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蜡染艺术的稻作文化内涵

世代生活于南方的“越人”是稻作文化的创造者，现今依然穿着蜡染服饰的“百越”民族后裔，世代耕种水稻。从稻作文化投射于蜡染艺术中的深层内含，可窥视古代农业社会发展轨迹、农耕文化心态及其思维方式。     

百越民族“饭稻羹鱼”在贵州都柳江流域的传承与发展

史载的"饭稻羹鱼",是古代百越民族主要的生计方式,这种生计方式在今天贵州都柳江流域的百越民族后裔中不但得到了良好的传承,而且文化上还有所发展,人们将种稻与养鱼巧妙安排在同一季节同一生产场域内进行,不仅传承了百越民族"饭稻羹鱼"的生计方式,也赋予了山区梯田稻作农业在生态维护与农耕生产方面的新生态文化内涵。     

侗族民歌与《越人歌》的比较研究

我国古代东南沿海的“百越”,是中华民族重要的组成部分。浙江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经碳素测定有七千年左右的历史,遗址中出土的籼型栽培稻、干栏式建筑、造船遗物和玉、石、陶、木等制成的工艺精品,显示了“百越”在当时就已有了相当发达的原始工、农业和文化艺术,因此,探讨“百越”文化,将有助于人们研究我国伟大的古代文明。 由于“百越”本身没有文字,现能看到的“百越”资料,都出自汉文古籍,但记载甚少,特别是与”百越”语言有关的文献资料,由于汉、越语言差异较大,凭汉文难以窥其原     

论百越族裔的纹身与龙崇拜

百越族群是我国最早吸收龙文化的民族群体之一，崇拜龙图腾并将图腾形象绘制或镂刻到自己身上———纹身，这是古代越人的传统，也是百越族裔服饰文化的一大特色。纹身作为一个极为重要的服饰文化特征，为后来的不少百越民族后裔所承袭，而成为整个百越民族文化的一个特质...     

罗家伦与近代中国民族理论研究--以民族、民族性、民族国家为中心

在对原始民族、少数民族和边疆民族的族群文化及其历史进行的研究成为近代中国民族学主流的情况下,罗家伦从近代欧洲民族及民族国家兴起的历史与理论出发,对民族、民族性的构成要素、形成过程及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与类型等民族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阐释,并最终落实到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基点上。他对民族基本理论的阐释在20世纪40年代具备了较高的理论水准,在近代中国民族理论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     

西双版纳傣族传统聚落规划思想的文化渊源

西双版纳傣族传统聚落的原始规划思想是多元文化的体现 ,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民族文化与二元宗教文化特色。在传统聚落原始规划思想中 ,凝聚着古代百越文化、傣族村社文化、原始宗教文化和佛教文化等内涵。研究其文化内涵 ,探索其演变规律 ,对科学规划傣族小城镇和发展傣家“乡村旅游”具有现实意义     

贵州世居民族的制度文化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有史以来，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民族文化，既包括各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又包括其顺应时代发展而发展变化的复合文化要素的结晶。对其进一步研究，展望我国现代化的发展，将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采取历史民族学的比较研究方法，就贵州民族制度文化形成的背景、民族界线与同一性、地域差与多样性、双向导通与连续性、民族制度文化更新的潜在价值等侧面进行分析”为深入探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提供更多的资料。一、民族制度文化形成的背景贵州地处云贵高原的东部，东邻湖南省，南界广西壮族自治区，西接云…     

湘楚文化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内涵——兼论优秀民族精神的培养

中华文化是由多民族、多区域文化汇聚而成的一体多元的大文化。黄河流域的周文化与长江流域的楚文化是构成华夏文化的两大源头。楚文化曾为中国古代文明作出过重大贡献 ,其精神内核是构成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因素。湘楚文化是楚文化的延续与发展 ,曾经深刻影响 2 0世纪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要培育和构建新时代民族精神 ,就必须挖掘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 ,提倡符合民情、富有特色的人文精神 ,汲取世界各民族优秀的精神成果 ,与时俱进     

建设民族文化殿堂之路

引言云南是一片古老的土地。在这块土地上发现了1500万年前的开远腊玛古猿，800万年前的禄丰古猿，170万年前的元谋人化石。在现今世界上所发现古猿化石的7个国家中，以禄丰的资料较为丰富。“元谋人”，早于“蓝田人”、“北京人”，把我国发现最早人类化石的年代推前一百多年，掀开中国历史的第一篇章。云岭之南的这片土地，生息着53个民族，第四次人口普查，4000人以上的少数民族有25个民族。千百年来，他们不仅参与了中华民族的形成，而且以智慧和劳动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晋宁石寨山和楚雄万家坝古…     

地理环境与民族关系

文章以中华民族关系和云南民族关系格局为对象,探讨了地理环境对民族关系的影响.作者认为,民族关系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民族分布格局基础上,不同民族在物质生产过程中进行经济文化交流而形成的.由中华大地辽阔的疆域和复杂多样的地理条件所决定的中华民族的多元起源和多民族长期共存的格局,是中华民族关系形成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中国地理环境的区域多样性和整体统一性相互联系、共同作用的结果,使得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既表现为多元、多区域、多中心不平衡发展,又呈现出多元、多区域、多中心文化向中原文化内向汇聚和中原文化向四周辐射的特点.时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统一与分裂交替出现,统一长于分裂并日益巩固这一历史大趋势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东西两大块、南北三带的地理特点,使汉族的农耕文化和众多少数民族的游牧文化形成分野清楚而又天然地互相依赖、互相补充的关系.独特的地理区位特点使云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西南门户和连接中国内地与东南亚、南亚国家的通道.加强了云南各民族与祖国内地、云南各民族与东南亚、南亚国家民族以及云南各民族的相互关系;云南各民族在多样的自然条件下形成的多种经济文化类型,有利于各民族之间互相依存、优长互补的民族关系的形成和发展;由云南地理环境所自然形成的"边内结构"和"山坝结构",对云南民族关系格局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心灵的开启与去蔽--例说侗民族的处境意识与以邻为善观

侗民族属百越民族后裔,在对待邻居(包括作为人的"邻居"、作为自然的"邻居",以及观念世界里作为"神鬼"、"精灵"的"邻居")的态度上,其特点是以一种自我显露和胸襟敞开的"无蔽"与"去蔽"方式去展开与"他者"的对话.本文主要以侗民族"如何和为何相信鬼魂"为例,对观念形态中的"宇宙五界"说及其"处境意识"和"以邻为善"观之形成,作价值维度与理论意义的描述与探究.     

弘扬雁门文化传承民族血脉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精神得以形成的重要土壤,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雁门文化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弘扬雁门文化,传承民族血脉,对于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具有重要意义。     

坚守还是改变:中国西南古代民族研究“三大族系说”的多学科讨论

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多元"历史过程逐渐被揭开,中国各民族起源、形成与发展研究不断深入的背景下,古代民族研究不能再简单地理解"中华民族共祖"的丰富内涵。通过重读有关古典文献材料、系统梳理新近考古发现、专题探讨语系与族系的关联、汲取中国民族史与西南区域文明史研究新成果等多学科、多视角研究与讨论,把中国西南古代历史归结为"氐羌、百越、百濮""外来族群迁入结果"的叙事体系,已然无法立足。"三大族系说"是在20世纪中期"民族国家建构"运动中,处于"无献无征、考古无证"情境下产生的学术假说,已经证明是错误的。当前不少历史叙述,面对学术界的新发现、新成果,却不加甄别地沿用旧说,造成西南古代民族历史叙述上的混乱,必须将以修正。中国西南古代民族研究,要立足本土文化脉络与地方传统的梳理,摒弃"外来"思维,实现从"外来叙事"到"本土陈述"的回归。把材料还原到当地民族与文化大背景之中,才能正确地理解古代西南民族与区域历史和地方文化的关系,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丰富多样的历史进程。对"三大族系说"在内的近代以来中国学术史上习以为常的"外来说"叙事传统,包括各种"大迁徙""大传播""大叙事"等"典范历史"与"民族常识"的反思与再出发,有助于深化对中国历史发展基本逻辑的认识,推动学术创新与进步。     

民族节日文化与民族经济的发展

在我国幅员辽阔的土地上,居住着56个兄弟民族,各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独特的生存方式、信仰意识、性格气质、礼仪习俗、风土人情、节日祭祀等传统经济和文化;其中,最能展现本民族风采和文化的是各自的传统节日。全国各民族的传统节日有500多个,如汉族的“春节”、蒙古族的“那达幕大会”、傣族的“泼水节”、景颇族的“目脑节”、彝族的“火把节”、白族的“三月街”、藏族的“传招节”、维吾尔族的“古     

百越族系民族及其文化特征

百越即古代越族,是我国古代长江以南最大的一个族群,因支系众多,战国末年又称为百越。百越民族各支系虽在文化上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异性,但总的说     

民族文化与情感的历史彩绘——海南黎族与台湾高山族文身艺术探究

海南黎族和台湾高山族的众多族群中,都同是我国古代“百越的后裔。尽管他们从老祖宗那里分手已有六千多年的历史,各自居住在祖国台湾岛和海南岛上,至少有两百代人没有什么往来,但由于血缘同根、文化同源的缘故,他们之间的文化与情感的表现,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与相同之处,文身就是他们文化与情感凝结的血肉彩绘。     

回归学术主体性:东南民族研究的三个省思

中国东南地区各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具有一些与西南、西北、北方各地少数民族所不同的历史文化特征.学者们在研究这些历史文化特征的时候,往往存在三个值得省思的问题.一是文化的边缘心态,即预设东南地区民族及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基本上是从北方中原传续过来的,从而对东南地区民族历史及其文化的研究产生许多偏颇甚至不切实际的负面作用.二是历史与现实的偏离.历史文献及“历史的集体记忆”和原本的历史发展轨迹常常存在着较大的距离.我们在研究中国东南地区民族史的时候,假如过于执著于历史文献的记述和所谓的“历史的集体记忆”,恐怕都将不知不觉地被引入比较偏颇的学术困境.三是民族学的政治性导向.如果过分强调不同民族的自我表现及其特殊性,势必给整个国家与民族带来许多不稳定的因素.政治性导向的正确路线,是应该发扬中国传统中的民族大融合的趋向,而不是刻意强调甚至制造不同民族的自我意识.     

民族精神,我们还需要什么?

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文化中固有的、稳定的、持久的、优秀的历史传统,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具有凝聚、调节、推动、教化功能的一种活的精神力量。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有很多具体而生动的表现形式和内涵。     

以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 繁荣发展草原文化

党的十七大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使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富资源。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并提出,让“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     

司马迁的民族思想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谱系建构述论

司马迁的民族思想是在汉朝大一统国家建立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大一统”国家观念是司马迁民族思想的基础,也是汉武帝“中国一统”民族思想在《史记》中的表达。司马迁第一次系统建构了“五帝世系”,“五帝”是一脉相承具有血亲关系的中华人文初祖,也是汉朝疆域内各民族的共同祖先,即“华夷共祖”于黄帝。在上述前提下,“华夷”子孙经过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成为一个有内在历史文化联系的民族共同体。以此为逻辑起点,司马迁在《史记》里除了《五帝本纪》之外,还为6个边疆民族列传记述,对汉代的民族共同体进行了系统的记述,由此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谱系。这是司马迁留给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财富之一,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意义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