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治袪魅与法治返魅:社会冲突治理的二维路径

随着我国正式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我们在品尝经济发展成果的时候,也面临各种各样"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验和挑战,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因不同陷阱或矛盾纠纷引发的社会冲突时有发生,并呈现出易发、并发和多发态势。究其触发因素,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结构、自然条件和国际环境等多个方面,而从治理方式上看,则主要是在人治与法治的对弈与博弈格局中,法治不足、人治突显,于民众主要表现为:面子心理、打劫心理、从众心理、闹大心理和求人心理,于运权者则表现为:血缘政治,权力家族化;圈子政治,权力部门化;条子政治,权力人情化;特权政治,权力私有化;交易政治,权力商品化。所以,从治理的视角和理念看,实现我国社会冲突有效治理的基本路径就是去除人治、树立法治,即人治祛魅、法治返魅。     

基于需求层次理论的社会情绪疏导路径

随着我国社会转型发展,利益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舆论场中的价值观念冲突频繁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公众的消极情绪,为社会管理埋下了隐患。从心理需求层面分析,积极理顺社会情绪,把握社会舆论发展规律,不仅有助于进一步缓解社会情绪、理顺社会管理体系,也有助于全面提升民众的政治素养和社会管理参与水平。     

民众政治秩序观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我国C省居民的抽样调查

文章运用政治社会化理论,解释影响民众政治秩序观的主要因素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在"经济—社会地位"模型中,个人经济地位与受教育程度有助于形塑民众自由、开放的政治秩序观,而生活满意度则使民众对政治秩序的价值取向趋于保守。在"政治境遇与实践"模型中,政治身份和地位使民众的政治秩序观趋于封闭、保守;维权抗争经历对民众的价值支持有重要的积极作用。更值得重视的是,民众的政治秩序观在很大程度上受"闹事逻辑"的影响,认同"闹事逻辑"的民众在价值认知上较保守,但其价值支持却更自由、开放。进一步的心理机制分析显示,民众秩序观的价值支持不仅受价值认知的驱动,还受家长权威意识尤其是"闹事逻辑"等心理动因的影响。     

九一八事变后知识精英与东北民众的社会心态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在中国东北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一场侵华战争,并于1932年2月在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日本的殖民统治不仅给东北地区的政治结构、经济生态、社会文化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更给东北各阶层民众的社会心理带来了严重伤害。东北各阶层民众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社会心理呈现出不同的态势。     

论文化矛盾与社会稳定的关系

文化矛盾是指社会思想文化领域内和人们的精神世界中的矛盾和冲突,它本质上是社会物质利益矛盾的反映,但又具有自身的相对独立性,通常表现为人们的信仰、思维、观念、意识、心理、情感等方面的一系列矛盾和冲突。文化矛盾和文化冲突是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特殊而关键的因素,是引起社会动荡的内在诱因。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冲突和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矛盾,已对我国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构成不容忽视的影响。化解文化矛盾,必须提高领导和工作艺术,正确处理实践运作中的一些重大关系。     

我国民众的政治认同分析

政治认同是政治统治合法性的理念基础,是实现和推动社会政治发展的重要资源和动力,对维持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具有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民众的政治认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基于物质和情感需求的满足程度而始终处于动态状态,围绕"基本认同"上下波动。总体来看,我国民众的政治认同主要围绕物质利益的获得与受保护情况、社会政治生活的有序与否、情感与尊重的满足情况以及未来期望能否逐步实现等四个基本向度展开。利益失衡、情感上的落差以及政治权力异化是导致民众政治认同不稳定的主要诱因。培植民众政治认同就要从民众利益的实现与保障、民众情感的维系与加强以及政治权力的规范行使等三个方面去努力。     

论大学生网络心理冲突及其消解

认知心理、情感心理、意志心理、人格心理及社交心理等方面表现在网络心理冲突的消解应从加强心理锻炼,培养良好的网络心理素养,增强化解网络心理冲突的能力;积极进行心理疏导,及时排解网络心理冲突;加强和完善网络立法、管理与技术,净化网络环境,切断心理冲突源等三个方面予以重视。     

集体决策的政治与协议的政治——解决冲突的两种公平方式

政治是对人们之间冲突的解决。一个理想的社会是不存在冲突的社会,但当冲突不可避免时,政治文明的进步就表现为不断寻求更公平的冲突解决方式。在现代条件下,这就表现为建立和完善集体决策的政治与协议的政治。同时,虽然在某些时候我们的行动可以不考虑公平的要求,但这些行动必须以将我们与冲突者的关系重新纳入公平框架之中为目的。公平意味着冲突中的各方不能自行充当其他人的裁决者,而必须让制度来裁决他们间的冲突,集体决策的政治与协议的政治就是建立这种制度的两种方式。     

论情感类电视节目的导向问题

近年来,我国电视节目中,关于民众的情感节目,占了不小比例,电视情感节目在关注民众生活,缓解民众情绪,倡导健康向上的社会文化氛围方面,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综观各种节目,也越来越多的看到心灵的碰撞、价值观的冲突,甚至在节目中出现恶语相向、大打出手的场面。这不禁让我们深思,我们应以怎样的态度来对待冲突与问题？如何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首先,媒体要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在注重收视率的同时,要顾及群众感情,提高节目品味;其次,既要弘扬传统价值观,又要宣传法律法规;再次,追求收视率,要走创新之路,不能以涉及他人隐私来满足人们的好奇心。     

社会冲突触发因素的政治学分析

我国的社会冲突正进入频发、高发期,性质复杂,治理任务艰巨。引起社会冲突的根源庞杂而多样,不同学科的学者给出的解释框架和分析方法不尽相同,论说的出发点和侧重点也各有千秋,但系统性建构还有待深入,政治学界在此领域的研究更显薄弱。从政治学的视角就诱发社会冲突的根源及其动力做多维系统分析十分必要。目前,触发我国社会冲突的七大主要因素有:(1)经济因素:城乡、地区及社会主体间的利益差距与不均;(2)政治因素:政治认同的式弱、递减和背离;(3)文化因素:传统参照、知识差异与心理惯性驱使;(4)社会因素:内生性力量抗争与外部性力量策动;(5)自然因素:边界性问题使然和政治应力点薄弱;(6)媒介因素:信息失真与信息失灵交错;(7)国际因素:多重效应传导与多种方式浸渗。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形成了决定社会冲突演化方向的环境合力,并在不同的个案中呈现不同的效用。为此,在面对社会冲突时既要系统把握又要注重个案分析,采取多维而立体的治理策略。     

论社会转型期政府公信力的提升

当代中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期,新旧体制的摩擦与冲突、社会利益的分化与组合、价值观念的多元与多变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政府的公信力。提升政府公信力现已成为社会转型期民众的普遍共识和一致期待。社会转型期,提升政府公信力要从政府职能的转变、依法行政等多方面进行。     

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与成长——基于当前政治生态的分析

近年来,社会组织在我国繁荣发展。作为公民社会的载体,社会组织的出现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社会组织的影响已经深入到民众生活的诸多方面,逐渐成为能够反映广泛社会需求的有效组织形式,成为我国社会政治发展的推动力量之一。通过对社会组织的发展与我国特有政治生态的相关性分析,一方面表明社会组织的发展对我国政治结构的型塑作用,另一方面也表明在当前我国政治结构的适应性转变中必须认识、把握社会发展规律。     

转型期我国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多源流分析

群体性事件作为社会冲突的一种极端表现形式呈现多发态势,参与人数、发生频率逐年增长,冲突程度日益加剧。群体性事件的频发对社会秩序、稳定产生极大冲击,给公共安全带来严重影响。社会群体性事件具有复杂系统的非线性特征,线性的分析模式无助于深入理解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理。运用非线性的多源流理论分析群体性事件中问题源流、社会心理源流和政治源流的形成与发展,对于群体性事件的治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论社会冲突与政治体制改革的非线性关系

国家与社会的重叠以及尚未完善的利益分配体制塑造了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的治理情状,也描绘出贯穿改革开放进程始终的制度变革线索,这使当下中国的社会冲突具有了国家色彩与政治敏感色彩,刚性的纵向问责制又会使相关治理主体人为地放大这一色彩,部分消解了社会冲突对于改革绩效与路径选择的重要评判功能。与此同时,改革开放的政策创制已渐从经济与政治层面过渡到社会生活层面,于日常生活中初露端倪的政治意识驱使人们夸大收益不平等的主观感知,寻求政治对话以维护现实权益渐成民众的自觉行为。当这种行为遭遇体制路径的狭窄与承接载体的缺失时,必然引发"对话"的经常性冲突与"生活的政治"。这一方面决定了社会冲突的客观常态性,另一方面也表明其具有的非颠覆性的表征。另外,以消解特定社会冲突事件为旨归的应激式改革必然呈现碎片化、短期性的形貌,难以建构并固化为系统性的社会政策以及富有张力和一定外延的社会行为,这从决策方式与民主主体两个方面模糊了社会冲突与民主改革的线性指向性关系。因此,不能过度解读社会冲突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联进而放大民主政治建设对于治理社会冲突的功能。审慎而理性地认知其非线性关系是根本消解社会冲突的必要过程,更是系统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题中要义。     

农村群体性事件多发的深层原因与治理路径探析——基于中原地区6县(市)的调查

通过对中原地区6县(市)的调查发现,农村群体性事件多发存在三个深层次原因:一是民众社会心理出现偏差,二是缺乏畅通的诉求表达途径和合理的利益博弈机制,三是群体性事件处置中存在"政府失灵"现象。针对这三个原因,提出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治理路径:塑造公平诚信的社会环境,消解群体性事件多发的社会心理基础;构建合理有效的诉求表达与利益博弈机制,促使群体利益纠纷自我化解;提高基层政府的治理水平,妥善解决各类群体性矛盾冲突。     

社会资本对社会各阶层政治距离的影响

中国的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总体呈现出不平衡、不协调的特点已引起一系列的结构性社会问题.社会结构的深层次矛盾表现在政治结构上就是政治距离.政治距离影响了社会各阶层对政治生活的关心度、对政府的信任度和各阶层获取敢治资源能力.从社会资本视角切入,社会资本对各阶层政治距离的影响因素表现为:信息交流与获取决定了各阶层间的流动性,高阶层的影响决定了各阶层间的政治距离,阶层社会信用决定了阶层之间的政治距离,阶层间的政治距离强化了身份和认同感.     

社会冲突视阈下的和谐社会解读

冲突是人类社会不可避免的政治现象.人类政治生活中冲突的客观性注定了和谐社会并非是没有冲突的社会,社会冲突功能的两面性决定了和谐社会是冲突与合作共存的社会,现代化转型的特殊场景决定了和谐社会必然是在不稳定中寻求稳定的社会,构建制度化的冲突调控机制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由之路.     

新二元社会结构中的社会心理距离实证分析——苏州市外来工抽样调查资料分析

本文以对苏州地区外来工情况的抽样调查资料为依据,对城市新二元社会结构条件下外来工与城市居民两大社会阶层的社会心理状况进行分析,认为外来工与城市居民在外来工融入城市社会方面存在明显社会心理落差,这种社会心理落差有其客观必然性,其中一些不良社会心理落差影响和谐社会构建。消除不良社会心理落差须适当照顾既得利益,适时扩大既得利益;积极弥补利益受损群体,加快外来工群体社会地位追赶步伐;加大舆论宣传引导力度,倡导健康的社会心理心态。     

社会冲突:破坏抑或建构——基于典型样本的现实解读

对于身处转型社会、风险社会、网络社会同步来临的当前中国来说,社会冲突的出现及其日趋复杂化是不争的事实。但诸多案例表明,社会冲突在具有负面影响的同时也有正向功能。它能促进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带动社会整合,发挥"社会安全阀"的作用。农村社会冲突及随之而来的农业税费改革、贵州瓮安事件及其区域政治生态环境的改善、江苏启东事件及地方政府公共决策的优化等典型样本是对社会冲突发挥建构性作用的直观反映。当然,社会冲突能发挥建构性作用,是建立在相应机制予以承接的基础之上。推动社会冲突成功转化的四个重要机制是:必要的政治妥协:构筑冲突缓释的必备空间;提升政府公信力:释放冲突转化的重要信号;促进协商沟通:为冲突转化提供有效载体;有为的制度建设:为冲突转化提供坚强保障。     

恐怖主义活动的社会心理危害及对策探讨

恐怖主义活动的社会心理危害形成机制是一种连锁反应,恐怖主义活动产生恐怖效应,恐怖效应引发不良社会心理,不良社会心理引起社会心理动荡,社会心理动荡影响社会稳定.应提高对恐怖主义活动社会心理危害的认识,树立反恐意识、加强反恐警戒,了解恐怖主义活动目的与动机,进行反恐心理与行为训练,提高民众心理素质、增强心理承受力,积极应对恐怖袭击、及时疏散不良情绪,做好恐怖后心理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