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约海洋战略及其对中国海洋安全的影响

作为最古老的全球公域的海洋，承载着世界的安全与繁荣的重任。确保航海自由、海上贸易航线、海上关键基础设施以及能源流向，都涉及北约的安全利益。在海洋安全面临着巨大的诸如海洋环境恶化、海盗肆虐、新兴国家海军快速发展等挑战下, 北约打着保护全球公域的旗号，根据后冷战时代海军执行的几个行动实践，在北约新战略概念指导下，2011年1月通过了“联盟海洋战略”。北约海洋战略赋予其海军承担“集体安全与威慑”、“危机管理”、“合作安全”和“海上安全”的核心使命。在利比亚战争中、在反海盗行动中以及目前的叙利亚危机中，北约海洋战略得到检验，尽管也暴露了一些存在的问题，如缺乏政治意愿投资海军。偏重于海洋的军事领域、并以军事手段解决海上安全的北约海洋战略，对中国海洋强国战略存在着潜在的负面影响：北约的海军力量可能会遏止中国海军突破第一、第二岛链；可能会介入中国与邻国的海疆纷争；对中国海军保护能源安全也会构成挑战。这是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确保海洋安全战略所必须高度重视的。     

日本与北约安全合作的突进及其影响

日本与北约的安全合作取得突破性进展：最高级别政治安全对话实现常态化运行；安全合作机制更为完善、多元；安全合作实践由“务虚”走向“务实”。美国是日本与北约战略关系突进的桥接点和外部动力源，并将推动构建机制化的美—日—北约战略联动关系。日本与北约各自的战略需求是双方靠近的内生动力，共同的威胁认知促使双方战略关系升级。日本与北约安全合作升级的进程将受到机制性、客观战略资源有限性及主观战略意志等要素的牵制，双方在短期内将不会形成传统的军事同盟关系。但日本与北约战略关系的突进将进一步刺激日本“大国化”追求，强化国际社会阵营化、对立化发展趋势，加剧地区局势动荡。     

北约"亚洲政策"的表现及其影响

北约的“亚洲政策”包括中东政策、中亚政策和亚太政策三个部分,三者交叉进行,互相影响。北约“亚洲政策”的整体战略设想在于:以整合亚洲战略安全格局为契机,构建全球新安全结构。北约的“亚洲政策”不仅对亚洲政治与安全走向产生重大影响,而且也影响到北约自身的安全战略与政治发展道路。     

美国全球公域战略评析

21世纪的全球公域以海洋、太空、网络空间和极地等为代表.面对国际权势转移和新兴挑战,美国借助军事转型、国际倡议、同盟关系和接触政策等手段,积极构筑全球公域战略,试图保持在其中的主导优势,延长美国的霸权周期.美国的全球公域战略布局对全球、地区及中国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对此,中国应当积极参与、主动回应,同时加紧构建自己的全球公域战略,以维护自身在全球公域治理中的正当权益.     

土耳其与北约关系：战略自主还是联盟至上

近年来，土耳其在购买俄罗斯“S-400”导弹系统、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围绕东地中海油气资源的开发等问题上都与北约盟友激烈对立，引发盟友对其北约身份的质疑。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再次引发了土耳其作为北约成员国资格的讨论。土耳其与北约之间的这些矛盾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其核心是土耳其认为北约的“集体威慑”并不能给自己带来安全保障，土耳其的国家利益与北约联盟的利益并不处在同一轨道上。冷战结束后，当年迫使土耳其加入北约的地缘政治环境正在加速变化，北约联盟新的集体威慑对象也变成了所谓“恐怖主义”。但在应对全球及地区恐怖主义威胁时，土耳其的国家安全利益与美国及北约的联盟利益形成了根本对立，土耳其成为令北约“头疼的伙伴”。究竟土耳其是否继续留在北约联盟，以及北约是否继续容纳土耳其，既要看土耳其的外交战略选择，又要看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更要依赖彼此间的分歧管控智慧。     

气候安全与霸权护持：美国气候安全战略的全球推进

随着气候地缘对世界格局变迁影响的不断增强,气候安全逐步成为霸权护持的新型塑造变量,即霸权国以气候威胁识别与安全保障为抓手,全面提升自身在全球低碳转型中的军事、经济、制度和话语霸权。经过二十余年的气候议题安全化进程,美国已形成较为完备的气候安全战略。拜登政府将应对气候危机全面嵌入内政外交之中,通过多种路径推进其气候安全战略,包括凝聚盟友气候危机共识并启动北约气候安全框架;增强军队气候韧性以推进全球气候地缘敏感地区的军事部署;强化美国在绿色技术联盟与清洁能源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提升自身在全球气候安全治理中的议题设置权与话语权;在“印太”框架下主导符合气候安全与人权规则的可持续基建标准等。但美国这种“国家安全至上”的全球气候安全拓展路径难以在国家安全目标和人类安全目标之间达成平衡,气候危机应对需要兼顾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在“发展—安全”理念基础上推进平衡、协调、包容的全球气候安全治理新秩序。     

俄罗斯安全战略全面转向“以攻为守”

美国推动北约东扩、决意在东欧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以及挑起新一轮军备竞赛等一系列举措,使俄罗斯战略安全环境持续恶化。为应对美国和北约咄咄逼人的攻势,俄罗斯将“以攻为守”作为安全战略的核心,加快军事改革以迎接未来挑战。     

美国生物防御政策与国家安全

生物防御政策是美国政府旨在应对生物威胁、降低生物风险以及为生物事故事先准备、响应及恢复的行动纲要。自21世纪初以来,美国历届总统皆格外注重生物防御政策的制定和完善,从小布什到特朗普,一共颁布了六部相关法案,发布了七份国家战略报告,签发了五项行政命令,通过拨付巨额经费,设置若干专门机构,整合各种资源,加强国际合作等方式,不断提升生物防御和生物安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旨在为美国构筑一道双向度、立体化、全谱系的"生物安全屏障"。究其原因,主要是为了应对恐怖组织不断寻求生物武器给美国带来的威胁,敌对国家不断掌握和研制生物武器产生的持续性压力以及国际社会的相关立法约束乏力。美国生物防御政策对全球生物安全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通过与其他国家、相关国际组织展开交流与对话,为其提供生物安全援助等方式推动该领域的国际合作;另一方面,自身庞大的生物防御项目、巨额的经费投入、本国安全利益"唯上"的思维又使全球生物安全形势面临恶化的风险。     

“北约亚太化”：联盟转型还是联盟扩员

近年来,北约对亚太地区的介入不断加深,呈现“北约亚太化”态势。“北约亚太化”主要受到地缘政治环境、美国对华竞争战略、欧洲盟国协调等因素影响,突出表现为以应对“中国挑战”为战略目标、以强化与亚太伙伴国家关系为主要手段、实现亚太与跨大西洋的安全联动。当前,对于“北约亚太化”的认知分歧主要聚焦于其属于联盟转型还是联盟扩员。通过比较分析联盟转型与扩员的条件,可以发现“北约亚太化”的实质是北约将联盟空间拓展至亚太地区,推动联盟转型。尽管北约积极加强与亚太国家间关系,但是双方之间的信任程度和互利水平有限,这使得“北约亚太化”难以发展为在亚太地区的联盟扩员。“介入亚太”已经成为北约的长期任务,会对中国周边安全、亚太地区局势与大国战略竞争造成不容忽视的影响。对此,中国需要加强与欧洲国家的经贸合作、巩固与亚太国家的务实合作、推动建立与完善包容性的地区安全机制,妥善应对“北约亚太化”。     

美国重返亚洲的理论基础： 以全球公域论为例

在亚太地区,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美国传统的“辐辏”霸权体系难以为继,离岸 制衡理论也遭到重大挑战。为此,美国理论家近年提出“全球公域论”,成为美国“重返亚洲” 战略的理论基础之一。以此为指导,美国加紧推行全球公域战略,重点是改变在南海问题上传 统的中立政策,以所谓的“海上自由航行”原则突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限制,实施“空海 一体战”,为美国亚太双边联盟体系寻找新的合法性并强化这一体系,以实现美国亚太霸权从“ 霸权稳定性”到“霸权可持续性”的转型。形成中的美国全球公域理论与全球公域战略对亚太 秩序和中国国家安全带来一系列挑战,值得中国高度关注     

国际秩序分层与新的国际关系体系 --构建中国国际关系体系的三个利益层面

21世纪任何一国所希望创建的国际关系体系,其形成都有赖于现实三重国际新秩序的发展.在和平、发展、合作基础上建立民主的国际政治新秩序是中国国际战略的目标追求.体现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上,中国要从全球、地区、国家三个利益层面构建自身的国际关系体系.在全球利益层面,突出并适应安全与合作这一主题,寻求国际格局中有利于合作的共同战略利益基础,倡导建立多元文明平等、共处、合作、发展的全球秩序;在区域利益层面,着眼于地区利益关系的协调,达成地区内多个大国共同崛起的相互认同,尝试构建由地区潜力型大国或地区组织自愿推动的区域合作体系和相互依赖机制;在国家主权关系层面,重点警惕"新帝国主义"从理论到实践各方面对民族性的侵蚀,重视维护国际利益的民族性和多元性,丰富和创新以国家主权利益为支点的爱国主义,确立维护和平、保障安全、有利发展的崛起战略.     

从北约对利比亚军事行动透视美欧跨大西洋联盟新走势——兼谈西方军事同盟对外干预的新趋势

本文以北约对利比亚军事行动为切入口,通过考察后冷战时期北约内部有关北约存废的争论,分析北约战略转型的过程,指出北约对利比亚军事行动显示其依然是跨大西洋联盟的主要协调机制,北约战略转型基本完成和定型.目前北约已经成为以共同价值为导向,具有明显进攻性的政治-军事同盟组织,其活动范围超越了自身边界.作为西方军事同盟,北约的对外干预将更为主动和具有意识形态色彩,其目标则为扩大西方在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和主导性,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保护西方联盟利益,其行动将更注重在形式上尊重联合国,努力与欧盟和俄罗斯协调从而加强合法性.为了有效地实施对外干预,西方军事同盟将运用“巧防务”继续保持军事领先地位.     

冷战后欧洲安全重建中的俄罗斯因素北大核心CSSCI

20世纪90年代,在国际地位急剧下降的背景下,俄罗斯先是希望以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为基础构建欧洲安全框架,后又期望借助与北约形成制度性框架安排,以维持在欧洲安全议题上的话语权。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恢复和崛起步伐的加快,面对北约东扩特别是美国积极推动在欧洲部署导弹防御体系所带来的强大压力,俄罗斯酝酿并明确提出了全新的欧洲安全框架构想,以图增强在欧洲安全议题上的话语权。在种种结构性因素制约之下,未来欧洲将长期维持俄罗斯、北约、欧盟三极并存的力量格局并形成动态的三边安全格局,其中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将更具关键意义。     

冷战后欧洲安全重建中的俄罗斯因素

20世纪90年代,在国际地位急剧下降的背景下,俄罗斯先是希望以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为基础构建欧洲安全框架,后又期望借助与北约形成制度性框架安排,以维持在欧洲安全议题上的话语权。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恢复和崛起步伐的加快,面对北约东扩特别是美国积极推动在欧洲部署导弹防御体系所带来的强大压力,俄罗斯酝酿并明确提出了全新的欧洲安全框架构想,以图增强在欧洲安全议题上的话语权。在种种结构性因素制约之下,未来欧洲将长期维持俄罗斯、北约、欧盟三极并存的力量格局并形成动态的三边安全格局,其中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将更具关键意义。     

全球公域：不均衡全球化 世界中的治理与权力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化，具有非传统特性的全球问题不断涌现，在现有治理秩序下无法得到有效解决，需要协调全球各行为体一致努力进行治理，这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全球共治理念的贯彻，有助于实现全球共享安全。其中，网络、极地、外太空、公海等各个全球公域的重点问题领域，亟须全球做出协调努力进行治理。全球公域作为一个相对较新的战略增长点，为各国所重视。但是，治理中仍然存在着两类权力不均衡的情况，即参与治理的富国与穷国之间权力的不均衡，参与治理的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权力的不均衡，它们都影响了治理的效果。全球公域治理的制度安排受限于概念模糊、划界不清、权责不明的现状，大国权力政治的色彩很容易趁机充斥到全球治理的诸多安排当中，危机治理行为的合法性。     

美国对核生化恐怖主义的评估与政策

恐怖主义猖獗改变了世界安全战略走向。美国在“9·11”事件及其随后的“炭疽热”事件之后,把防范核生化恐怖主义提上重要的安全议程．着手全面建设应对核生化恐怖主义的国家能力。美国打击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保卫本土安全也都是在不同程度上应对核生化及放射性威胁。本文着重剖析“9．11”事件后美国对核生化恐怖主义的评估,梳理其在理论体系、组织指挥、国际合作、本土防御、应急救援、专业力量六个方面的反核生化恐怖主义体系。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下“人的安全”及其治理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作为一项新的全球发展计划，其目标是构建免于恐惧和暴力的和平、公正、包容的社会，其核心是消除全球贫困与促进包容性发展，包括消除贫困、饥饿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等内容。该议程的主体内容体现了联合国所倡导的“人的安全”理念，这一理念强调各种威胁的相互关联性，人的安全和人的发展是同一事物相辅相成的，这种治理观要求广泛借助联合国系统，并且顾及地方、国家、区域和国际范围内各级公私部门行为体的特点和资源，拓展一种由各种利益攸关方组成的综合框架，其内容涉及粮食安全、气候安全、环境安全、社会安全、反恐、移民等重要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议题。其中，气候变化、资源消耗、南北差距等问题是可持续发展难以实现的重要动因。上述安全议程同时体现了各种广泛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关联性。因此，建构全球“人的安全”治理机制需以联合国为核心，并形成多层治理、建构广泛的国际伙伴关系，以实现联合国所倡议的全球可持续和平愿景。     

“不确定”时代国际安全的“确定性”重塑

国家始终面临着如何实现国际安全的难题，因而也向来偏好于获得地区与国际环境中的“确定性”。不过，这通常会面临地区与国际形势演进“常态性”及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的影响，而在“不确定”时代，这则会体现得更为明显。“不确定”时代的“不确定”实际上表现为全球治理的“失序”，主要呈现在国际经济层面的保护主义、国际政治层面的保守主义、社会层面的民粹主义与国际安全制度性安排的“滞后”等诸方面。这些“不确定”因素深刻作用于国际安全的“确定性”本质，在影响国家实现国际安全的“自助性”和国家间安全关系的同时，更使国际体系的“确定性”难有保证。因此，重塑国际安全并不能囿于哪一个范式的解释，它是一项系统的、复杂的国际战略议程，在重塑国际安全进程中依赖于经济领域开放、互惠互利的地区与全球秩序的建立，依托于全球范围内“积极有为”国际安全理念的共享，依靠于国际安全治理制度的“与时俱进”。而在国际安全实践中，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南海安全进程中所体现的安全实现路径则为在“不确定”时代重塑国际安全“确定性”提供了一个经验性验证。     

中美政治、安全矛盾与经济相互依存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美两国之间的政治利益、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冲突相继凸显.持续增长的中美经济相互依存关系一度被视为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两国之间的政治与安全矛盾.由于中国向全球生产链中高端发展和实施“走出去”战略,中美之间的经济竞争与博弈加强,奥巴马政府推行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表明,中美两国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利益与矛盾相互交织.两国关系在日益复杂化和多元化发展的同时需要管控分歧、促进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共同发展,因此,务实合作成为今天中美关系的压舱石.     

美印民用核合作：利益对接与矛盾

广受关注的关印民用核合作协议已经美国国会批准并最终生效,美印民用核合作是两国在战略层面增进关系的里程碑,体现了双方复杂的利益关联,势必对双边、地区及全球格局产生深刻的影响。美国国会的辩论表明美国在涉及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和美国安全利益方面,存在明显的双重标准,而印度在强调谋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担心在战略上处于被动。从前景看,仍存在诸多影响关印核合作进展的不确定因素,双方将围绕该问题继续展开利益互动和讨价还价,预计合作不会一帆风顺。