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安全互动演进的区域逻辑：以湄公河下游区域为例

发展—安全联结是国际安全领域的重大课题,它们的互动关系深刻影响着全球秩序与安全事态,这在"区域"这一国际互动与研究的关键层面尤其显著。通过引入"发展"这一关键变量,提供一个包括"发展"在内的"区域发展—安全复合体"分析框架,探究发展区域主义在区域安全与互动演进中的角色作用。湄公河下游区域是东亚发展—安全复合体塑造与演进的典型案例,通过各种发展合作活动,该区域的发展—安全复合体实现了从初级到深入的演变,从安全互动主导的"战争前线"转变为发展与安全和谐互促的"商业走廊"。在这一过程中,发展区域主义起着关键的能动作用,在物质、制度、文化等方面改变着区域的互动与结构,也造就了湄公河下游区域发展—安全复合体复合中心性与多元性、兼顾开放性与自主性以及在规范性与灵活性间寻求和谐的特征。     

援助安全：一个基于援助载体的新议题

对外援助是国际政治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议题。一方面,作为一种由援助国提供的特殊性国际公共物品,它是全球治理和国际发展领域的重要变量;另一方面,作为国家的一种对外政策工具,对外援助在国际竞争舞台上发挥着战略性功能。在国际政治中,有志于发展的对外援助都与安全问题息息相关。援助与安全之间的联结经历了从一般关联到深入互嵌再到"安全化"的演变历程,安全思维越来越多地影响对外援助过程,冲击着连接援助国和受援国的援助资源载体。面对嵌入对外援助过程的"安全化"趋势,通过聚焦援助与安全之间的复杂关系和发展趋势,试图诉诸安全视角来审视援助载体,并因此提出了"援助安全"概念框架。该框架致力于从国际结构转型、援助国和受援国关系及相关国家国内政治等不同角度探寻援助过程中财力资源、人力资源与制度资源分别面临的多元安全威胁和风险来源。援助安全可以从技术条件性、透明性、实施预算管理、提供援助安保人员训练和改革全球援助体系等举措得以保障。     

“安全—发展联结”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构建：关系脉络、内在逻辑与路径选择

东南亚地区新近的安全问题和挑战蕴含着多元“安全—发展”知识背景。长期以来,安全和发展基于“安全—发展”事实本身,由早期的二元分割上升为联结整体,使安全和发展摆脱了原有的抽象分离的样态。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引领,中国与东盟的安全和发展互动迎来契机,两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日益形成联结并进的新形态。中国和东盟的经贸合作迈向安全合作,安全合作又助力经贸合作,成为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蓄水池和稳定器。作为东南亚地区重要行为体,中国和东盟的“安全—发展联结”是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必然选择,为区域合作提供了积极的示范效应,有利于消解东南亚地区的矛盾、分歧和不确定性风险。这种命运共同体建设是中国和东盟积极互动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调适、升华的产物,超越了纯粹中国—东盟双边范畴,为包容、开放、公平、公正的世界秩序建立提供了强大引擎“。安全—发展联结”和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存在理念、目标、功能和手段四维内在逻辑“。安全—发展联结”下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应采取如下布局和策略进行实践探索：加强战略互信、拓展制度合作...     

美国的东南亚“可持续基建政策”:演进、逻辑与前景

可持续基础设施正在成为美国加强与东南亚国家合作的重点领域。2016年至今,美国先后面向东南亚提出十余项可持续基建合作倡议,经历了前期试探、逐步推进和系统集成等3个阶段。美国聚焦东南亚的可持续基建,既基于东南亚各国日益增长的可持续基础设施需求,又服务于提升自身可持续发展国际引领力的战略考量,特别是试图在与“一带一路”倡议的竞争中取得相对优势。美国的可持续基建政策在制度设计上注重发展战略对接和调动次国家层面合作,在倡议执行中注重提高项目透明度和价值观嵌入,又通过议题联结、话语塑造、盟友动员、规范操纵,构建其在东南亚的可持续基建体系。美国的可持续基建计划在融资方面对东南亚国家具有一定吸引力,但双方的可持续基建合作也会受到资金落实、基建能力、东盟国家态度等因素的制约。中国一方面可以从美国的倡议和行动中借鉴经验,另一方面也应加强规范标准协商对接,促进可持续基础设施跨国务实合作。     

国际语境中的政治安全与弱国的治理困境

国际语境中的政治安全日益呈现出一种以国家主权为核心,既分门别类又相互联结的"多流模式"。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弱国对国际安全的整体影响愈益提升,弱国政治安全动态以其对政权安全的追求及其与公共安全间的张力为核心,关涉"统治精英及其支持机制的统治免于主要来自内部的威胁"的"政权安全"遂构成弱国政治安全的特定称呼。弱国政治安全的核心逻辑形成于弱国政权对"短期政权安全追求与长期国家建设间的深刻矛盾"的"弱国政治安全治理困境"的应对。弱国政治安全困境的治理离不开对政权安全与人的安全的智慧融合。此种困境具有长期性,在其驱动之下,弱国政治安全的理论探索表现出弱国联盟与安全区域主义等议题的演进,而其进一步的发展则离不开对弱国语境的领会,围绕弱国政权安全的模式和相关的内外政策,探索弱国政治安全对"软权力"的追求、弱国政治安全对特定国家安全观的推动等问题。     

拜登政府对华制度竞争的逻辑路径与结构效应

回归国际制度是拜登政府外交的重要特征之一,国际制度竞争也是其对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国际议题属性干扰、国际议程载体控制、国际制度身份排斥、国际制度规则替代是拜登政府开展对华制度竞争的基本行为逻辑。通过以上四种策略,拜登政府拓展了中美竞争议题的利益动员范围,加速与中美战略博弈相关的国际议题上升成为国际议程,拉拢盟友和伙伴构建排除中国的小多边机制,并尝试通过重构相关领域的规则和技术标准,重塑更加有利于美国利益的国际秩序。对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在国际供应链、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领域的国际制度行为进行梳理发现,其对华制度竞争策略符合以上逻辑。拜登政府对华制度竞争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中美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实现和平的战略竞争,但也使中美制度互动性质从合作转向全面竞争,制度互动方向从接触转向脱钩,将进一步加剧国际制度体系的碎片化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失灵。     

美国对华人工智能战略竞争的逻辑

人工智能的多场景适应和军事化应用不仅让其成为了影响国家安全和国际权力均势的重要因素,而且也成为了中美两国科技战略竞争的核心内容。经过长期的竞争之后,中美两国现已在"安全规则体系""技术联盟""政治意识形态"以及"技术产业链与供应链"等诸多重要领域形成了"分层金字塔"式的战略竞争体系。这种竞争体系蕴含着技术竞争与政治权力争夺的双重逻辑,其本质是国家利益竞争,是"技术—政治"逻辑互动的结果。因此,中国应当辩证地看待大国科技竞争的作用,既要通过整合国内外科技资源优势来提升国内企业技术创新的综合实力,不断完善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同时又要通过不断加强多边合作来积极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标准规则的制定工作,不断增大话语权和影响力。     

美国气候战略及中美气候合作北大核心

当前全球气候危机加速演进,气候变化与国际战略深度融合,全球气候治理进入大变局和秩序重塑的关键时期。美国拜登政府重启气候新议程,将气候变化议题提升至美国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的中心地位,其战略目标是在全球气候权力重组、气候安全体系重构、气候治理秩序重塑中争夺主导权,拜登政府的气候战略框架已基本成型。统筹应对美国气候战略竞争风险和深入推进COP26后中美气候外交,关系到国际安全体系与全球气候治理新秩序的构建。中美唯有良性互动、拓展合作空间才能维护国际安全及人类在21世纪的可持续发展。     

共同安全的困境——论当代国际安全的文化价值基础

国际安全的实质是共同安全,有赖于国际社会在安全观念和安全战略上的基本共识。由于20世纪以来全球国际体系的形成及其文化多样性,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巨大变革,尤其是民族主义与大众政治的兴盛、超级强权的出现及其意识形态对立,此种共识或价值基础已相当"稀薄"。在战略文化上,存在着对抗型与合作型的差别;在安全观念上,存在着对国家安全、国际安全或全球安全的不同价值偏重;在安全策略上,存在着霸权、均势与制度等模式的竞争。而避免重大战争、维护国际体系稳定与各国独立生存仍然是国际安全的首要目标;促进经济正义以避免国际经济秩序失衡所衍生的国际国内冲突、应对影响人类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的全球性非传统安全问题,正成为新的难题。在安全相互依赖的时代,国际社会必须重建共识,奉行以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为价值导向的、真正的"国际安全战略",否则将难以摆脱纯粹自助与竞争型"国家安全战略"所造成的安全困境。     

中国—东盟安全合作的综合化

中国—东盟伙伴关系启动20年来,双方安全问题日益综合化,表现出多领域、多层次互动的综合安全格局。这决定着中国—东盟安全合作呈现出综合化的发展,即以"伙伴关系"框架内"大多边"为制度中心、"小多边"和"双边"为内部支撑,以"区域"、"区域间"和"全球"等更大的多边为外部促进的多层次互动格局。这一合作也存在一些明显问题,最重要的是弱制度及其局限。由此,建构一种更具内聚性、操作性和实效性的合作安全机制就成为一种重要的制度选择。     

气候安全与霸权护持：美国气候安全战略的全球推进

随着气候地缘对世界格局变迁影响的不断增强,气候安全逐步成为霸权护持的新型塑造变量,即霸权国以气候威胁识别与安全保障为抓手,全面提升自身在全球低碳转型中的军事、经济、制度和话语霸权。经过二十余年的气候议题安全化进程,美国已形成较为完备的气候安全战略。拜登政府将应对气候危机全面嵌入内政外交之中,通过多种路径推进其气候安全战略,包括凝聚盟友气候危机共识并启动北约气候安全框架;增强军队气候韧性以推进全球气候地缘敏感地区的军事部署;强化美国在绿色技术联盟与清洁能源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提升自身在全球气候安全治理中的议题设置权与话语权;在“印太”框架下主导符合气候安全与人权规则的可持续基建标准等。但美国这种“国家安全至上”的全球气候安全拓展路径难以在国家安全目标和人类安全目标之间达成平衡,气候危机应对需要兼顾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在“发展—安全”理念基础上推进平衡、协调、包容的全球气候安全治理新秩序。     

北极地区安全维度变化与北极地区议题安全化

从狭义的国际政治(国家间政治)演进到广义的国际政治(全球政治),始于冷战后期,而全球政治成为国际政治的主流则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全球政治时代的来临,使得安全维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纵向维度看,安全关注层次从国家向上扩展到国际体系和次国际体系、向下扩展到次国家和个体,由此导致安全指涉对象和安全化行为体不仅包括国家行为体,而且包括各种非国家行为体;从横向维度看,全球政治时代的安全关注已超越传统的政治和军事议题领域,拓宽到环境、经济和社会诸议题领域。北极地区的安全层次和安全领域变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随着全球政治时代的来临,北极地区议题的安全化也日益引人关注。作为近北极国家,中国兼具安全指涉对象和安全化行为体的双重身份,在北极地区议题的安全化过程中,既要关注自身国家安全利益,也要关注超越国家安全利益的人类安全利益。     

从观念变革到制度构建：全球安全倡议的实施路径

全球安全倡议是中国为全球安全提供的重大国际公共产品，是中国在全球安全治理领域的重大观念变革。全球安全倡议的落实不仅需要共同安全观念的确立，同时还需要逐步制度化，从制度层面进行有效设计和构建。现实结构论倡导权力逻辑下的构建路径，理性设计论倡导利益逻辑下的构建路径，制度话语论倡导话语逻辑下的构建路径，这些为全球安全倡议的国际制度构建提供了启示。本文基于“从观念变革到制度建设”的一般理论逻辑，认为全球安全倡议的制度构建路径可尝试建立在空间维度、关系维度和演进维度基础之上。具体而言，可以从全球—地区的空间维度、安全—发展的关系维度、非正式—正式的演进维度出发，构建出倡议制度化的三维分析框架，实现上下联动、内外统筹、三维并举。在空间维度，要坚持联合国核心地位，加强地区层面、跨国界次区域层面制度建设；在关系维度，要统筹安全与发展，关注国家安全与个人安全，并协调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在演进维度，要推动全面提升制度综合能力的制度建设进程。最终形成“三端支撑、三足鼎立”的国际安全制度体系，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印度东北部基建动向及其对我国周边安全的影响

历史、地理与政治因素导致印度东北部地区基础设施薄弱。近年来,印度政府正加强规划与推进东北部基础设施建设,并与"东向政策"对接,打造通往东南亚的"东大门"。印度东北部基建动向对我国周边安全产生双重影响,一方面,发展与稳定的东北部有益于我国周边安全;另一方面,印度在所谓"阿鲁纳恰尔邦"的基建项目挑战我国核心安全利益,在中印边界地区的基建活动对我国周边外交布局形成一定干扰。最后,印日在东北部基建项目上的合作,对我国周边安全局势增加了不稳定因素。面对这一局势,我国应密切关注并做好应对准备,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框架下,加强与印度东北部的互联互通,并通过"中印+"合作模式,促进地区的稳定与发展。     

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的战略选择与崛起成败

国际体系是一个复杂的利益交互系统,在系统中存在着众多战略层面的施动—反馈模式。地缘政治大国的安全战略选择决定了它与体系其他主要成员间的互动方式,互动方式决定了其可能面临的结构性压力,并最终影响到大国崛起的兴衰成败。通过本项研究可以发现:海陆复合型崛起大国的战略模式可以分为"区域陆权"战略、"全球海权"战略和"区域/全球海陆并举"战略。如果崛起大国尚未形成稳固的陆基周边环境,那么追求"区域陆权"战略是最优选择;如果拥有稳固陆基周边环境,那么追求"全球海权"战略是最优选择。而"海陆并举"战略因"同色竞争"原理,既可能同周边国家陷入"区域陆权"优势的安全困境,也可能同"全球海权"国家陷入争霸战争。因此,"海陆并举"战略往往容易造就一个反对自身崛起的海陆权力联姻。此外,追求单一的"差色互补"原理容易实现海陆功能分异背景下的战略结盟,进而影响大国崛起战略的操作实施。     

外层空间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实践建构与持续进化——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逻辑起点是社会实践。在外层空间探索利用实践中,征服空间、利用空间的能力决定着空间主体之间的交往关系,而空间主体的互动关系对空间"生产力"——空间技术的发展具有反作用。冷战时期,美苏的空间技术作为核威慑战略的附属物,呈现出相对均衡的态势。双方均害怕对方在某些技术优势方面取得突破,也不希望空间技术在更大的国家范围扩散。由此,在安全互动实践中外层空间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得以初步发展。冷战后,外层空间国际安全互动实践中出现了明显的权力失衡。由于美国的反对,外层空间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实践建构与完善踟蹰不前。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揭示出,外层空间安全互动过程同样是受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规律支配和制约的。空间技术的全球化本质不仅预示了外层空间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发展的价值取向,而且启迪着现实努力的理论逻辑。针对冷战后外层空间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中国应大力增强自身空间实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推进反对空间武器化和军备竞赛的国际努力,同时要善于把握机遇,积极参与外层空间活动行为准则的制定。还要通过外层空间特定资源管理机制的建构,积极探索外层空间共存共生、合作共赢的开发利用方式,最终实现外层空间的战略安全与外层空间包容、普惠、和谐的发展。     

美国国会涉华议题泛安全化态势——以TikTok案为例

近年来,美国国会不啻反华渊薮,涉华议题泛安全化态势趋强。究其原因,既源于国会的反华传统,也涉及国会决策流程“结构—功能”因素对“中国威胁”的放大与异化。在美开启“对华竞赢”战略后,泛安全化渐成美国护持全球霸权、缓解战略焦虑的惯性认知和竞斗手段。然而,泛安全化在美国国内难纾国会两党极化与决策失灵之困,在国际上易生安全困境且会导致国际安全环境畸变。基于绝对安全思维与政治制度设计,美国会否落入“泛安全化陷阱”仍待探析,但TikTok安全化是美国会在涉华议题上极端反华叙事与细密遏华提案的缩影。短期看,TikTok提案热度受内外情势影响或有消涨,但中长期国会涉华议题泛安全化态势及其生成逻辑难以逆转。     

东亚悖论:经济依存与安全戒备

目前对东亚安全起重要作用的中美日三大国在经济上处于一定程度的依存状态。一般来说,经济依存是政治与安全合作的基础。然而目前美国及其战略伙伴日本却"倒行逆施"加强对中国的围堵,使得目前东亚的地缘政治竞争反而变得愈加紧张。为什么造成这样的悖论?本文认为,东亚的安全局势受两个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一是由相互经济依存带来的国家间合作的要求;二是传统的国际政治结构带来的国家间地缘政治竞争。之所以出现这种受双重结构影响的状态,原因在于经济依存关系没有彻底克服传统的国际政治结构性影响,是"不平衡与综合发展"规律的作用。"不平衡与综合发展"规律使得各国融入全球经济的程度不同,各国彼此之间在经济上相互依存程度不同,不同的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同。这三者在国际政治中产生的结果是,地缘政治的竞争仍在一定程度上在一些国家间发挥着结构性作用。这样,在这种双重结构性因素共同的作用下,东亚安全局势处于一种"悖论"状态。     

制度变迁与权力博弈：国际货币体系的双重困境

在国际秩序变革期,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和安全状况出现新的特征和问题。在体系演进的不同阶段,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核心逻辑不同。在运行之初和体系修正时期,制度变迁是核心逻辑,而在霸权护持和体系重构时期,权力政治是核心逻辑。由此,对国际货币体系变迁的解释需要综合考虑权力逻辑和制度逻辑在国际货币体系不同阶段的相互作用和共同影响。从制度逻辑而言,国际货币体系长期存在的诸多问题依然未能得到有效解决,甚至有更加恶化的趋势,主要包括主权货币充当国际货币的困局、全球宏观经济失衡与调整不力、汇率波动与失调持续加剧、全球货币治理组织低效等,国际货币制度变迁的“均衡困境”持续存在。同时,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已步入霸权护持期,权力博弈和大国竞争更加显著,国际货币体系变革又陷入新困境,即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国美国无意或无力修正体系的根本性问题和解决其结构性矛盾,转而运用多种方略维护美元霸权,但这些霸权方略的反噬效应,使国际货币体系变得更加不稳定和不安全。国际货币制度变迁和权力政治博弈逻辑下的新旧困境交叠,维护国际与国家货币安全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由此也为相关研究带来一个新的研究议程。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之发展回望

与波澜壮阔的30年改革开放同步,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研究在不断适应全球化时代国家现代化与国际化发展需求中发展,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从以社会主义国家和亚非拉世界为研究中心到学习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从大规模引进介绍国外理论和新兴流派到探讨"中国理论、中国学派、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的建立,从服务于国家外交的对策分析和研究报告到超国家和次国家行为体的对外战略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从仅仅关注和平、安全、主权等"高政治"议题过渡到对涉及经济、社会、环境、人权等"低政治"议题的关注,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呈现出蓬勃的生机。尽管中国国际关系学还有着学科发展诸多问题与缺失,但是,在中国与世界紧密相连的今天,国际关系理论的话语权将与中国的国际影响同步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