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契约到身份——现代身份权体系的重构

在经历了近代民法的“从身份到契约”之后,现代民法又掀起了“从契约到身份”运动,人类开始了对自由的更高追求。实现人格的实质平等、实现民法的公平正义是“从契约到身份”运动的目标。民法的这一变革相应地引起了现代身份权体系的重新构筑,伴随着传统身份权类型的衰亡,新的身份权类型成为现代身份权体系的中坚,身份权与契约一同承担起规制市场经济主导下的现代社会的重任。     

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视域下的对劳动者“平等”保护:一种自由主义正义观

近代市民社会的独立为对劳动者"平等"保护提供了广阔的社会背景。对劳动者"平等"保护是把劳动关系视为纯私(民)法的调整对象的结果。对劳动者"平等"保护是自由主义正义观,在古典自然法正义观和功利主义法学和早期分析法学正义观看来,对劳动者"平等"保护,就是符合正义的。而马克思主义既肯定了劳动者"平等"保护的正义性——历史进步性,又批判其非正义性——历史局限性,这些主要集中在对近代自由主义正义的自由、平等和私有财产的抽象性的揭露上。     

平等保护物权的法哲学解读——以拉德布鲁赫的广义正义论为视角

拉德布鲁赫的广义正义论有三个部分组成：平等正义、目的正义和功能正义。与物权的平等保护相对应,平等正义要求从形式上对物权法中各类主体的物权给予平等保护。目的正义要求各类物权主体必须按照市场规律和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去自由决定以实现市场竞争。而功能正义则要求各类物权主体根据自身的特点,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克服其自身缺陷,以真正实现物权的平等保护。     

论弱者保护原则对涉外协议管辖的效力问题

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基础的协议管辖强调当事人的地位平等,为了防止国际民商事关系中的强势方利用其优势地位迫使弱势方签订对弱势方不利的管辖协议,国际社会已经逐步形成涉外协议管辖上的弱者保护限制条件.此外,实质正义的发展也促进了弱者保护限制条件的形成.我国现行涉外协议管辖制度中未对弱者保护原则限制条件加以规定,但我国作为一个消费者大国与制造大国,为了保护我国处于整体弱者地位的国际民商事关系当事人,需要在立法中规定弱者保护限制条件.     

对契约正义的一种解读——现代法律对契约自由的限制

现代法律中的契约正义,并非古典契约理论所描述的那样,只要契约是当事人自由意志的表示,那就是公正和正义的。古典契约理论“契约即正义”的命题受到了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对契约自由予以法律上的诸多限制,以期通过契约法律实现社会分配的公正,是现代契约正义的应有之意。     

民法的人文精神与构建和谐社会

现代民法的人文精神是对近代民法人文精神的扬弃,使人类朝着理想的人文精神前进。具体表现为从抽象人格到具体人格、从一体保护到弱者保护、从形式正义到实质正义,以及对契约自由、所有权绝对和过错责任民法三大原则的修正与限制,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和谐社会是一个诚信友爱、幼有所恃、老有所养的社会;是一个充满仁爱和对人终极关怀的社会。民法的人文精神必将极大推动人的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因此民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有力工具,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弘扬民法人文精神。     

论契约自由原则的发展及其动因

“契约自由是合同法的灵魂和生命。”它发源于罗马法，确立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进入20世纪后，随着其产生之社会基础的变化．各国普遍对契约自由给予一定的规制，以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契约公正。从契约自由原则的兴起、确立及现代社会对其的规制，宏观把握契约自由原则发展的历史进程，并洞见其发展动因。     

中国传统契约制度新探—以契约自由观念为视角的解读

从西周至清末,中国传统契约制度形成了独具特色并高度发达的制度体系,但中国传统契约在缔约形式方面、缔约主体方面和契约内容等方面受到重重羁绊与束缚,从而无以养成负载现代契约精神的契约自由原则.但中国传统契约注重缔结契约双方的"和同"原则,蕴含了契约自由思想的质素,与近代西方民法中的"契约自由原则"潜在契合,为近代中国民法继受契约自由原则提供了本土资源支持.     

重思“从身份到契约”命题

梅因以印欧民族的史料尤其是罗马法资料为基础,提出了迄今为止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的命题。他未分析市民身份,这与其研究重点是家庭的解体有关。他未仔细分析这一运动的成因,因其注重的是对现象的描述,且这一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并不认同的自然法学说推动的。他未分析法、德的情形,但它们的历史也表明从身份到契约的命题是成立的。二十世纪之后出现的国家对合同内容进行干预等现象并未使梅因的观点丧失重要意义,而是在合同自由之外突出了合同正义。     

私主体泛平等化的反思

私主体，也就是私法中的人，在罗马法上对其约束主要体现在身份制度上，而随着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契约化思想逐渐取代了身份制度，成为规范私主体的主要因素。这使近代的私法将人作为抽象的平等主体来对待。但随着私法的发展，契约化思想并不能够解决日益尖锐的私主体实质上不平等的问题，结果产生了由契约到身份的回归思潮，而对近代私法中主体的泛平等化现象加以限制。     

论农民工群体迁徙自由权的立法保护

农民工群体作为社会弱势阶层的主要构成部分，其迁徙自由权影响到他们一系列基本权利和人权的实现，因此，保护农民工群体的迁徙自由权是弱势群体权益“特殊保护”和基本公民权利“重点保护”的统一。而要完善农民工群体迁徙自由权的立法保护，首先应当树立科学的立法原则；其次应进行多层级、多角度的立法实践，通过宪法原则确认，制定单行法律，对已有法律法规进行清理、修订、整合等方式，确保法律法规之间的统一性和体系性，充分发挥整体效能。     

“农民工”的身份界定及法律保护

“农民工”是中国特定的体制下对进城务工农民身份的一种描述。“农民工”是一个充满歧视性的概念,“农民工”身份的构建和认同使“农民工”群体成为了社会中的边缘人,从而阻碍了他们的权利实现与自身发展。“农民工”问题要获得真正解决,就要从根本上淡化并消除对“农民工”这种矛盾身份的定位,并在社会生活中赋予其“产业工人”的身份,从而改变“农民工”的弱势地位,保护其合法权益。     

弱势群体权利保护的价值诉求

弱势群体由于社会性资源占有的不利状况,导致其基本利益无法得到实现,从而需要通过法律给予特别保护.弱势群体权利的保护在法学视野内就是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问题.弱势群体权利的法律保护是为了实现法的价值,实现自由、平等、人权、公平、正义乃至整个人类的全面自由发展.     

社会救助制度建立的正当性——基于实质平等原则的分析

社会救助的制度供给是针对“强”竞争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是基于平等原则的要求,给予弱势群体的合理性差别对待。而平等原则之所以能够成为现代国家所标榜的社会规则,究其原因在于平等原则所具有的社会正义性特质。从形式平等到实质平等的正义性矫正,从禁止不合理分类到合理差别待遇的正义性追求,平等原则透视出制度正义的原理并为当前社会救助制度提供了正当性的说理。     

社会法视野下的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不是从来就有的，只有具有了独立人格，劳动合同才有生存的空间。劳动合同的起源、发展是随着人与人的关系、平等理念的进步等发展的。直至在社会法的视野下审视，劳动合同是一个从身份的依赖到排除身份因素的契约自由，再到考虑身份因素的质变。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逻辑循环，实质是在契约的社会性下贯彻人权的理念。     

正义观念的三个支点

尽管正义在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中一直被视为当然的主题,但是与以往的正义理论不同,现代正义观念是建立在自由、平等与民主这三个基本支点之上的。具体说来,自由是现代政治制度的确立原则,平等是社会稳定的调节原则,民主则是实现二者的途径或手段。自由、平等与民主的观念不但是现代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基本价值,而且构成了现代西方政治制度设计的基本原则,绝大多数理论或学说都将这些基本价值视为前提与标准。由于历史条件与社会矛盾的变化,人们对于自由、平等与民主产生了不同的理解,从而导致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激烈争论,并影响着当代西方社会的自我调整与变化。     

劳动合同服务期责任的法哲学思考

立法实践倾斜于弱者的导向是社会法存在的根据，倾斜理性是社会法所追寻的正义、平等价值目标切实实现的保证，它是不以牺牲另一目标为代价来换取保障某一目标的实现。因而，除了对“理性”这一理念本身有确切的认识外，还应意识到对“倾斜保护”予以控制的合理性并掌握对其控制的限度。该理性于宏观上是指导社会立法与实践的衡量器，它也贯穿于诸如违反劳动合同服务期违约金责任数额的限定、劳动合同期限与劳动合同服务期责任间的协调、资方违反服务期的责任等微观立法与实践中。     

论制度正义及其责任主体

正义是制度之魂,制度正义不仅表现为社会主体的利益均衡与协调,而且表现为公民个人自由、机会、平等、尊严等权利的维护。正义制度对社会进步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制度正义不是自然而然实现的。政府是制度正义的责任主体,制度正义的实现必须依靠政府来推动。政府推动制度正义建设的具体途径有:政府立法要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价值取向;政府要以民生为本进行制度设计;政府的政策制定要推动道德进步。     

论契约自由原则在近代中国民法中的确立

契约自由原则是近代三大民法原则之一,其在近代中国民法中最早确立于《大清民律草案》。重新审视近代民法最初对契约自由原则在理论与立法技术方面的继受,对于我们现今研究契约自由原则的“自由”与“限制”的维度,仍有着深远的理论价值与借鉴意义。     

婚姻、同居、生活伴侣辨析

当代社会婚姻的主流主体是一男一女的结合,但不是唯一主体。婚姻当事人是生活伴侣,必然同居,这是婚姻内在的本质要求。异性婚姻仍然是一种与人类社会共存亡的身份形态,值得倍加遵从与推崇。生活伴侣是一种有别于婚姻及单纯意义上的同居,而为法律认可的身份关系,同居也是其内在的本质要求。为法律认可的生活伴侣或同性婚姻,我们只能以待异性婚姻一样的视角“平等”待之。与受法律认可的婚姻或生活伴侣无关的同居:一是违法同居,不予以法律保护;二是理论上认可的合法同居,依据契约身份关系及现代民法的基本原则予以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