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限度的法治”不足为治——对法家法治思想的价值评估与反思

学界有一种看法,认为法家的法治思想类似于西方的形式法治思想,可以称之为一种"最低限度的法治",希望能从中探寻法家法治思想的现代价值,使之实现现代性的转化。然而,将法家的法治思想类比于西方的形式主义法治,不仅是对西方形式主义法治观念的误读,而且忽视了法家法治思想中导致极权的思想因子。法家思想遏制社会自治的发展,忽视家族伦常对于社会治理的意义,其中的法治主张并非没有价值因素,但隐藏在其形式主义法治主张背后的是国家至上、君权至上的价值预设。因此,忽视社会自治与道德价值的法家式法治并不是能带来良善的社会治理方式。当下的法治中国建设需要从古代法家的法治思想中吸取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重视对社会自治力的培育,尊重市场和社会的自我发展规律。     

民主与法治:国家治理的双翼

民主与法治是现代国家和社会必须坚守的核心政治价值,是国家治理的双翼。民主是现代国家的治理形式,法治则是现代国家的治理规则,民主与法治在和谐中共生,又在冲突中均衡。对中国而言,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法治是社会主义的保障,因此,在国家治理中应正确把握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关系,把民主与法治有机结合起来,建构"法治民主",推动国家走向善治。     

法治 法治的边界 法治的遗补

依法治国既是一种现代治国理念,也是一种现代政治文明,它在现代世界各国都发挥着极其重要的秩序、规范和保障作用。但同时,法治也不是万能的,它有着自己的缺陷和治理边界。以德治国强调国家治理中道德的约束、感化和自醒作用,是现代治理国家、管理社会中必不可少的精神力量。法治和德治各有自己的局限和治理范围。而法治和德治结合,不仅是治国方略上的“两手抓”,体现了治国哲学中的“两点论”和辩证法,也是对现实人类治理困境的新突破。     

良法和善治:法治视域中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法治国家和国家治理具有共生性、同构性与统一性,"良法"与"善治",犹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相辅相成。在价值上,法治价值孕育和涵养国家治理的基本理念;在制度上,法治体系培植和型构国家治理体系;在过程中,法治能力培育和塑造现代国家治理能力;在效能上,法治建设的成效决定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成败。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法治价值导引法治体系,法治体系规制法治过程,法治过程建构法治国家,最终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道德价值共识:防范和治理道德风险的内在要求

形成和夯实道德价值共识,是预防和治理道德风险的内在要求。当前中国社会道德价值共识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价值信仰的缺失、价值理想的失落、价值标准的模糊和价值取向的多元上。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价值共识属于观念上层建筑的范畴,其内容根源于特定社会的生产方式,产生于现实的交往实践中,并与人的需要紧密相关。道德价值共识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其在实践中的推进需要以利益共享打造道德价值共识的物质前提,以民主法治构建道德价值共识的协商平台,以先进文化增进道德价值共识的社会认同,以社会公正凝聚道德价值共识的内核,以个体德性夯实道德价值共识的基础。     

论法治思维的基点及其基本准则

法治思维,作为一种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思维模式,其逻辑起点是治理活动(包括公权力的运行和广大民众的守法),它具有治理、合法、公平正义与责任等特征。我国当代的法治思维,应立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基点上进行,受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引,并应遵循党的思想路线这一基本准则。只有这样,法治思维才有可能不偏离方向,才能得出正确的思维结果,才能更好地为实现国家治理和社会建设的目标服务。     

论马克思主义法治观中的公共服务性——兼论马克思主义实践法理学的时代性

在马克思主义法治观中,法治是政治社会整体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法律进步与发展是一项有使命的事业,法治服务治理乃应有之义。法治建设不仅只是披露和表述时代的法律,还要和国家制度使命相一致,服务于社会进步和发展。法治的公共服务性更加易于建立起人民对社会法治治理和司法正义的公信。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法理分析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质是在现代法治理念的基础上如何治理一个现代中国的问题。在治理实体层面上,实现国家与公民间的平等及国家与社会间的相对独立,形成国家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在治理核心层面上,实现公权力的有效制约及私权利的有效维护,形成现代国家权力运行体系;在治理价值目标层面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形成社会主义社会国家治理新秩序;在治理方式层面上,实现思想观念上人治向法治的转变及治理战略上管制与自治的合理平衡,形成国家治理的法治化。     

法治、国家与治理能力

法治是现代国家的基本治理能力。在中国,无论是作为执政党的执政目标还是作为宪法的规范内容,法治国家都已经获得明确的政治基础和法律地位。作为现代国家治理能力的法治,最为关键的是两个方面的关系界定,其一是在多元社会中法律权威与包括政治权威在内的其他社会权威之间的关系;其二是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的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中,一方面须梳理澄清法治之基本要素,避免法治观念之混乱模糊,以形成更为具体的社会共识,另一方面为避免法治流于空洞,则须从制度机制上保障法治治理能力的落实。     

马克思主义道德治理思想在国家治理方式中的理解

国家治理是公共权力调控社会群体冲突,维护社会秩序的活动,其根本指向是实现统治阶级的利益。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国家和道德都属于上层建筑,国家属于政治上层建筑,道德属于思想上层建筑,两者都受到经济基础的决定,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只要国家权力存在于社会,道德治理对于实现国家职能和社会治理就具有普遍价值和工具作用。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当今世界,国家的统治职能也在向社会管理的方向转化,如何管理一个国家,保持它的正常运转和社会稳定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逻辑理路与实现路径

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客观需要,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保障,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价值逻辑和现实逻辑的有机统一。分析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逻辑理路可知,困境主要源于基层党组织无法完全满足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需要、基层政权与群众自治组织关系失衡、群众自治组织活力不足、治理主体法治精神薄弱、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整体性引领有待加强。因此,需巩固和加强党对基层社会治理多元主体的全面领导、进一步促进党的建设与基层群众自治共融共生、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基层落地生根、持之以恒地在城乡社区厚植社会主义道德土壤,形成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格局。     

当代中国的政府治理转型及其进路

政府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核心部分,政府治理转型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根本意义。当代中国的政府治理面临着"名义法治"的阻碍、官僚制与民主的冲突、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的冲突、公共权力与社会自治权利的冲突等严峻挑战,应对这些挑战必须进行政府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在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应当全面树立法治思维,切实发挥法治的价值与功用,建立与民主机制相协调的有效的治理体系,切实创新治理方法、提升治理能力,并以宪法、法律手段确认社会自治权利,最终形成以"强政府—大社会"为轴心的多元共治的"善治"格局。     

论社会治理模式中的德治及其制度安排

在思考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治理方式的制度设计与安排问题时,关于德治与法治建设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其实,德治与法治是与特定的社会治理模式联系在一起的。统治型的社会治理客观上有着德治的要求,但是,由于这种社会治理是在权力关系的基础上,所以并不能实现真正的德治。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属于法治的范畴,却在突出法治的同时排斥了德治。只有公共管理所预示着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才是法治与德治相统一的社会治理。在德治建设中,关键是着力于制度安排上的德治,而不是寄希望于教育,可以通过德治化的制度建设来为人们的道德信念的生成提供客观保障。     

社会治理中的德法并举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物化"的发展使人们放逐了精神、人性和价值的追求,现代化的道德困境开始出现。要解决道德领域中的突出问题,必须在社会治理中将法治与德治结合起来,将"硬约束"与"软约束"统一起来。道德治理与法律治理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外在制度性规范建构和内在心灵秩序建构的统一。在新媒体高速发展的今天,需要加强人们偏离道德轨道现象的记录和建立相应的跟踪档案,在技术上支持法律威慑力和道德感召力的结合。     

法治与德治的互动:规则意识培育的双重维度

规则意识是市场经济与民主法治发展的精神动力,是新时期道德秩序与法治秩序的内在支撑,是现代法治文明和道德文明的主要价值理念。规则本身包含制度层面的法律规则和道德层面的社会公德。将规则意识置于法治社会框架中,将规则意识培育放在如何满足主体需要和人的全面发展角度来考量,使规则所体现的法理要求与伦理要求相一致,在底线意义上维系并推动整个社会法治与道德水平的提升。     

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重构权力道德生态的内在理路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权力治理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突破口,以权力之善引领国家善治,重构了权力道德生态,有力夯实了党的权力合法性基础。党重构权力道德生态的内在理路主要表现为:一是以约束权力为重构权力道德生态的实践主题,通过规制与训导权力,让权力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二是以权力自觉为重构权力道德生态的行动路径,着力调动我国各级权力主体的政治能动性,积极化解各种社会矛盾以实现国家善治;三是以权力之善为重构权力道德生态的价值目标,有效规范权力的运行路径,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道德旨趣;四是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重构权力道德生态的政治实践基础,努力调适国家、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而消除权力异化产生的根源。     

法治视域下现代治理体系的构建

法治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现代国家治理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现代国家治理的核心内容。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依法治国上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法治内容与法治规律进行了深入探讨,为我国未来的法制建设提供了方向。各国实践证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对构建现代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同样,法治也是我国现代治理体系构建的重要基石。但是,法治社会的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具有全局性与战略性。我国构建法治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路径是:坚持党的领导;以民为本;依法规范政府的行为;正确理解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关系;健全法律体系;强化立法、执法与司法的制度配合。     

村民自治视阈中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法理分析——一种与政府主导推进型法治国家建设路径中理性安排制度冲突的视角

中国法治国家的建设路径主要是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推进型,但村民自治视阈中的农村民主管理制度作为基层社会的重要治理机制,在自下而上的社会演进型路径中对法治国家建设的推进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其与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推进型的法治国家建设路径的理性安排制度的矛盾与冲突,主要表现为:社会对国家的抵制与融合；自治权对行政权的消解与平衡；权利对权力的制约与平衡.     

以法治精神提升城市治理水平

<正>"法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贯彻"法治"价值,就要坚持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表明了作为执政党"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提倡法治精神"的集体态度。精神是一种力量、一种信仰、一种信念。一个集体有了精神引领,就有昂扬向上的     

以法治统领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

正在新形势下,我国社会发展日趋多元化,传统"管理主义"的政府行政受到极大的挑战,同时也为传统政府管理向现代社会治理的转变提供了条件。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法治是基石,是精髓。现代社会治理的价值目标和法治的基本理念具有一致性,没有法治,则谈不上社会治理的现代化。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以法治为统领,各项举措都必须在法治的框架下进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分化加速,传统的单一和封闭的社会结构一步步解体,社会结构变得更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