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安全结构新变化与国家安全战略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把世界带入一场深重的全面经济危机之中,2009年之后全球经济放缓,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尽管国际安全格局与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没有发生转折性变化,但是从国际安全结构的视角来看,维持现有国际安全格局的因素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深刻影响着目前国际安全态势。国际安全结构是指不同地区层次的各个国际关系行为体在国际安全领域内形成的生存与发展状态,是一个融合了地区结构、内容结构与主体结构的三维复合体。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安全结构发生新的变化,表现在：国际安全地区结构多元,多种力量角逐世界格局;国际安全内容结构多样,传统安全势头加剧发展;非传统安全日益复杂,更加依赖国内政治保障;金融安全问题形成溢出效应,经济政治领域不稳定局面加剧;国际安全主体结构多层,行为体之间相互制约性增强。国际安全结构的这些变化表明,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地区性安全与全球性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等问题结合得日益紧密。严峻的国际安全格局发展态势需要中国准确定位国家安全战略,有效地处理与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安全关系,为国家和人民创造安全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培育应对安全威胁的国家结构性安全能力,更好地处理国际安全事务;广泛参与国际安全战略合作,尊重国际公约与国际规则,坚持国家利益,保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援助安全：一个基于援助载体的新议题

对外援助是国际政治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议题。一方面,作为一种由援助国提供的特殊性国际公共物品,它是全球治理和国际发展领域的重要变量;另一方面,作为国家的一种对外政策工具,对外援助在国际竞争舞台上发挥着战略性功能。在国际政治中,有志于发展的对外援助都与安全问题息息相关。援助与安全之间的联结经历了从一般关联到深入互嵌再到"安全化"的演变历程,安全思维越来越多地影响对外援助过程,冲击着连接援助国和受援国的援助资源载体。面对嵌入对外援助过程的"安全化"趋势,通过聚焦援助与安全之间的复杂关系和发展趋势,试图诉诸安全视角来审视援助载体,并因此提出了"援助安全"概念框架。该框架致力于从国际结构转型、援助国和受援国关系及相关国家国内政治等不同角度探寻援助过程中财力资源、人力资源与制度资源分别面临的多元安全威胁和风险来源。援助安全可以从技术条件性、透明性、实施预算管理、提供援助安保人员训练和改革全球援助体系等举措得以保障。     

美国全球卫生安全战略及其对世界卫生安全体系的挑战

进入21世纪以来,新型冠状病毒、埃博拉、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以及甲流感等新发和复发传染病危机对全球卫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如何促进全球卫生安全治理是当今国际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尽管美国曾经在全球卫生安全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尚未形成清晰的全球卫生安全治理政策。美国于2019年5月首次发布《全球卫生安全战略》,标志着特朗普政府全球卫生安全政策正式出台。该《全球卫生安全战略》以应对传染病威胁为核心,呈现出了以国家安全为导向和"全政府"路径的特点,充分体现了特朗普政府的"负担分担""美国优先"和反多边主义的思维。在全球卫生安全领域,各国已成为"因病相依"的全球命运共同体。有效的全球卫生安全治理需要全球多边主义,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为导向和以"美国优先"为原则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与全球卫生安全的实现之间存在张力。特朗普政府的上述思维不仅侵蚀了全球卫生安全体系建构所必需的国际政治合作基础,也恶化了全球卫生安全的融资体系,因此对全球卫生安全体系构成了挑战。     

中美战略竞争与东亚安全态势

近几年,东亚地区安全矛盾呈现激化的态势,安全形势趋于紧张.这一明显变化受到中美两个大国力量对比的影响,但竞争态势上升的幅度与实力对比差异之间并不匹配.本文认为,理解当今国际体系的转型存在全球体系和地区体系两个基本分析层次,全球层次上的核心问题是美国霸权的兴衰与应对,地区层次上是中国崛起及其引起的战略反应.东亚地区安全形势走向紧张是由中美实力对比与信心对比脱节以及美国管理其地区盟友而引发的联盟政治动力所导致的.在这一过程中,中美战略互动的性质变化塑造着地区中小国家的战略选择,从而对中国周边战略环境的稳定性产生巨大影响.从既有的实力对比和实力增长势头出发,中国要维护持久发展和崛起的局面,需要着力管控中美战略竞争的强度和烈度,尤其是在全球层次避免过度挑战既有利益格局以及在地区层次规避中小国家的制衡倾向.     

北极地区安全维度变化与北极地区议题安全化

从狭义的国际政治(国家间政治)演进到广义的国际政治(全球政治),始于冷战后期,而全球政治成为国际政治的主流则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全球政治时代的来临,使得安全维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纵向维度看,安全关注层次从国家向上扩展到国际体系和次国际体系、向下扩展到次国家和个体,由此导致安全指涉对象和安全化行为体不仅包括国家行为体,而且包括各种非国家行为体;从横向维度看,全球政治时代的安全关注已超越传统的政治和军事议题领域,拓宽到环境、经济和社会诸议题领域。北极地区的安全层次和安全领域变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随着全球政治时代的来临,北极地区议题的安全化也日益引人关注。作为近北极国家,中国兼具安全指涉对象和安全化行为体的双重身份,在北极地区议题的安全化过程中,既要关注自身国家安全利益,也要关注超越国家安全利益的人类安全利益。     

论价值安全与国家总体安全体系

人的普遍性决定了价值的普遍性,人的特殊性决定了价值的差异性和多元性。价值的多元性和差异性正是引发不同价值体系安全问题的本质因素。狭义的价值安全是指一个国家、地区或民族、阶层的价值观念没有危险、不受威胁,即观念化价值体系安全。广义的价值安全是实在性价值体系安全与观念化价值体系安全(价值观安全)的统一。国家价值安全由国家内的价值安全和国家价值的安全构成,前者以多元价值主体的价值认同为重要表征,后者以国家的价值主权为重要表征。就其对国家总体安全体系的意义而言,价值体系是元文化,且观念化价值体系安全是文化安全的一部分,因而价值安全是文化安全的核心,也是元文化安全,必然地成为国家总体安全体系的重要构成要素;价值安全又意味着国家总体安全体系所有构成要素的价值目标、价值规范的安全,因而又是国家总体安全不可或缺的柔性支撑。     

气候变化与美国国家安全:美国官方的认知及其影响

气候变化的影响超越它本身所带来的直接环境后果,对美国国家安全提出新挑战。美国官方对这一问题的认知从形成到发展,大体经历了酝酿、萌芽和完善阶段。促成美国对该问题的战略认知与政策实践的原因复杂,涉及国际社会的政治议程、美国国内的科学议程以及国会的影响等因素。当前,美国的安全体系不仅正视气候变化对美国国家安全产生的威胁,而且已经开始制定战略性方针不断将气候变化因素纳入该体系的战略规划和日常实践。在国际层面,美国已经开始谋求与其他国家就气候变化影响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问题达成共识甚至采取行动。本质上,这是美国在全球气候谈判博弈中增加筹码的一个重要抓手,希望以此来影响和主导全球减缓气候变化行动。预计未来美国应对气候变化安全后果的政策走势趋强,将对美国气候政策、对外关系乃至国际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将给中国特别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关系带来挑战。     

国际安全的价值内涵与实践路径

“ 国际安全”的概念是从“安全”扩展而来。安全、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的价值内涵都是 由国家赋予的。国际安全在价值内涵上可以说是安全、国家安全的进一步深化，包括实践价值和认 知价值。国际安全的实践价值体现在，国家追求的国际安全是国家之间在客观上没有安全威胁，且 必须借助物质条件和手段。国际安全的认知价值体现在，国家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等主流人士 尤其是决策层对于国家、国际关系的认识和情感规定着国际安全的价值、政策与实践。要实现国际 安全目标，需要宏观长远的战略思考和保障性的安全政策。其关键是，认清安全的本质，超越传统 的国家安全观和国家权利观，以发展求安全、促安全，并将自利与利他结合起来；处理好内部发展 问题，协调好外部关系，在应对安全问题时综合治理，并以对话求协调、促合作，增进人类和谐。     

非国家行为体与国际安全体系转型

国际安全体系转型是指随着科技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国际安全体系的结构性特征、行为体间关系及其互动模式发生深刻变革,并由冷战时代的两极体系过渡到后冷战时代的全球政治体系的过程。在体系转型期,非国家行为体的兴起挑战了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范式,并推动国际安全体系的权力结构、制度结构和观念结构发生转型。非国家行为体已成为安全研究的新兴增长点,并为安全研究提供了范式转换和理论创新的新契机。     

发展—安全互动中的全球基础设施议题

作为一种兼具公共产品与战略工具双重功能的议题,全球基础设施具有明确的发展与安全含义,因此,该议题在国际政治中呈现出嵌入"发展—安全联结"的基本态势。当前,在大国战略竞争结构之下,全球基础设施建设与国际社会"发展—安全联结"都具备议题拓展的政治动力,两者互动推动着安全与发展两大议题领域在不同层次上展开更为复杂化的聚合,扩展了当前"发展—安全联结"在国际政治中的适用范围,也强化了基础设施对安全与发展的依赖程度。基础设施与"发展—安全联结"互动呈现出螺旋圈层的架构,即主要通过议题维度的立体配置逻辑、制度方面的双重建构逻辑和演变方面的系统嵌合逻辑等方式,更紧密地与"发展—安全联结"发生互动关联。一个"发展—基建—安全联结"正在浮现。全新的联结也在重新塑造安全与发展两大议题,并在议题设定、行为逻辑、国际制度、全球治理和运作环境方面影响着当前的国际秩序。这种正在出现的"发展—基建—安全联结"可能对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基建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安全维度转向:人的安全

人类安全观念正经历着急剧的变革,由联合国提出的“人的安全”新概念,打破了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安全观,预示着国际政治安全维度的人文转向。国家可能成为维护安全的主要手段,而不再是维护安全的最终目的。人的安全将人及其群体置于安全保障的核心,强调“免于匮乏”和“免于恐惧”的自由,保护人的生命和尊严不受侵犯。尽管人的安全这一概念现在还存有争议,但不容忽视的是,人的安全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和认同,并在外交实践中取得了显著进展。     

The Difficulties of Common Security: On the Need for Value Consensus as a Basis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The essenc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s common security, which relies heavily on basic consensus on security concepts and strategies among nations. However,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0 th century, such a consensus or value basis has become very “thin” as a result of the following four factors: the inception of the global international system along with its cultural diversity; the great changes in political, economic and military arenas; the rise of nationalism and popular politics; and the emergence of superpowers and their antagonistic ideologies. Within strategic culture, there is juxtaposition between confrontational culture and cooperative culture. In security concepts, people have different preferences for national, international or global security. In terms of security strategies, there exist several competing models such as hegemonic stability, balance of power and 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 The primary aims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remain: avoiding major wars, maintaining the stability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safeguard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nations. There are two new challenges: promoting global economic justice to avoid any domestic or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caused by an imbalance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and meeting the challenges of various non-conventional security issues affecting human life on a global scale. In an era of security interdependenc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must make joint efforts to rebuild the consensus on security in light of the fundamental values of comm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ve security, and to practice a trul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so as to break away from the security dilemmas inflicted by each nation’s reliance on its own self-help and competing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日本的东北亚安全战略剖析

世纪之交,日本制定了东北亚安全战略,即以日美安保合作为掩护,谋求在东北亚地区发挥军事作用;保持对华接触,实施对话合作与防范牵制相结合的对华战略;防止来自朝鲜的"威胁",力争在半岛和平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倡导建立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力争东北亚安全事务主导权.     

Policy Guidance for Security Studies in China

For more than a decade, the study of national security has been consistently promoted in the ruling party＇s policies, the work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in the guidelines for projects of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This, in turn, has directly increased the number of research works on national security and improved the quality of the research quality. This trend was intensified in 2008.     

An Asian Regional Architecture for Energy Security

Introduction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ssues such as energy security have been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in Asia and worldwide in recent years.It is increasingly difficult for a single country to guarantee its energy security in the globalized world of today.     

Fostering a Security Concept for a New Asia

Though it displays tremendous development vitality and potential, Asia also faces challenges - namely, interwoven new and old security problems, an increase in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threats and weak security mechanisms.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对国际安全态势的影响

巴基斯坦政府大规模开发瓜达尔深水港有利于巴经济发展及国内局势稳定,牵动着国际战略博弈的大局。瓜达尔港可望成为地区枢纽港,激活巴地缘优势,全面促进巴经济发展。从长远来说,这些都可望促进俾路支省局势的积极发展,但在短期内也加剧了当地人对人口、就业、经济受益三方面的疑虑。从国际战略博弈来观察,瓜达尔具有重大价值。它有利于巴扩展战略纵深,可望促进中国西部与外界的交通,可望促成部分替代马六甲航线的油气通道。中关印等国高度关注瓜达尔的战略价值。瓜达尔开发前景广阔,但仍面临着地缘因素牵制、基础设施不足、安全局势不稳等不利因素。     

安全观转型与中印安全合作

冷战结束后 ,安全的定义不断得到扩延和发展。面对日益凸显的广义安全威胁 ,中印两国的安全观也相应发生转变。安全观转型为中国和印度提供了更多安全合作的契机 ,有助于两国在合作与互信的良性互动中改善关系。     

Development Trends for International Strategy and Security Environment

The year 2010 bids farewell to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21 st century and ushers in its second ten years. In the past decade or 20 years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e world has experienced sustained and deepening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polarization and informationization, the Gulf Wars, the Kosovo War, the September 11 Incident, the Iraqi War and the Afghan War as well as the food crisis and financial crisis. Under the spur of such significant event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conomy, socie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