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集资诈骗罪

新刑法第１９２条增设了集资诈骗罪，为司法机关依法严厉打击集资诈骗犯罪活动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这对于维护金融管理秩序，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保障社会稳定和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依据新刑法有关规定，结合司法实践，就集资诈骗罪若干问题作些粗浅探析。一、集资诈骗罪的构成按照新刑法的规定，集资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行为。这里的“使用诈骗方法”是指行为人采用虚构集资用途，以虚假的证明文件和高回报率为诱饵，骗取集资款的手段。“非法集资”是指法人、其他组…     

集资诈骗罪若干问题探析

一、集资诈骗罪的构成按照新刑法的规定，集资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行为。这里的“使用诈骗方法”是指行为人采用虚构集资用途，以虚假的证明文件和高回报率为诱饵，骗取集资款的手段。“非法集资”是指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未经有权机关批准，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的行为。集资诈骗罪的构成特征是：（一）犯罪主体的多元性。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只要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就能成为本罪的主体。此外，公司、企业和其他组织等也能构成本罪的主体。这里有两个问题需注意：（…     

集资诈骗罪的司法困境与罪群立法完善

集资诈骗罪一方面被认定为特殊诈骗罪,与诈骗罪表现为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另一方面又被当作“加重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因此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出现了“骗”与“被骗”的构成要件缺失却依然构成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欺骗”与集资诈骗罪中的“诈骗”混淆不清、两罪以“非法占有目的”为区分标准的主观化趋势的问题,从而导致“非法占有目的”在被扩大化的同时又被弱化,进而造成集资诈骗罪被矮化、限缩。应从金融秩序法益的立场,回归集资诈骗罪的金融犯罪属性,重塑诈骗罪与集资诈骗罪的关系,明确“欺骗”“诈骗”的同质性,增设“骗取集资款罪”,调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规制范围,构建体系化的集资诈骗罪罪名群,化解集资诈骗罪刑罚供应过度与不足并存的尴尬。     

吴英案的教训和思考

对吴英案的定陛一直存在争议：是集资诈骗还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非法集资还是民间借贷？如何定性决定吴英生死命运。所谓集资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集资数额较大的行为。吴英筹集资金虽然数额巨大，达数亿元，但并非以占有为目的，筹集来的资金全部投入发展企业，     

八月份企业界犯罪案件追踪

甘肃大圣科技公司总经理等7人非法集资等案开庭 8月1日，甘肃“大圣科技非法集资案”在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检察机关以大圣公司总经理张思东、副总经理赵世荣等7人涉嫌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合同诈骗罪提起公诉，认定集资诈骗金额人民币9700多万元。     

涉私募基金非法集资案件司法认定及证明路径

打着发行销售私募基金的幌子，通过公众媒体或报告会、分析会等方式进行公开宣传，向不特定社会公众吸收资金并以签订回购协议等方式承诺还本付息的，属于变相非法集资。办理涉私募基金非法集资案件，可以根据涉案私募基金信息披露情况、募集资金实际用途、非法集资人归还能力等要素，综合判断非法集资人是否使用诈骗方法、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对集资款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应当认定为集资诈骗罪。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本质及立法失误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从本质上看属于非法集资行为,但是,由于立法的偏颇,导 致对本罪与集资诈骗罪联系起来分析时,产生了刑法对明确以“非法集资”作为目的行为的 犯罪进行打击时,打击的是诈骗行为而不是非法集资行为,而未见“非法集资”只言片语的 条文却执行着打击非法集资行为的职能。因此,立法语言要尽量明确、清楚,避免歧义。     

从吴英案看集资诈骗罪的司法认定

判断某一行为是否成立集资诈骗罪,必须考证行为人是否使用诈骗方法,是否向社会公众非法集资。在吴英案中,集资对象是特定的高利贷经营者,并非不特定的多数人,且借贷双方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因而排除"社会公众"和"诈骗"要素的存在。     

试论金融诈骗案件的特点及侦查措施

金融犯罪案件是指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规,以骗取金融机构财产或信用为目的,侵害国家金融管理制度,破坏金融管理秩序,触犯刑律,应受到刑罚处罚的犯罪案件。根据《刑法》第三章第五节的规定,金融诈骗罪包括非法集资诈骗、贷款诈骗、金融票据诈骗、信用证诈骗、信用卡诈骗、保险诈骗等犯罪。     

浅析集资诈骗犯罪

售资诈骗犯罪是金融犯罪的一个种类,集资诈骗犯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行为.该罪的主要特征是:客体是国家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和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客观方面表现为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行为;该罪的主体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单位;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而且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集资诈骗案件刑事管制的逻辑与现实——浙江东阳吴英集资诈骗案一审判决的法律分析

现有的集资诈骗案的刑事管制逻辑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在浙江东阳吴英集资诈骗案一审判决中得到集中体现。在三个关键的构成要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上,吴英的集资行为都无法满足集资诈骗罪的认定条件。追根溯源,这一判决在很大程度上根基于现有刑法对于非法集资规制的逻辑混乱,也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非法集资相关法律保护对象的异化结果。     

诈骗罪与集资诈骗罪的规范超越:吴英案的罪与罚

吴英案的核心问题是:是否成立集资诈骗罪,应否判处死刑?成立集资诈骗罪的核心要素是"使用诈骗方法","诈骗方法"既要考虑诈骗罪的基本原理进行一般性理解,也要考虑融资领域的殊异性进行特别限制。不宜将教义学设计的诈骗罪构造条件绝对化;应当与时俱进地对诈骗罪的"欺骗行为"进行缩限性解释;必须对集资诈骗罪中的"诈骗方法"进行二次缩减;生活、市场、投资和投机四领域的欺诈标准各有春秋。在动用死刑时,既要从危害性、罪名关系等角度检讨集资诈骗罪死刑的立法正当性,更要从被害人过错、行为人罪责等角度考量集资行为的可谴责性。     

最高法:房产售后包租敛财最高可判死刑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解释规定,不具有房产销售的真实内容或者不以房产销售为主要目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售后包租、约定回购等方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敛财",将构成集资诈骗罪,最高可判死刑.     

一些人为吴英辩护的理由

吴英案不构成集资诈骗罪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吴英案被泛称为涉及非法集资，这个说法稍微有点笼统。通常理解的非法集资，就是刑法概念上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这个罪名长期受到法律界人士诟病，曾轰动一时的企业家孙大午就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牺牲品。但是，法律意义上的非法集资不光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还有集资诈骗罪，本次法院判处吴英的罪名就是集资诈骗罪。     

论刑法介入民间金融活动的原则和界限——以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为切入点

民间金融活动是指民间所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单位或个人为经济经营进行资金融通的活动。现阶段应加强金融行政立法,以规范相关活动,不能让刑法冲锋陷阵来弥补前置法的缺失和不足。民间金融活动中的非法集资从形式上来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集资者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社会公众的资金(主要指集资诈骗罪),对其认定应强调行为人的诈骗目的;另一类是非法集资活动(主要是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这一类行为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争议颇多,也是目前刑法是否需要和如何进行介入的焦点问题。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认定界限,其中关键也是最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解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公开性"、"犯罪对象不特定性"的规定内容。     

执行《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的若干问题（下）

执行《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的若干问题（下）张承关于金融诈骗方面的犯罪一是《决定》第八条规定的集资诈骗罪。本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非法集资的手段，诈骗他人钱财的行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本罪的本质特征，《决定》第八条对此作了明确规定。但...     

十一月份企业界犯罪案件追踪

温州80后夫妇非法集资涉案7亿多元被批捕 10月27日，浙江省永嘉检察院以涉嫌集资诈骗罪和非法经营罪，依法对集资诈骗高达7亿多元、非法承兑汇票5亿多元的犯罪嫌疑人施晓洁，作出批捕决定；以涉嫌非法吸收存款罪，对刘晓颂作出批捕决定。     

集资诈骗罪对象研究中的认识误区及其辨正

由于对集资诈骗罪对象的理解不同,实践中在个案的定性上出现了差异.将作为集资诈骗罪对象的“社会公众”限定为不特定多数人并将其作为集资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的重要区别,是目前我国刑法学界在集资诈骗罪对象的研究中存在的认识误区.实际上,这一学理解释结论既无法承担区别集资诈骗罪和普通诈骗罪的任务,在面对具体问题时又无法得到坚持和贯彻;既会带来逻辑上的误识,又与集资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没有必然联系.集资诈骗罪中“社会公众”的核心在于“多数性”,而不是“不特定性”.集资诈骗罪对象的辨正,对于集资诈骗个案的司法认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集资诈骗罪的行为特征

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12月13日公布的《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一条规定了认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4个条件，第二条规定了应当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论处的11种情形（以符合第一条规定的4个条件为前提）。第四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实施本解释第二条规定所列行为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的规定，以集资诈骗罪定罪处罚。”     

涉及民间借贷违法犯罪的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在办理非法集资犯罪案件的过程中,我们应从犯罪行为人的主观心态、集资行为方式、集资对象等方便进行考察,以界定行为所针对的对象是否为社会不特定对象。在对非法集资犯罪行为人非法占有目的进行认定时,要走出以犯罪结果为依据的客观归罪误区,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应当界定非法集资犯罪行为赃款的范围并明确追缴主体及其职责。非法集资共同犯罪的正犯包括集资人本人以及与集资人共谋并通过各种形式分得赃款的行为人。放任犯罪结果发生的下线人员属于集资诈骗罪的帮助犯,对不知资金获取人存在诈骗故意而将非法吸收的公众存款转贷给诈骗行为人的下线行为人,应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