社会理想上二者有相近之处 ,而在各自的表现形态上有其不同的特点。中国“大同”理想突出的特点是“大同”、“均分” ;西方空想社会主义则主张“公有共享”。西方空想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直接的思想来源 ,中国“大同”理想则是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条件 ,二者的碰撞和融合是历史的必然。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当代意义考论

"马克思与共同体"是一个当代问题,它的提出与中国社会改革对个体与共同体之间合理关系的呼唤密不可分,因而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当代意义也凸显为一个无法回避的焦点议题。与社群主义的伦理主义范式和滕尼斯等人的社会学范式相比,马克思厘定的共同体概念是一个包含多层次、内涵极其丰富的立体概念,这决定了他的共同体思想不仅具有独特的当代性意义,而且这种意义会在多重面向上得以彰显,我们今天研究马克思的共同体理论,不能只是满足于从哲学史角度单向度地证立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当代意义,而应结合中国社会不断变化的现实需要来予以考察,为"中国道路"提供马克思主义理论支撑。     

腐败行为形成的社会心理机制——基于环境-个体-行为三元决定论的分析

以著名心理学家班杜拉的交互决定理论为分析框架,从社会心理环境、个体心理和腐败行为三种因素互动关系分析腐败形成的心理机制,可以看出,社会心理与个体心理的互动在腐败行为的产生中具有重要作用.为此,应培育健康的反腐社会心理氛围,改善腐败行为滋生的心理环境;提高行为者的心理素质,增强其抵制腐败行为的心理免疫能力.     

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问题的几点思考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通向人类解放道路的必经环节,是到达"真正的共同体"的必由之路,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美好目标。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还处于起步阶段,要充分认识其总体上还处于初级阶段这个实际;要继续完善、拓展和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体系,为其构建实践提供强大的思想指导;统筹发挥个体主体和社会主体两大力量,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主体动力;积极发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未来全球多元现代性的引领功能,为人类解放道路的"一与多"、普遍与特殊提供可能,为逐步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真正共同体"奠定基础。     

宽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底蕴

传统共同体向现代共同体的转变在本质上是个体相互关系纽带发生了改变,即由以情感、信仰为主导的社会关系转变为以利益或价值追求为主导的社会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共同体的最高层次,同时也是共同体发展的最高阶段。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异质性、超越性与自愿性的特征,宽容既是共同体产生的前提与基础,没有宽容的价值观就没有共同体;同时,宽容又是共同体行动与维系的必要手段。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遭遇着意识形态、民族主义、现实主义与霸权主义的掣肘。从宽容这一理念出发,可以从主体、行为与制度三个层面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路径进行理解。     

有机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逻辑关联——基于有机整体主义的视角

以人与自然这一绿色关系为切入点,便会发现人类社会存在非此即彼的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政治共同体便成了人类共同体与自然共同体的分离。有机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的发展共同体基础上主张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坚持怀特海过程哲学的有机整体主义,旨在建构一个生态的世界秩序:即一个由万物相互联系的由共同体组成的共同体,一个符合全世界人民利益的共同体,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共荣共生,形成为了共同福祉的整个宇宙意义上的共同体模式。     

个体与共同体实现和解的两条道路——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继承与超越

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是马克思和黑格尔共同关注的主题,黑格尔通过伦理实体的发展试图实现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和解,马克思则通过社会发展的三阶段来解决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分裂。通过比较发现,在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上,黑格尔的思想是马克思的理论来源之一,马克思对黑格尔有继承也有超越,就继承来说主要体现在,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问题意识并在其社会发展三阶段理论中运用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就超越来说主要体现在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根基上的超越,即马克思通过辩证方法实现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和解有了更为牢固的社会根基——实践唯物主义,而黑格尔的和解是在观念中完成的。     

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体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体思想主要包括三部分:对前资本主义"天然的共同体"的考察,对资本主义异化的共同体的批判以及对未来社会"真正的共同体"的构想。其中,马克思恩格斯以批判资本主义异化的共同体为核心,向前追溯天然共同体的起源与解体,向后科学地构建"真正的共同体"。马克思恩格斯在哲学反思、政治经济学剖析与人类学考察的基础上,从历史溯源、现实批判与未来构建三个维度,对共同体进行了全面阐述,这一思想对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空想共产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之区别

人们通常把空想共产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混为一谈,实际上,这两者是有着严格区别的。最根本区别在于,空想共产主义一般都是主张废除私有制、实行公有制的,而空想社会主义则并不主张废除私有制,而是在既有的私有制、市场商品交换制度中致力于主要体现在分配领域的改革改善。     

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维方式:特质、生成逻辑与内生机制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和精髓,是中国贡献给国际社会的新理念、新话语、新方案、新智慧、新范式。更为重要的是把它升华和转化为思维方式,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思维"(简称"共同体思维")。既然在冷战中能够形成冷战思维,那么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交往实践中也必会生成"共同体思维"。"共同体思维"是"如何看待世界和建设什么样的世界"的国际新思维,其实质就是践行相互尊重、协商合作,实现共赢共享价值目标的实践理性思维;是对冷战思维与零和博弈思维的批判与超越;是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摒弃的健全合理的实践理性思维。"共同体思维"的普遍性生成逻辑与内生机制决定于它在认识上的科学性、利益分配上的合理性、道德上的正义性、认同上的广泛性。"共同体思维"的塑造形成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是辩证统一、互相强化的过程,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持续而又广泛深入的实践中必然被内在化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国际新思维。     

个体与共同体之辨——马克思与怀特海的生命观之共通性

马克思与怀特海在机体思维、辩证思维、关系思维和实践—过程思维方式下,以现代科学为基础,依循感性活动论与历史逻辑形成了超越传统形而上学和机械宇宙论的生命观,并在现实世界、宇宙整体中探究具体主体的生命本质确证、过程展开、意义体现、价值实现等问题,呈现出共通性。马克思立足历史唯物主义与实践人学,以"现实的人"为理论前提,在其能动的感性实践活动中确证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借助"两种生产"区分种生命与类生命,通过劳动和物质生产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展现了个体主体的人与他者、自然、社会的生命共同体关系,在社会历史之维呈现人对生命价值和意义的追寻过程;怀特海则基于有机宇宙论,通过对"现实实有"这一生命最本源生成方式的发生学和形态学描述,寻求宇宙秩序,阐释宇宙的进化与发展,揭示宇宙创化之下个体生命的生存之道,即在创造性进展中超越当下,在不断冒险中实现自我,同时因双向的因果效验建立生命个体与宇宙共同体的有机联系,进而走向具有和谐秩序的宇宙文明。因此,二者的生命观无不有助于摆脱现代性急难并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中民主协商的作用机制与生成路径——以话语交往为分析视角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我国“十四五”时期社会建设的重要目标,民主协商是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组成。在这一背景下,以强化交往能量场、协商对话与话语共识等话语交往的积极作用为发力点,能够有效理解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中民主协商的治理价值。在治理实践中,民主协商是通过问题引导机制、结构组织机制、协商对话机制以及协同行动机制提升社会治理效能。面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应将提升交往能量场的治理能力、建立协商对话的运行规则、坚持话语共识的实践导向以及增强多元主体的治理共同体意识作为民主协商路径的重要建设内容。     

习近平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思想研究

习近平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是在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建立国际新秩序的理论基础上结合时代的变化和实践发展提出来的,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重要标志、以"合作共赢"为理论导向、以"一带一路"为战略指引是其思想特点。习近平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符合《联合国宪章》的精神,相比其他大国比较符合世界人民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